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1930年8月24日-2022年11月24日），男 ，汉族，中共党员。生于上海，原籍江苏省盐城市。1947年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专业学习，1949年毕业。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原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1947年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攻读理论编剧专业，1949年投奔革命到北京，进华北革命大学学习。

1950年至1953年间先后任天津铁路文工团和入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创作组长。

1954年到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任文艺编辑。

1957年7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反对官僚主义的短篇小说《改选》，引起一定反响。但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铁路工地参加劳动，此后长期搁笔。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提笔写作，发表了《车到分水岭》《空谷幽兰》等有影响的短篇小说。

1978年调到中国铁路文工团任创作员。发表在1980年3月号《人民文学》上的《月食》，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于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危楼纪事》获1984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6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小说选刊》主编，至1989年底该刊停刊。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作还有随笔散文集：《骂人的艺术》《淡之美》《大雅村言》《楼外谈红》《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唐朝的天空》等，并著有评点《三国演义》《莎士比亚传》等书。作品多次获国家级大奖。

2022年11月24日1时30分，李国文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李国文对书籍的“嗜爱如命”、“情有独钟”是圈内人所共知的。据说当年他在参加抗美援朝时，就从国内带出了一本刚出版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战争期间，无论战斗多么紧张、激烈、残酷，只要是稍有空闲，他就会偷偷翻出书来饱看几页，在朝鲜战场，是读书伴着他越发坚强、成熟起来。

“反右”斗争时，他的人生跌入了最低谷，被无情打成右派后下放，他把有情的《红楼梦》读得烂熟。后来，由《红楼梦》发挥出来的“红学”、“红文”、“红议论”果然就成了他文章的强项之一。与此同时，不论当时的劳动强度多大、环境多险恶、境遇多尴尬，但每遇到破报纸、旧书，他都会千方百计地捡回来，等到夜深人静，躲进帐篷成一统，点灯熬油，彻夜苦读，在极有限的条件里，海绵吸水般地拼命汲取文化营养。是读书使他逐渐认识了人生、并支撑着他勇敢地活了下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国文因病回京，妻子所在单位的图书馆刚好进了一套《二十四史》，善解人意的妻子懂得李国文的心思，就想方设法从图书馆一本本地往外借，李国文如获至宝，每天让自己钻在书里如醉如痴，这套《二十四史》整整伴着他度过了三年快乐的时光。后来，他还通读了《资治通鉴》等文史专著，把国学痛痛快快地恶补了一下，是读书让他智慧起来、超然起来。

李国文是一株文坛常青树。最近十几年来,他简直是写“疯”了，一如大河开闸,止都止不住。七十多岁的人，曾有好几年，同时在《当代》《花城》《人民文学》等杂志上开专栏，而且每篇还都是超过万字的优质长文；还不时发表些零散文章。其近年的随笔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说唐》都上了图书排行榜，再版之后仍然卖得很火。

李国文本来是小说作家,十几岁就开始发表小说并成名,1982年中国茅盾文学奖第一次评奖,他就以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荣膺大奖。可是近十几年来他“封笔”小说,改写大文化随笔,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一位位地探究古代大文人的心路历程,重新“打造”了一个散文随笔大家的形象。

李国文参加过反蒋学生运动，读过南京戏专，当过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被打成过右派，天南地北“改造”过。新时期重当作家，成为“文学获奖专业户”。有了这么多风一重浪一重的经历，他所收获的首先是一种面对世界的坦然。坦然分两种：一种是坦然面对别人，一种是坦然面对自己，后者难度更大，因为生活中的有些难题，绕得开别人，却绕不开自己。李国文是真不往心里去，临到开会时，人家叫上主席台就上，不叫上就气定神闲地坐在下面；别人来说几句悄悄话或是牢骚话或是风凉话，都一律左耳进右耳出，心里连一点儿雪泥鸿爪都不留。他的心早就装满了，没地方了，搁不下这些“没用的东西”。在这世界上，能叫李国文认为有用的只有一样：创作。李国文做文章也是坦然的，他以平常心写作，我手写我心，心到笔到，嬉笑怒骂，从心所欲不逾矩。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写散文随笔以后，他的肩上好比又插上了一对翅膀，更加自如地在文学天空中翱翔起来。比如他在《红楼非梦》中的“段子”：“幸好大观园不成立诗人协会，虽然这是绝对的清水衙门，但若真的成立，又觉得是肥差了，少不了你争我夺，削尖了脑袋之类的笑话，就会产生。”(《宝钗这个人》)又如：“这和文坛上大作家却拿不出大作品，名作家不知他写过什么东西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也怪，正是这些人,偏偏最难侍候。”(《贾政的“生的门答”》)这些话把坏人骂了，气得人家好多日子心里不舒服；他自己可倒好，两眼一眯，敲着键盘“哈哈哈”，一副“老禅入定”的弥勒佛之态。“无欲则刚”，确实如此。

李国文家收拾得纤尘不染，地毯是白色的，窗帘也是白色的，还有白桌布、白墙壁等等，满室洁白！李国文家家里流动着一种看不见却能感觉出来的文明气息，这种文明不单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也强烈地掞入了西洋风——李国文一向是比较洋派的，他喝咖啡得喝现煮的，喜欢吃奶酪、起司一类洋玩艺儿，穿着也总是很考究，李国文出身书香门第，又加上海派洋泾浜文化的熏陶，这种出身的中国作家并不多。然而李国文从来也没有吹嘘过自己的家庭出身，非但如此,，还具有反思精神。比如他曾说：“我知道，我根子还是小市民，容易满足，容易退让，容易忘却，容易轻信。研究我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小市民心态，倒成了我在作品中常常探求的主题……大城市里的小市民，既是一种涌动的力量，也是一种可怕的堕性……有的人，会对比他强的人嫉妒得心痒难禁，也会对比他不如的人，奚落耻笑而获得慰藉。这等人，永不满足又永远满足，有吞吃一头大象的欲望，但无捉拿一只耗子的决心。有的人，拜金主义和对权势的慑服，使得某一部分神经特别发达，但对庸俗、卑劣、堕落和无耻，又往往显得麻木和习以为常。有的人，变得刁蛮，便恃强耍赖，是当狗腿子或白相人的好材料。有的人，无大能耐，无大出息，但求三饱一倒，然后关门骂皇帝，或东家长西家短，使庸俗的社会更加庸俗而已。无论小市民中的谁，一个个活得既开心，也不开心，似乎痛苦，又并不十分痛苦。”其实，在李国文身上，很难看到这种种小市民习气，可见其反思的精神。

李国文认为，一般来说，凡阅读，目的有二：一，求知，二，消闲。　求知也好，消闲也好，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求知，未尝不具消闲的功能，消闲，未必不收到求知的效果。虽然，鲁迅在文章里引用过，“人生识字忧患始。”对识文断字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读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打开知识之门的同时，也就打破了自身的平衡。知道不足，遂有追求，感到欠缺，努力弥补，懂得宇宙之宏大，识得个人的渺小，明白芥豆之微细，知晓自身之价值。这一切，都由阅读而来，所以，活一天，学一天，学无止境，虽是老生常谈，但确实是真理。李国文说：“只要打开一本书，总会给你带来学问，只是多少和大小的区别罢了。有的书，是大学问，有的书，是一般的学问，有的书，未必有什么学问，甚至连教益也谈不上，若能使我获得阅读的片刻愉悦，那也是片刻间所能获得的最佳享受了。我记得在以往艰难的岁月里，许多人把背对着我的时候，只有书籍不嫌弃我，与我同在。高尔基说：“书籍为人类的良师益友”，我的体会是最深切的了。”

李国文总结他的读书经验，说道：“那些有学问对我有用处的书，我用吃橄榄的办法阅读，反复咀嚼，再三品味；那些有学问，然而对我用处不大的书，我用吃甘蔗的办法阅读，啜其甜汁，吐其渣滓；那些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用处的书，也许在某些正经人和革命者看来，不属大雅的书，视若敝屣的书，我就用吃石榴的办法来阅读了。固然，石榴这东西，能食的部分极其少，不能食的部分尤其多，但此物之苦之涩之酸外，偶然一得之甘旨，忽然意外的清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口味。”

从2002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推出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2007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又出版李国文的《文人遭遇皇帝》。这些书均以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的命运入笔，比如《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的司马迁、杨修、李白、宋徽宗、金圣叹等，《中国文人的活法》中的李斯、严嵩、曹操、杜牧、苏东坡、李清照、朱熹、陆游、冯梦龙，所写的虽多为文人，却也是国人的一面镜子。所以李国文的作品出版后不断地销售告罄，又不断地继续加印。

年过七旬的李国文，用散文家韩小蕙的话说，是“卓然一随笔大师”，是学识好、见识好、心态好、用功好、夫人好的“五好先生”。从他的随笔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获得2002年度“散文家奖”及其不俗的市场表现来看，他的作品无疑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双重肯定。为什么他如此衷情于文人，一而再地将笔触深入文人的内心世界？这位曾经以小说见长，出版过《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危楼记事》等作品并多次获奖的小说家，无意间打开了另一扇门，却引领读者发现了更为广阔、更富魅力的世界。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熟悉李国文的读者发现，在完成《垃圾的故事》之后，他突然转向了随笔散文。《文学自由谈》《随笔》《当代》和《人民文学》均开过他的专栏，一发不可收拾。为什么不写小说了？李国文坦率地回答说：“我觉得小说应该是更年轻作家的事情，写小说写不过人家就不要写了。我始终认为，写小说是文学的、形象的东西，不是靠思索的，年轻人想像力丰富，写得比老年人好一些，比如青年人写诗居多，一般情况，很多作家不像巴尔扎克、雨果那样越老越辉煌。”

于是李国文转向文史研究方面，他有一个总的主题，就是写文人的命运，再具体一些，是写古代文人的命运，偶有涉及当代，一笔带过。“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当今，文人遭遇的大环境也没有太大差别。中国文人非常了不起。中国是唯一把历史能够贯穿起来的国家，在担当传承文化的责任方面，很多文人表现非常勇敢。但是也有缺陷，这和中国的体制有特殊关系，古代学而优则仕，把文人害苦了，攀附权力成为文人基本的情结。文人应该离官场远一点，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而他的另一个系列，在《李国文说唐》（中华书局出版）之后，李国文还将《道宋》《谈清》《论明》，目前，他正在编第2本。近年来，有关说史的图书越来越多地被读者关注，易中天、刘心武等学者在央视的百家讲坛不但使得收视率上升，出版的图书也吸引了相当多的读者。李国文认为，经过文革以后，中国人文化回归是当前重要的文化现象，过去太虚无主义，社会本身有恢复健康的能力，这是好现象。而且这不仅仅是“明星化”的问题，大家觉得应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认清民族本质的事情。

作为一位曾在《小说选刊》担任多年总编的编辑家，李国文对中国作家的词汇贫乏感到深深的担忧。多年来，他一直觉得很多作家汉语修养太低，词汇太少，因此，他在写作时心里一直有着坚定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快死去的语言恢复过来。民族的语言丰富，才有生命力。所以，他的作品更追求文化品味，希望在语言上文采一些风雅一些。

李国文是小说家，而且无可争议地称得上“著名”二字。其长篇代表作《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等是任何一部当代文学教科书都不可忽略的。中短篇也很多，也很好，也很能得奖。凡中国当代文学所设的各类奖项，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华人传媒文学奖等，一路得来，如拾草芥。李国文虽是半路出家写杂文随笔，不数年就在“历史大散文”这个行当里独树一帜，俨然成一大家了。他的历史随笔频频见诸各类报刊，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令人惊叹，以专题结集出版的就有《楼外谈红》《大雅村言》《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说唐》《文人遭遇皇帝》，以及《李国文新评〈三国演义〉》等。这些作品都是以历史为题材，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神游千古，放眼时代，慷慨笑骂，笔耕学问，广泛得到好评。有评论家认为“他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最好的散文家之一，颇有法国作家蒙田之风”。

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大雅村言》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月食》《危楼纪事之一》分别获全国第三、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

2019年9月23日，李国文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