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篇幅在万言左右的小说会被划归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在现代甚为流行。所有小说基础，其发展初期并无长短之分，随时代而区分。今短篇小说多要求文笔洗练，且受西洋三一律一时一地一物观念影响，使其更生动详实但也限制其发展。

短篇小说，小说的一种。其特点是篇幅短小、情节简洁、人物集中、结构精巧。它往往选取和描绘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着力刻画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反映生活的某一侧面，使读者“借一斑略知全豹”。正如茅盾所说：“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的。”这“也就决定了它的篇幅不可能长，它的故事不可能发生于长年累月(有些短篇小说的故事只发生于几天或几小时之内)，它的人物不可能太多，而人物也不可能一定要有性格的发展”.

字数的多少，是区别长篇、中篇、短篇小说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人们通常把五千到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称为短篇小说，三万字到十万字的小说称为中篇小说，十万字以上的称为长篇小说。这只是就字数而言的，其实，长、中、短篇小说的区别，主要是由作品反映生活的范围、作品的容量来决定的。长篇小说容量最大，最广阔，篇幅也比较长，具有比较复杂的结构，它一般是通过比较多的人物和纷繁的事件来表现社会生活的，如《红楼梦》。中篇小说反映生活的范围虽不像长篇那样广阔，但也能反映出一定广度的生活面，它的人物的多寡、情节的繁简介于长篇与短篇之间，如《人到中年》。短篇小说的特点是紧凑、短小精悍，它往往只写了一个或很少几个人物，描写了生活的一个片断或插曲。短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虽不及长篇、中篇广阔，但也同样是完整的，有些还具有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

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欧·亨利（欧·亨利（O. Henry）是其笔名，原名为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三个人的短篇小说颇负盛名，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三人出生的年月相似，皆是十九世纪末的资本主义露出许多破绽的时期。三人写作风格也极为相似，但在相似中亦不乏他们三人特殊的风格，都是以谐谑的话语讽刺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与腐朽，还有人们那些趋炎附势与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莫泊桑

莫泊桑(1850--1893)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出生于没落的贵族世家，1880年发表第一个中篇小说《羊脂球》，此后陆续写了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小说，博得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赞誉。他的创作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法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风尚的丑恶，对下层社会的“小人物”寄予同情。小说构思新颖，描写生动，人物语言个性化，布局谋篇别具匠心。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羊脂球》《项链》等，长篇小说《一生》《俊友》又译做《漂亮的朋友》等。

契诃夫

契诃夫( 1860～1905)

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和短篇小说艺术大师，他是俄国最后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早期作品讽刺和揭露了俄国社会官场人物媚上欺下的丑恶面目，写得谐趣横生，发人深思。八十年代中期，他创作了既幽默又富于悲剧的短篇小说，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生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变色龙》《苦恼》《万卡》《第六病室》《套中人》等。

欧·亨利

欧·亨利(1862.9.11-1910 )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著名作家。一生经历丰富，从事过药房学徒、牧牛人、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新闻记者、银行出纳员。曾被诬告罪入狱三年。后迁居纽约，专事写作，他几乎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供报刊发表。他一生创作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反人道的法律、虚伪的道德给予揭露和讽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等。

同时，埃德加·爱伦·坡也因其短篇小说而著名。

鲁迅（1936年10月19日病逝）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域外小说集》《狂人日记》。著作收入《鲁迅全集》

中国小说

《神话》《唐传奇》《明代话本》《三言二拍》，文言小说《聊斋志异》。

古代短篇小说分文人小说和市人小说两大类，体现在艺术语言上则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类小说除了在小说文体和美学规律必然互相沟通的趋同性之外，从内容到形式也有较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文言小说的创作主体一般都是高层文人，以唐人传奇的作者言，几乎全是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科举成名，有的还当显宦，如元稹、牛僧孺位至宰执；白居易白行简兄弟、沈亚之、蒋防、李复言等人都有一代才名；宋明以来的刘斧、洪迈、瞿佑等作家亦然。而宋元以降的白话小说作者，不是出身下层，也便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书会先生这类中下层知识分子；冯梦龙、李渔这样的饱学之士不多。创作主体的性状必然要影响从意象到形象的风格区别。

其次，创作动机和目的不同。文人小说的作者不论由于现实人生的感兴，或意在评价人生，或意在发抒情怀，创作都不是为了卖文维生，只是自我娱悦或娱悦周围同好。白话小说的作者（演述者）却是将作品作为在游艺场中谋生的手段，或为了刻印出售。前者可以单凭一己的感兴，有独立挥洒的自主性；以小说为谋生手段的就必须考虑“买方”，关注于群众是否接受，还要顾及社会舆论的评价，以至受限于公众传媒式的言论自由度。后一点值得注意，古代没有报刊之类的传播工具，说话艺人演讲故事，大抵采集周遭近事、民间传闻，带有现代报刊社会新闻报道的作用。只要看现存北宋传来的话本大都叙述东京（今开封）一带故事；南宋大都叙述行都临安（今杭州）一带的故事；除了都城是艺人集中之区的原故外，也有取近时近地的见闻为材料的性质，因而有舆论责任的负荷，和文人的关门著述不同。

复次，主体的社会地位、创作目的和欣赏对象的不同，必然导致思想观点、感情态度和艺术趣味的不同。文人小说持上层文人圈的价值观、感情和趣味；市人小说作者的意绪、情绪和口味既不同于上层文人，又必须代表市民群众的意识、愿望和趣味，作市民的代言人，才能为市民写心而博得听众（读者）的赏爱；这之间显然要承受市民的进步的或庸俗落后的意识和趣味的影响，使两者的倾向和美学品位异趣。

又，上下层人士的生活接触面不同，所择取表现的题材和角度自然也有差异。再次，主体的素养、创作目的等的歧异，导致两者的表现方法直至驱使语言（不仅指文言和白话）的不同，文人通晓文体章法，有所秉承；丰厚的学养使之熟谙文史典故，运用自如；诗词韵语更得心应手，无所窒碍；市人小说则多用俗谚俚语，以浅俗之言适应听众；叙述的情节必须更为繁富，细节描写力求生动以吸引听众。比如，临场演述时为了等齐后到的听众，正文之前必须先加一个小故事作“入话”，以至市人小说形成一种特定的格式，后来成了案头文学时也承袭不变。唐代传奇作家人人能诗，不以为奇，除了情节必要，极少夹入无谓的诗赋韵语（元明以后的文言小说大量使用诗词韵语，是文言小说的劣化）；而市民小说作家则因没有作诗歌的素养，为了炫示风雅，反而要借用前人的诗词或自诌几句以文饰，往往不是情节发展所必需，反而成为破坏情节连贯流走的障碍。至于文言小说简洁典雅、市人小说通俗亲切，就更无庸解释了。

文人小说自七世纪的初唐出现；至中唐而极盛，作品都密接现实，宣泄时代心声；九世纪后叶起逐渐衰疲，迄宋明而不能复振，虽然余脉不绝如缕，但和全盛时期唐人传奇相比，大抵仅存形骸，神气萧索。直到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出，才结合市人小说情趣，为文人小说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市人小说从宋元起取代文人小说而繁荣，实因为小说是群众的艺术，而群众对深奥的文言小说毕竟有语言障碍，对文人的思想感情也较隔膜，文人小说即使不自行衰颓，也难与广大市民更贴近更能接受的市人小说争席。但市人小说经过了晚明的全盛期也渐次衰落了，这因为，大量头脑冬烘的文人（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占绝大多数）插手，将小说作为宣扬礼教的工具，这些充塞迂腐的教条的作品当然缺乏艺术，甚至没有可读性。更因为，中国陈腐的封建社会及其文化已经到了末世，已经缺乏新的美学生机，缺乏艺术创新的原动力。白话小说的长篇作品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问世后，立即进入了退潮期；短篇则比长篇更早衰落，明清之际的李渔成了最后一位佼佼者。此后虽仍有文言和白话的短篇小说行世，但在文学价值上已可存而不论了。

当代短篇小说以刘心武《班主任》开反思先河为发端，成为当代文学极其重要的一种创作体裁，而阿城的《棋王》、李国文的《月食》则使短篇小说的思想内涵大幅提升，一时间短篇小说的影响里甚至超过长篇，王蒙、铁凝、张贤亮、张承志、池莉、方方、等一批小说名家涉足短篇创作，诞生了大量精品，九十年代的短篇小说繁花似锦，其中以王阿成、陈村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新结构主义等作家，成为短篇创作主流，世纪之交短篇小说作为主流文学渗入网络时代的轻骑兵，最先得到网络读者群的接受，在传统期刊发表的优秀短篇如贾平凹《废都》（短篇，与其长篇小说《废都》同名）、徐坤《狗日的足球》、唐伟《我脑有病》、王安忆《月色撩人》等被网络版《建国后小说999篇》以及《当代优秀小说选》等网友自编集收录、传播，并获得超过传统期刊效应的广泛影响，这使得以前对网络不屑一顾的纯文学队伍认识到网络的巨大传播和影响能力，众多传统媒介作家开始进入了期刊、网络的双轨创作并因此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