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萨马拉》成功地记录了际冲突与小城生活的点滴苦涩。它是约翰·奥哈拉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是对其作为一个有着高度社会敏感的主流作家的持久证明。

约翰·奥哈拉（1905-1970），凭借处女作《相约萨马拉》—一举成名，并迅速成为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他以《北弗雷德里克街十号》一书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并且在《纽约客》杂志发表了数量远多于其他作家的短篇小说。

他一生共写了14部长篇小说，包括：《向怒而生》《酒绿花红》，《青楼艳妓》以及《露台青潮》，他的短篇小说被收录为共12册的作品集。

1930年12月，圣诞节前夕，吉布斯维勒的社交圈里充斥着舞会和派对，音乐通达旦，美酒开怀畅饮，光环的中心站着朱利安和卡罗琳·英格里斯夫妇——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对他们有着同样的嫉羡。但是，突如其来的一杯冰水威士忌打破了这一切。朱利安·英格里斯从此告别了上流社会，势不可挡地走向了自我毁灭。

作为二十世纪文学的经典之作，《相约萨马拉》是一部在美国流传最广的大众文学读物。美国著名讽刺作家弗兰·勒伯维兹曾称本书为“不输于菲茨杰拉德的完美作品”。

奥哈拉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独一无二……在他的作品中，美国呈现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场景，就像当年亨利·詹姆斯笔下的美国，或者普鲁斯特笔下的法国，而奥哈拉是惟一有此功力的现代作家。

——莱昂内尔·特里林，《纽约时报》

生动鲜活、激动人心、浓墨重彩、深入骨髓，落笔有如神助。”

——《国家》杂志

约翰·奥哈拉的相约萨马拉

作为海明威的同窗好友、菲茨杰拉德的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约翰·奥哈拉并未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在中国学者所著的美国文学史中也鲜有论及。即使在哈佛大学萨克文·伯柯维奇教授主编的8卷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中，约翰·奥哈拉和《相约萨马拉》也只是被一笔带过，远不及《永别了，武器》和《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被大书特书，赋予了时代的美学的社会的这样那样的等等的意义。然而，在去年《时代》周刊创刊以来的百部最佳英文小说里，《相约萨马拉》排名第六，远远超过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小说。

与海明威的新闻式写作一样，《相约萨马拉》的语言简洁，叙事平淡，悲悯酸楚，冷漠真实。作者常常在不经意间插上一两句题外话——如玛丽·曼纳丝从一个美丽的矿区少女变成一个纽约荡妇，似乎这个人物与全篇的主人公毫无关系，但正是这不经意的一笔，作家试图说明，在胡佛——“饥饿总统”的统治时期，“明年会好起来”只不过是空头支票，会有更多人与小说主人公朱利安·英格里斯一样，走上不归之途。结尾讲到路德·佛列格勒的可能有的好运，初看起来，似乎是想与开头所描写的路德夫妇的恩爱的叙事基调保持一致，而细细一品，就能体会到作者心中的悲凉——又一个家庭正在走着朱利安·英格里斯夫妇的老路——正如今天我们身边的无数家庭也正在这条路上昂首前进一样。

与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不同的是，约翰·奥哈拉眼中的吉布斯维尔小城一片宁静。没有恶之花式的喷发，没有“美国梦”破碎后的悲壮，只有作者心底处静静燃烧的野火——作者不是一个革命家，也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倒更像是一个冷眼旁观的怀疑主义者。在这个小城镇，田园诗般的风情在这个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业已烟消云散。朱利安·英格里斯本是一个体面的汽车销售商，是乡村俱乐部成员，妻子也十分可爱，可以说命运几乎赐给了他一切，但他却糟蹋了命运的厚赐。在圣诞节前后的3天时间里，英格里斯酗酒、堕落、挥霍无度，还做了一系列蠢事，以至于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正是他可悲的命运，让他的小说更有分量。在他笔下，小城镇的一切似乎都比较安逸和随性，不会有大城市的富有戏剧性的大起大落。音乐通宵达旦，美酒开怀畅饮，似乎一切从来就是如此。然而，在经济发展出现滞胀、各种危机潜滋暗长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小城生活的点滴苦涩也已暴露无遗，其人际冲突也同样不可避免，令人惊心动魄。朱立安·英格里斯无法在人情世故的外衣下掩盖自己对一个恶棍发自心底的厌恶，也厌倦了这种表面风光、内心彷徨的无根的日子。在从小就学会的容忍与沉默中，他奋力一击，以一个男人的方式告别了所谓的上流社会。

或许，在传统的左派人士看来，这就是在现代时期被批判过的“文明病、城市病”——尽管现在又被视为小资的标志，时尚的先锋。崔永元说忧郁是天才的象征，李欧梵认为颓废是自己的通行证，迷茫、孤独也一直被大众视为诗人与哲学家的标志，但在《相约萨马拉》中，约翰·奥哈拉则向我们描述了光环背后的阴影，再现了悲剧发生的前前后后的每一个细节——他并不是试图为我们寻找到一种所谓治疗社会病灶的良方，而只是试图说明，人终究无法正确认识自己，原来的一切人性问题并未随社会的进步而减少，它还依然存在——事实上，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经不起任何考验，仅仅泼出一杯冰水就能让一切美丽的幻象成为过眼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