世界遗产是“地球的名片”，是所在国家的荣誉和自豪，近年来，中国掀起了一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热，简称“申遗热”。

众所周知，一些地方申遗是为助推旅游，以为有了世界遗产这块“金牌”就能赚大钱。但事实并非如此，山西五台山申遗成功一年多，旅游收入不升反降，二00八年旅游进账十四亿元，比二00六年减少二亿元，而五台山为申遗作出重大牺牲，对不符合遗产要求的宾馆、商业摊点等各类建筑实施大拆迁、大搬家，将一个昔日高山闹市还原成清静佛国，直接投入资金以及大拆大搬付出的经济代价不下于二十亿元。

这种“亏损”结局显然是申遗者始料未及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遗产名录，目的是保护濒危遗产，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文化精神功能是世界遗产主要属性，旅游只是遗产的附带功能。如果为拿着遗产招牌赚大钱，甚至为捞取“文化政绩”，而不惜血本拼申遗，显然不值得，因为联合国对世遗赚钱早有“紧箍咒”，规定遗产地禁止商业化，不准搞过度旅游开发，否则黄牌警告，直至取消世遗称号。

申遗只是一项保护活动，一种程序，不要过渡炒作，不要给它更多不必要的期许，过高的期待都是不太好的，要理性看待，理性的发展。有了申遗这块牌子，只是一个文化保护的牌子，它还不是“金字招牌”，发展还是硬道理。

中国正掀起一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热，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在上海表示：中国的“申遗热”有两个误区，一是把“世遗”等同于“摇钱树”，二是误以为所有的“世遗”都是先进文化。

葛剑雄说，全国各地都在争相“申遗”，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出于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有些“申遗”项目甚至莫名其妙，“不少地方存在认识误区，以为只要‘申遗’成功，这个项目就成了‘摇钱树’，就有大笔的保护基金来了，就有大笔的旅游收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基金主要是考虑救助濒危遗迹，并且是在本国没有保护能力的条件下。”

他说，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世界文化遗产是需要大量的投入，申报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这一点。文化遗产不是申请得越多越好，要量力而行。不少国家都控制“申遗”数量，因为保护不过来。此外，对热衷于通过“申遗”来开发旅游的地方政府而言，也要认识到一点：并非所有文化遗产都有观赏性。

葛剑雄认为，“申遗热”的第二个误区是把世界文化遗产误以为就是最先进的文化，“其实并非所有的‘世遗’都是先进文化，《世界遗产公约》没有这方面的表述。‘世遗’只是以往历史的一个篇章，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者几个重要阶段。”

世界遗产被称为“地球的名片”，是所在国家的荣誉和自豪，花十几个亿拿到6个地的遗产品牌，在国内申遗史上花费算比较小的。国内外的遗产地发展道路表明，申遗成功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难以估量，除旅游经济发展之外，品牌提升、美誉度提升、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其他项目投资，外围城市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等，会得到更大的收益。

一向以众多的世界遗产而闻名的英国，2008年宣布，由于申遗后维护和修葺的费用远远大于其带来的旅游效益，将停止申请加入世界历史遗产名录的工作。普华永道撰写的报告显示：英国申请一个世界遗产需要花费40万英镑，平均每年用于维护的花销也在15万英镑左右。

由于维护和修葺的费用远大于带来的旅游和休闲效益，因此将停止申请加入世界历史遗产名录的工作。

记者：我们国家还有35个项目在排队备战，为什么国内外会产生这种反差呢？

彭华：我只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今后再也见不到英国有新的世界遗产了。但是，遗产大会审议项目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澳大利亚等遗产大国均有项目参加。

英国和其他欧美国家都非常重视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世界遗产名录中有近50%分布在欧洲和北美。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省份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仍然位居世界遗产大国的第一、二位。此外，欧美国家申遗的入选率一直比发展中国家要高出许多。世界遗产中心编制的世界遗产分布图上，欧洲密密麻麻，而亚非拉地区则零星散布。

因此，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申报世界遗产为“热”的话，我认为这是“觉醒”，是自然和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是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的觉醒。仅仅因为保护不力或“无能力”保护作为借口，认为这样不如不申遗，自己否定自己民族的觉醒，我觉得那才是可悲的和愚昧的。

随着丹霞山申遗成功，中国“申遗热”再次掀起新一轮高潮。也许中国式申遗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只是“丹霞山申遗成功”让公众慢慢窥视出申遗、旅游资源、门票涨价间的微妙联系。 　一开始，我们申遗只是单纯的为了获得世界认可。中国地缘辽阔，那么多秀美自然景观藏在深山老林，不为人知，实在可惜。获得“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封号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融入世界的一道重要程序。然而，“中国式申遗”更多是为了商业利益、无限度开发、旅游人数增加带动的GDP增长。数据统计，中国已拥有40处世界遗产，规模排名全球第三。中国已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60多个。要完成所有项目申报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如此庞大的“申遗大军”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用“申遗热”“申遗浪潮”这样的词语也不能完全形容，简直创造了一个“申遗奇迹”。

同时，景区申遗成功的背后是投入了巨额资金。“中国丹霞”申遗牵头的湖南崀山所处的新宁县就为这次申遗花了4亿多元，而其2008年的财政收入才刚刚突破2亿元。“中国丹霞”六地共为申遗花费十几亿元。人们不禁会问，用十几个亿申遗到底值不值？如果申遗成功后，门票可以立即涨价，可以带动地方的旅游经济，那么我看申遗真的很值，而且相关部门可以赚的盘满钵满。

申遗背后的利益驱动，是这场申遗运动的根源。申遗动辄牵动十几个亿的资金，数目巨大，可最后埋单的仍然是公众，这更是一种劳民伤财的做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惯性思维。这是一种可以无限复制的模式，而且屡试不爽。

云南丽江1997年申遗成功，三年后旅游综合收入就达到13.44亿元。申遗后就涨价，成为国内一些景区惯常的做法，但习以为常并不代表就是合理的，把世界遗产当做提款机、摇钱树，只能证明我们的目光太短浅。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猛增，由此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和文物见光过度，许多壁画出现变色剥落现象。申遗成功的短短几十年间，莫高窟遭受的人为损坏超过了过去千余年的自然侵蚀。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

“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开发，难以维持长久，最终会付出惨痛代价。而遗产的文化价值不但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反而会因为过度开发而受到破坏。被利益化的遗产不再凸显文化价值，而仅仅是一个用来营利的商品。中国式申遗背后，涌动的是个别地方急功近利的狂躁心理。这种心理造就了地方对待遗产的开发保护完全是功利性的。短视的、盲目的、狭隘的政绩观、利益观，使遗产陷入重开发、轻保护的恶性循环中。

何时我们才能认识到“世界文化遗产”的真正内涵？它不是商品，不是某一地方换取经济利益的专属品，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我们只有不再将“申遗”看成是搞旅游开发，不再偏信所谓申遗的“投入—产出”模式，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体现。

中国的“申遗热”　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的两个申遗项目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和由云南石林、贵州荔波和重庆武隆捆绑申报的“中国喀斯特”高票获得通过，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年两个的“中国速度”，再次点燃了我国的申遗热情，一些地方使出浑身解数，向申遗冲刺。

全国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100多个，这还不包括许多没有得到国家批准仍在孜孜不倦努力的项目。如此高涨的申遗热潮被解读为“中国式申遗”。

在中国式申遗的框架中，各地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一旦成功，便往往开始一味地无序开发，把“世界遗产”当作“摇钱树”，日渐背离原本遗产保护的承诺。一些世界文化遗产明明已经不堪重负，管理者偏偏熟视无睹，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罔顾世界文化遗产的安危。

可排一个世纪的申遗大军

申报世界遗产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虽然中国起步较晚，但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至今，我国已经有35处世界遗产，规模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排名全球第三，是世界遗产大国。从情况看，申遗最热的仍然是中国。

“2005年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凯恩斯—苏州决议》，规定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个专案。照这样计算，中国要完成所有项目的申报工作至少需要一个世纪。”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有关官员透露，中国有上百处景观或古迹被列入申遗“预备清单”。

尽管每年每个国家申遗名额极其有限，门槛也提高了，但申遗角逐依然十分激烈。

为了达到申遗要求的条件，申遗所在地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拿刚刚申遗成功的云南石林来说，申遗15年来，当地根据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的要求，全面启动了建园75年来投资规模最大的景区提升改造工程。在原来划定的一、二、三级保护区基础上划出特级保护区，特级保护区内禁止一切人员进入。

金钱的诱惑？

“石林若能申遗成功，其优秀的自然资源便能按照国际标准得到永久保护，同时能够极大提高石林的知名度，推动云南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石林县一位官员对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充满了期待。

当年，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等古城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声名鹊起，并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平遥古城，1998年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一跃而至500多万元，翻了近30倍。云南丽江古城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3．44亿元，占了丽江国民生产总值的50%。

2006年7月13日，安阳殷墟申遗成功后举城欢庆，一年后，世界遗产殷墟给安阳市民带来了诸多“申遗”成功的好处：游客来得比以前多多了，商贩们的生意比以前好多了，景区讲解员忙活了，工资也提高了许多，出租车司机也从原来的每天只挣几十元到的一百多元。更让人惊叹的是，申遗成功后，殷墟遗址门票一年收入高达上千万元，比以前翻了五番。这更让热衷申遗的地方政府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申遗”成功后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让一些正在寻找经济发展突破口的地方看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可能性，一些地方纷纷标榜，有条件的一定要申遗，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申遗。

如此密集的申遗动作和如此壮大的申遗队伍，其诱惑力可以窥之一二。

对此“申遗热”，人们需要理性的声音。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就多次强调：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端正申遗目的，无论是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还是准备申遗的项目，都要加强保护，申遗只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而绝非唯一选择。

后工业时代：文化遗产期待救赎

剪纸、泥塑、雕刻、木偶、花鼓灯、黄河号子、毛笔、原生态民歌演唱……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渊源的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由于受人类社会结构和环境改变的影响，以及其本身存在形态的限制，必然带来它的社会存在基础日渐狭窄的发展趋向。

面对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速、环境恶化、旅游开发等威胁，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濒危状态。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抢救和保护那些处于生存困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后工业时代赋予我们的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

“在后工业时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它在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进行一场艰巨的抗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田青曾经说，在中国，每分钟都可能有一位老艺人、一门手艺或一首民歌消失，每秒钟都可能会有一幢老房子被拆掉，都标志着一份文化的流失。

“申遗”是最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吗？

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长城保护专家董耀会表示，申遗本身作为一种利益驱动，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不了其负面影响，但总体上说有利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就拿长城来说，在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尽管在旅游开发上存在一定的破坏性因素，但实际上，申遗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长城这一文化瑰宝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即便申遗失败，各地在申遗过程中能够学会尊重文化产业独特的发展规律，找到保护与开发的最佳平衡点，申报过程也是认识提高的过程。

但仅靠申遗来救赎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方式也太过单一，力度也显得太过单薄，更何况，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严峻考验。据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介绍，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改变，资源流失状况严重，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得到依法保护，法律法规建设有待加快，保护机制亟需完善。

如何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众专家有着共同的观点，那就是靠每一个公民的积极努力和参与，努力抢救民族记忆，把保护国家文化遗产活灵活现应用在生活当中，从而使文化遗产有效地得以传承和发展，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