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礁一号，位于福建省东海海域的渔民在平潭碗礁附近，因上百年前，这里是一条商船往来频繁的航道。因为暗礁众多、海流变化莫测，一些商船沉没于此。根据沉船上的货物，当地人依次把这里的海域叫白糖礁、银珠礁、碗礁。因为渔民捞起的瓷碗居多，因此被人们称之为碗礁。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平潭碗礁附近沉船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命名为“碗礁一号”。

2005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国福建省东海海域的渔民在平潭碗礁附近捕鱼时意外捞出几个瓷器，上面的花纹精美而古朴，经过考古调查，发现水下十几米处有一艘沉船。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专家认定这是清康熙年间运送瓷器的船只。7月6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沉船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命名为“碗礁一号”。

至于为什么会叫碗礁，这是因为上百年前，这里是一条商船往来频繁的航道。因为暗礁众多、海流变化莫测，一些商船沉没于此。根据沉船上的货物，当地人依次把这里的海域叫白糖礁、银珠礁、碗礁。因为渔民捞起的瓷碗居多，因此被人们称之为碗礁。

“碗礁一号”发现清代康熙青花瓷器上出现简体字“双龙”，消息传出后，有关专家为此释疑。

福建省收藏文化研究鉴定委员会副主委陈赞尧说，简体字并非在解放后才出现，在此之前，郁达夫、陈独秀以及更早时候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都在试图将繁体字简化，其依据就是中国传统书法中的破体、俗体和小写，这些字体早在汉代就出现了，历代书法中也不鲜见。只是解放后政府在全国推行简体字，人们才认为简体字只有在解放后才出现。

陈赞尧介绍说，简写的“双”和“龙”在魏碑中就出现过，而“龙”字更在甲骨文、金文中已经有类似简体的写法，应该是制作者留下的招牌记号，就像花押一样。”

福建省收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谢钟梁表示，其实从书法中演变而来的“简体字”，在明清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在民间开始使用，当时简体和繁体并行，因此民间工匠在瓷器上使用简写的“双龙”也在情理之中，此前一些古代瓷器上也曾发现过以简体字作为标记的情况。

经国家文物局授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联手，将连续6天在福建东海跟踪中国水下考古队，对“碗礁一号”沉船考古进行现场直播。

福建东海一渔民像往常一样出海撒网捕鱼，当天下午，他在福建东海碗礁海域收网时“捕”上了满网的瓷碗，这些瓷碗长满了海蛎，但质地优良，花纹精美古朴。渔民们猜想这些瓷碗年代久远，于是“海底有宝”的消息不胫而走……

7月12日，中国水下考古队工作人员开始对沉船进行前期发掘工作，试图揭开福建东海碗礁沉船的种种迷雾。一位曾亲眼见过沉船的考古人员告诉记者，那是一艘木船，沉没在水下大约10米左右的地方，船体掩埋在泥沙之中，只能看到部分船板和船舷，具体大小无法测出。同时考古人员表示，大量瓷器散落在沉船附近的海底，这批青花瓷器品种多样，包括碗、盘、碟、酒杯等日用瓷，釉面依旧如新，图案清晰可见。令人遗憾的是，前期工作只发掘出一部分瓷器，大批精美的古瓷器还被厚重的泥沙所掩埋。

据记者了解，9月16日13：00至15：00，9月17日至21日13：00至14；00，央视新闻频道与福建广播影视集团所属的电视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中国水下考古队发掘“碗礁一号”沉船考古的全过程。届时，福建电视综合频道名主持人郁莉将和考古专家在演播厅为观众进行精彩的讲解。在6天的直播节目中，有关方面还将开辟短信平台和网络平台（www．fjtv．net），和观众进行互动交流。（记者顾伟）

昨天下午，记者在福建东海“碗礁一号”沉船考古电视直播新闻通气会上采访了有关人士，了解到本次沉船考古电视直播具有五大看点。

看点一：本次考古活动将动用一批最先进的考古设备及摄像设备进行水底作业。福建东海一带水况较好，观众能够在第一时间清楚地观看到水下考古的新发现。

看点二：能否将掩埋在泥沙中的瓷器全部运出水面，这些大批量的古瓷器，最终价值几何？

看点三：这批瓷器的发现，有可能勾勒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一条重要海路。有关专家表示对沉船发掘充满期待，希望它能进一步搞清“海上丝绸之路”的详细路线。

看点四：满载精美青花瓷器的船，为何在靠近陆地的福建东海海域神秘沉没，其中是否有惊心动魄的故事？

看点五：这些青花瓷器来自何处，又将运往何方？

记者昨日从福州市考古队了解到，福建平潭东海海域“碗礁一号”沉船水下发掘工作日前结束了阶段性工作，水下考古人员正分批撤离发掘现场。出水的瓷器也先后运往福州市博物馆存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可能对公众展出。

“碗礁一号”被意外发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水下考古人员随即进驻该海域，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有近万件清代康熙年间景德镇民窑出产的青花瓷器出水，器型约90多种，令专家惊叹不已。同时确定了“碗礁一号”沉船为一艘近海运输船，所运的瓷器大部分是外销瓷。发掘工作在9月份因为气候、海水等不利因素暂时停止过一段时间，随后恢复，又有1000多件精美瓷器先后出水。

福州市考古队队长林果告诉记者，中国古代是个航海大国，福州附近海域航线清晰，沉船年代明确，从宋代到清代延续关系清楚，沉船分布点多。而全国所知的沉船绝大部分也都在福建海域，这对研究过去航海历史等方面有极大的价值。

在福建省平潭县海域，有一座礁石，当地渔民称之为“碗礁”。

渔民们捕鱼时，他们的渔网里经常会有大大小小的瓷碗被打捞上来，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祖上从何时起就在这里不断地捞起过瓷碗了。

2005年6月底，中国水下考古队的一个调查小组闻讯来到了碗礁海域。当水下考古队赶来时，海面上竟然停泊着20多艘大小船只，盗宝分子甚至雇来了潜水员，正在水下大肆哄抢沉入海底的文物……

□2005年夏天，中国水下考古队来到碗礁海域，开始了第一次水下调查。出水下考古队员眼前的居然是清代前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考古发现。

福建省平潭县海域的“碗礁”并不像碗，这个名称缘于30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海难，渔民们在海底常常捞到瓷碗。

当地渔民李自英告诉我们：“人们经常在暗礁旁捕鱼，用渔网捕鱼的时候经常会勾带瓷碗上来，有时一连五六个，有时一条船能带上八九个的都有，以前的群众也不知道这些瓷碗值钱。”

2005年6月底，中国水下考古队的一个调查小组闻讯来到了碗礁海域。“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的执行队长林果给我们讲述了最初的发现经过，他说，当时我们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只是说发现了沉船，有人在抢沉船上的东西，我们觉得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当水下考古队赶来时，盗宝分子正在水下大肆哄抢文物。幸运的是，盗抢行为很快被依法制止了。

海底究竟是一艘什么样的沉船呢？对水下考古学来说，即使是一艘普通的古代沉船，也可能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然而，第一次的水下调查，就让考古队员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惊喜。

出考古队员眼前的是清代前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考古发现。令人万分痛心的是，盗宝分子不择手段地盗掘和疯狂抢夺，致使沉船遗址中心到处是惨遭毁坏丢弃的文物，海底一片狼藉。这是第一艘发现于碗礁附近的古代沉船遗址。按照水下考古惯例，沉船遗址被定名为“碗礁一号”。

“碗礁一号”的发现，对张威这位中国水下考古队的队长来说，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考古经历。

16年前，中国水下考古队还在筹建之初，就在广东省海域发现了一艘南宋时期的沉船。沉船中装载着大量景德镇、浙江龙泉以及福建的瓷器。上世纪90年代初，在福建连江县定海海域，他们又发现了一艘宋代沉船遗址，发掘出大量的福建黑釉瓷器。

到了1997年底，中国水下考古队远赴西沙群岛，在一个叫华光礁的海底又发现了一艘宋代沉船遗址，出水了大批来自福建的文物。

在发现“碗礁一号”之前，中国水下考古发现的都是宋元时期的沉船遗址，即使发现过明、清时期的沉船遗物，但完整的沉船遗址还没有发现过。“碗礁一号”清代沉船的发现，无疑将填补这一空白。

□面对这份珍贵的礼物，水下考古队长兴奋之余不免有些担心———经过盗宝者的疯狂盗掘，水下还有多少有价值的文物呢？

考古队员首先对被破坏的沉船遗址表面进行了清理，任何一个碎片都不能放过，这在日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复原文物。

与捞宝不同，考古的目的在于还原历史。

令考古人员备感惊奇的是，船上竟然没有一件景德镇以外的瓷器。“碗礁一号”沉船装载的货物大多数是青花瓷，还有部分五彩瓷。与高温烧成的青花瓷不同，由于五彩瓷上的彩绘是在低温下烧成，因此，经过海水的长期浸泡，彩绘部分已经褪色，只有个别的还能留下一些当年的风采。

青花瓷器的出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起始于唐代，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烧制不仅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代表了中国制瓷工艺的历史高峰。经专家确认，“碗礁一号”上的青花瓷器为景德镇康熙中期烧制，正是青花瓷处于鼎盛时期的产品。从沉船上打捞出水的瓷器，品种非常多，从大多数瓷器的胎质、釉色以及装饰看，都相当精美。

那么，这些精美的青花瓷器，是产自官窑还是民窑呢？

福建省考古所所长、古代外销瓷专家栗建安认为，来讲，我们还极少发沉船里有官窑器，所以，这些东西都还是景德镇民窑的产品，这批瓷器从它的造型，它的纹饰、胎釉等等方面来看，都是相当精美的，堪称民窑当中的上品。

对这样一船景德镇上等民窑瓷器，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它值多少钱。作为考古人员，当然深知其不菲的价格，但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其研究价值。国家文物局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以最快的速度批准了这次抢救性的发掘，因为这个遗址实在太重要了，正像国家文物局领导说的，我们这次又碰上了一个“金娃娃”。

经过盗宝者的大肆盗掘，“碗礁一号”上还有没有完整的文物躲过了这场劫难呢？考古队员开始对沉船遗址泥沙下的情况做进一步探摸。

□考古队调用了两艘专业打捞船，首先进行抽泥作业，当泥沙被渐渐抽开后，遗址中出现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景象，沉船的船舱中到处是成堆的完好文物。

“碗礁一号”水下考古发掘正式展开了。面对眼前动人的景像，考古人员只能在内心发出阵阵欢呼。不仅在船舱中，在沉船船体外的泥层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文物。这说明“碗礁一号”沉没时，船体破损，上层的货物落到了船体外。

这艘商船究竟有多大？因为沉船规模的大小不仅有助于判断它是国内贸易还是远洋外贸商船，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造船，以及航海发展史也是难得的文物。根据残余的船体和龙骨的大小，考古人员推算，“碗礁一号”全长应有20多米，其规模和一艘帆船差不多。

当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碗礁一号”的沉没呢？

在这片海域，古代和今天的航线变化并不大。沉船点不远处仍能看到往来的航船络绎不绝。人们发现，每当退潮时，这一带暗礁很多，“碗礁一号”最大的可能是遇到风暴后偏离了航线，触礁沉没。

这艘不幸沉没的船主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这笔300年前没能成交的买卖，今天给中国水下考古事业送上了一份难得的珍贵礼物。

一批批陆续出水的完好文物，使我们渐渐了解了当年“碗礁一号”装载货物的重要信息。这些瓷器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小型的日常生活用瓷，不过其中众多的优质品如同史料记载的官窑瓷器，“土坯细腻、质地莹薄、釉色俱佳”。这些瓷器的另一类是用作装饰观赏用的陈列瓷。人们发现了一种葫芦瓶，是少见之物，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特别，下层是酱釉，中层是哥釉，上段才是青花釉，十分珍贵。出水的最为大型的瓷器是“将军罐”。“将军罐”这个名称是由于它的盖子像将军的帽盔。

那么，这船货将销往何处？是内销还是出口外销呢？

专家栗建安认为，中国古代外销瓷从它的内涵讲一般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中国传统样式的陶瓷器，一类是仿国外市场需要的样式的陶瓷器，还有一类是来样定烧的陶瓷器。从“碗礁一号”沉船这批瓷器来看，它绝大部分都还是中国传统样式的陶瓷器，实际上在明、清时期，大量外销的还是中国传统样式的陶瓷器，所以，它究竟是否外销还不能确定，有待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经过了3个月的艰苦努力，“碗礁一号”水下考古发掘到了最后阶段。大批的文物不断出水，“碗礁一号”所载货物是否为外销瓷，终于真相大白了。

揭晓这一谜底的关键，是考古人员在这批瓷器中找到了许多器物的盖子，高脚杯有了盖子后，明显地表露出了异国情调。还有一种精致的小瓷瓶为数不少，造型各异。经过专家考证，它将作为一种典雅的装饰品来到西方人家的餐桌上。有些是精美的咖啡具。几乎所有瓷器上的纹饰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是，专家在一种瓷器上却发现了与众不同之处。

故宫古陶瓷专家陈华莎介绍说，这个盘子这次发现了很多，非常薄，它是花口的，另外它的这个图案，应该是地中海沿岸的花卉，在当时，中东和西方把这几种花卉看作是天堂的花卉，是幸福之花。

这类瓷盘虽然是中国的装饰，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外国名字叫“克拉克”瓷。

专家栗建安介绍说，“克拉克”瓷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在器物面上画成了一朵花瓣型，在花瓣里面又画上各种纹样，这种就好像在开着窗户一样，所以就把它叫做“开光”样式的瓷器，在16世纪后期，这一类瓷器已经大量传到了欧洲，在一次拍卖这批瓷器的时候，当时因为人们不知道这批瓷器叫什么，所以就把当时葡萄牙人运载这批瓷器的船叫“克拉克”船，把这类瓷器就叫做“克拉克”瓷，从那以后，“克拉克”瓷的名称就流传下来，成了中国这类外销瓷的一个别称。

毫无疑问，为这船货买单的将是欧洲市场。

在所有出水的文物中，有一件器物显得与众不同，让考古人员大感意外。这不是青花瓷，也不像船上的生活用品，而是一件出色的仿宋代哥窑瓷器。不规则交织的开片是哥窑器特有的装饰。哥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清代景德镇，无论官窑、民窑都曾精心仿烧哥窑等宋代名窑瓷器，而且工艺之高超，让人难辨真伪。不过，这件仿制品为何出外销瓷中呢？

这件出色的仿宋代哥窑瓷器，很可能是当年捎带出口的假古董，不过，在今天它仍不失为一件难得的珍贵文物。

“碗礁一号”最后清理发掘完毕后，出水文物达到了15000多件，连同失散、被盗、被毁的，这船货物估计至少应在5万件以上。专家推测，“碗礁一号”应该是转口贸易，它的中转站有可能是厦门或广州，也有可能是欧洲人在远东的贸易中转基地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印尼的巴达维亚。

对中国古代青花瓷器的外销及其相关重要历史的研究，“碗礁一号”考古发掘第一次提供了来自海底的宝贵资料。

300多年前的清康熙年间，一艘满载景德镇民窑瓷器精品的货船，航行到福州平潭水域五洲群礁时，触礁沉没。数百年来，它被浪击水冲、石撞沙掩，与其他沉没于海底水下的无数残舟断楫一起，默默地倾诉着壮士未了的航海心路。直至21世纪，这艘定格在历史汪洋中的沉船所搭载的精美的青花瓷器，方被考古学家打捞出水，得以重见天日。

今天，我们洗去沉积其上的历史泥沙，黏结起破碎的时代裂痕，璀璨夺目的艺术技艺得以重现。通过欣赏这些厚重的历史遗珍，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社会文化，并欣赏到多元文化融合的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

“碗礁一号”沉船遗址位于福建省平潭屿头岛海域五洲群礁的碗礁附近，地处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从2005年6月起，当地渔民在平潭海域碗礁一带拖网捕鱼时，经常会捞到一些青花瓷器，随即少数渔民开始雇佣专业潜水员公开盗捞，随捞随卖。此举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7—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组织，抽调全国各省30多名水下考古队员，迅速集结碗礁，组成了中国水下考古发掘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支队伍——“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

沉船遗址所在海域水深13—15米，海底为含沙淤泥土质。“碗礁一号”为康熙中期的一条中型海船，残长13.5米，残宽3米，残高1米，由此可推测此船原长18—20米，宽5米。此船残存16个舱位，但多数隔舱板已损坏，除东部船头三个舱位较窄外(宽度30—60厘米)，其他舱位一般宽度为90厘米，只有东六舱稍宽一些，为134厘米，西四舱最宽，为178厘米。在船的西南部，发现一根圆木，出露长度为250厘米，周长77厘米，宽22厘米，高26厘米，剖面呈“凸”字形，基本可定为龙骨。

经过水下考古工作者120多天的抢救性发掘，共打捞出产自江西景德镇清康熙年间的瓷器17000多件。这批瓷器以青花器为主，兼有少量的青花釉里红、青花色釉、仿哥釉瓷和五彩器等。大多制作规整，器形主要有将军罐、盖罐、凤尾尊、筒瓶、筒花觚、炉、盘、碟、碗、盏、杯、高足杯、小瓶、葫芦瓶、粉盒等。纹饰丰富，题材广泛，有山水、人物、花鸟、博古杂宝、吉祥文字等。从这批瓷器的造型纹饰来看，有一些带有异域风格，可以确定为外销产品。青花纹样和图案的题材丰富多样，包括了传统瓷器装饰纹样的大部分内容，有山水楼台(远山、近水、江景、楼阁、水榭、湖石等)、草木花卉(松、竹、梅、柳、菊、荷、兰、牡丹、石榴、卷草、折枝花等)、珍禽瑞兽(凤、鹤、雉、鸟、龙、狮、鹿、马、海兽、松鼠等)、陈设供器(八卦、杂宝、博古、如意、琴棋书画等)、人物故事(婴戏、鞠蹴、射猎、西厢、水浒、三国、竹林七贤、鹬蚌相争)、吉祥文字(福、寿)等。

“碗礁一号”沉船青花瓷器的造型，大都制作规整、线条流畅，工艺严格、讲究，胎体表面的处理工整、光滑，无明显的旋削痕。器型大者沉稳、端庄，器型小的则轻巧、隽秀，整体风格表现出了质朴、凝重和大方。其中的鲜蓝色青花，色调青翠娇艳、清新明快，即鉴赏界所谓的“翠毛蓝”“宝石蓝”一类；有浓淡、深浅的多色阶之分，使瓷器上青花所绘的景物有远近、疏密、分明的层次感，立体感强。

人们称誉康熙青花，必谓之“墨分五色”，指的是用一种青花色料便可在绘画中区分事物的阴阳向背、远近疏密，使画面富有立体感。这种青花，一改元明两代青花传统平涂的单调画风，使青花发色深浅不一，如同绘画中的“墨分五色”，故康熙青花又有“色分五彩”或“青花分五色”之说。其实，康熙青花之所以能“墨分五色”，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康熙中期青花所使用的云南“珠明料”。这种钴料其色彩变化有五个层次的色阶，所用青料有“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之分，再加上康熙中期的青花在绘画技法上有不少改革和创新，改变了明代青花单线平涂的传统方法，而是采用渲染——即“分水皴”的技法，并借鉴了西洋画的焦点透视手法，浓重、淡雅层次分明，把远山近水、翎毛走兽、花草树木、人物神仙描绘得十分传神，在瓷坯上绘画，一种颜色即能表现出多种色调，这才有了“墨分五色”的巨大成就，再一次印证“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的世语。

在水下考古队员打捞出水瓷器的过程中，当地一些渔民受利益驱使，经常与水下考古队员玩起捉迷藏，水下考古队员收工，盗捞者就冒险出海，他们开始只有几条渔船盗捞，很快演变为大规模的哄抢，有的甚至成立了所谓股份制的“海上打捞责任有限公司”，一时间这里汇集了上百艘船只参与盗捞，而且是一天24小时不间断潜水打捞，其间还发生一起盗捞团伙一名潜水员因供气管绞缠而致死亡事故，足见水下沉船考古工作之艰辛和不易。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在盗捞风波平息之际，2005年7—10月间，福州连续遭遇“海棠”“麦莎”“泰利”“卡努”“龙王”等五次台风侵袭，给水下作业带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由于台风光顾，海水浑浊，水下能见度基本为零，水下条件变得异常恶劣。没有了能见度，潮差大，海流急，流向多变，平流时间相对较短，这样势必增加潜水时间。而在这种低能见度情况下，人在水下工作几乎没有方向感，海面虽然一望无垠，但海底下充满着危险和挑战，这个时候水面支援人员往往比水下的作业人员更加紧张。即便如此，“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员还是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凭着自身过硬的本领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

沉船位于闽江口之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北通江浙，南达两广，是交通要道，但瓷器产在江西景德镇，景徳镇就是出发地。一般瓷器多水运，一则经济便宜，二则安全。一条航路就从昌江出发，北上，顺流而下，到九江入长江，到长江口再南下，经宁波、温州、福州、广州，再到达东南亚。另一航路，是水陆联运，从景德镇出发，向南由陆路从赣闽分水关入闽，从闽北由闽江水运到福州，再由福州南下，出海到东南亚。瓷器到了东南亚后，除部分在本地销售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由东印度公司运到欧洲。在17世纪90年代，据巴达维亚的荷兰商人说，每年运到此地的200万件瓷器，有120万件供应当地市场，另外80万件通过东印度公司及私人运到欧洲。可以想见，如果“碗礁一号”一路顺风，将会有将近一半的瓷器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到荷兰，我们将会在荷兰见到这些景德镇瓷器的身影了。

浩瀚的大海，吞没过往的船只是多么的残忍和无情，我们为此感叹人类的渺小；浩瀚的大海，守护怀抱中的宝物却又那么温柔和多情，出水的瓷器崭新光亮，犹如一位沉睡的美人刚刚苏醒，让我们惊叹它的美丽和瑰奇。

水下沉船的打捞，不在于沉船上的财富，而在于沉船可以还原历史，在于沉船上器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沉船和沉船上的器物，可以相互印证它们所处的时代信息。凭着沉船上陶瓷的器型、纹饰，特别是陶瓷上的款识，也很容易判定沉船的年代。

因此，“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为研究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提供了第一手实物佐证。它也在悄悄地告诉研究陶瓷史、对外贸易史、“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海底，有无数的宝藏和谜团等待着有志于探索和研究的人们，海底藏着人类未知的文明。

——刊于《闽都文化》2019年第二期 张振玉

中国水下考古队在过去的100多天里，和台风、盗捞争分夺秒。他们的目的不是财宝，却注定要面临财宝带来的烦恼。

幸好，最美的一艘沉船，他们已经得到了。“‘碗礁一号’是最好的，”中国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说，“这真是好运气。”

10月23日，李滨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上看到了一种康熙中期青花大瓷盘，直径超过40厘米，标价8万元人民币。这位中国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馆员随后告诉这个中心的主任，中国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那就是他们刚刚发掘过的沉船上的被盗文物。

这艘丢失了文物的沉船，就是中国水下考古队在过去的100多天里一直在紧急抢救的福建平潭“碗礁一号”。

福州市平潭县屿头岛，一位林姓渔民在附近的碗礁海域捕鱼时捞上了几件古代瓷器。这在当地算不得新鲜事，碗礁得名就是因为附近海域常常有瓷器出水。不过这一次他却没有像祖辈那样把它们扔回海里。当天，他穿上潜水装备下海查看，发现有一艘古代沉船半掩在淤泥之中。

他捞上来更多的瓷器，并把消息散布出去。很快，屿头岛上的渔民们加入到了打捞古代财宝的行列中。

边防派出所的警员获得消息，到一位有嫌疑的渔民家中搜查，可惜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只找到了7件“疑似”文物。这位渔民家中的最破和最旧的7件瓷器被送到福建省文物局鉴定中心。27日，得出鉴定结论：1件普通文物，5件文物标本，1件非文物。

7月1日下午，福州市考古队队长林果匆匆赶到屿头岛上的边防派出所时，一看到警员们从渔民家里搜查到的被盗捞的青花瓷器，他就意识到，自己又一次无奈地迟到了。“这是惊天大发现啊，全是我们做梦都要找的东西！”他马上打电话给张威，“你赶快过来吧！”

当天，国家文物局就下发文件，要求制止盗捞行为。不过如此快速的反应，这也只能算作亡羊补牢之举。沉船上的康熙年间青花瓷器，已被大规模盗捞达一个星期之久。据张威事后估计，文物至少损失了50%，即16000件左右。

“我只能说令人遗憾。因为拿到的几件文物不够好，沉船就被扔在那儿了。”3个多月后，林果说，“我们不能仅凭少数文物判断一艘沉船的价值，就像不能用一根头发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一样。”

“其实这是一个程序问题，文物鉴定仅仅是判断遗址价值的辅助手段，而不是主要依据。”张威说，“遗址的发现处理，应该依照地方文物部门上报国家文物部门的程序，而不是在地方上平行地交由鉴定中心来判断。”

林果得到消息是在6月30日上午，队中的福建省考古所所长栗建安接到下属的一条手机短信，主要内容是：“在平潭县水下发现一艘古代沉船，放大量瓷器，很多村民都在拿。”当时，栗建安正与林果一道，作为国家博物馆组建的中国水下考古队成员，在福建漳州东山县做“福建沿海调查”。

他们意识到这件事或许蕴藏着机会。林果到省市文物部门询问此事，福州市文物局局长王华南告诉林果，去与福州市文物局的副局长刘亮商量此事。刘亮也表示自己不清楚此事，不过这位副局长做出了一个很容易做出而且非常明智的决定：“我们的考古队先介入一下。”

7月1日，林果率领的一支由7人组成的水下考古小队到达了屿头岛。在西码头上，他就觉得事情不对。码头上挤了七八条船，聚集了50多人，最不寻常的是，每艘船上都有潜水设备。

出海不远，他们就听见了马达的阵阵轰鸣，看见海面上飘动着浓浓黑烟。在“碗礁一号”沉船水域，25艘渔船狼奔豕突，左右盘旋，忙来忙去，场面混乱得如同一场100年前的海战。渔船上都有潜水设备，海面上漂着用于定位的浮标。

屿头岛已经“全民皆捞”。附近区县能够雇来的潜水员全被雇来了，更多的潜水员则从广东、浙江、安徽、上海甚至山东来到这个小岛。这些人中有的来自专业打捞公司，另外一些人则是“票友”性质的旅游潜水教练，甚至还包括了几个在渔场里捞鲍鱼和海参为生的捞海仔。

由于成本不菲，渔民们各自结成了暂时性的“夺宝股份公司”，由多位渔民以股份制形式负担盗捞成本并按比例瓜分所得。在风气最盛的28、29日两天，往日宁静的屿头岛宛如传说中的黄金岛，盗捞者们精神亢奋，各式渔船穿梭往来，日夜不停，文物开始大规模地打捞出水，损坏丢弃不计其数。不时有文物贩子上岛，以数百至1000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瓷器。

在前些年“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的发掘过程中，也曾发生类似情况，不过当时在有关部门的查禁之下，渔民的盗捞行为很快就被遏止。这一次却大大不同，资讯传播的发达和民间文物市场的畅通，使得当地渔民对于自己将会收获什么一清二楚。“没办法，”张威感慨说，“时代不同了。”

6月30日，屿头乡贴出禁止在碗礁海域打捞沉船文物的通告。就在当夜，盗捞仍在继续，因供氧设备出现故障，一位32岁俞姓潜水员深夜溺毙。这些潜水员大多使用危险的气泵供氧设备，以延长在水下的停留时间。这种方法之古老，与1848年人类第一次进行水下考古时别无二致，那时为了搜寻瑞士湖中的居民遗址，洛桑博物馆的馆长在小船上用手动压缩机为潜水员输送空气。

在记者得到的一份上报给福建省文化厅的报告草稿中，当地文物部门描述说：“水下沉船海域不仅出现了明抢暗偷、黑吃黑、非法武装盗抢的恶性事件，导致许多珍贵文物流失走私，更有甚者出现村民集资参与盗捞的现象。”

7月2日，尽管国家文物局还不能马上批准发掘执照，中国水下考古队已经开始从东山县沿海向屿头岛整体迁移了，他们不得不再次从一次课题性发掘转到一次抢救性发掘中来。作为考古人员，他们的目的不是财宝，却注定要面临财宝带来的烦恼。

在7月初，平潭县公安局、边防大队和福建省边防总队海警一支队控制了沉船水域，盗捞者的潜水员被撵走了，考古队的潜水员来了。7月2日，顺着盗捞者留下的浮标，水下考古队员直接潜到了沉船附近，确定G PS位置，进行了第一次水下摄影。3日和4日，进行初步水下调查并出水少量瓷器。由于事情紧急，4日当天考古队就做好了光盘。5日，林果带上光盘，乘飞机到北京汇报，国家文物局的几位局长都等在会议室里。

7日，国家文物局下达正式通知，马上对“碗礁一号”沉船进行抢救性发掘。12日，发掘执照批下。总额超过700万元的发掘经费由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博物馆共同垫付，将来会由财政部埋单。

7月10日，水下考古发掘正式开始。国家博物馆临时组建的中国考古队全员来到屿头岛，仍然人手不足，只好征调了全国所有的可用人才，包括正在中国水下考古第三期培训班学习的学员。

水下遗址发掘与田野遗址发掘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水下考古队员们把最初的一段时间用于调查，即定位、测量、照相和摄像等等。他们取下了盗捞者设置的浮标———它用一个铁耙子勾在沉船的船舷上———改用自己的铅坠浮标，然后按照安全规则，顺着浮标下的入水绳成对下水。

如果不必与盗捞者争夺时间空间的话，单就工作程序而言，水下考古工作就像是一种优雅有趣的积木游戏。最初几天，潜水长张勇带领队员们在沉船上方布好用于标明方位的基线，然后按照正南正北的方向，用不锈钢管或绳索设置20厘米×20厘米的“探方”，即用于考古发掘的单元格。每隔20厘米用红色胶布做一个记号，以便水下辨识。这是他们的水下魔方。

在这一阶段，队员们应该尽量保持水下遗址的原貌，不过原貌早已不复存在。早在第一次下水后，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过来支援的队员冯雷就对队友们说，自己又想笑，又想哭。“就考古来说，这是难得一见的好船，”如今他回忆说，“可是当时水下的情况真是惨不忍睹。”

在水底，破损的瓷器四处散落，每处断口都闪烁着簇新的白光。这还只是新近发生的破坏。在船尾靠西的位置有一处海底的泥沙特别松软，看来是在前几年被人炸过，船尾因此已经完全消失。

幸运的是，考古队遇到了良好的水文情况。7月初，这片海域的水温在28℃左右，流速30cm/秒上下，能见度也在一米至两米之间。水深14米，海浪冲不到沉船，海底坚硬，海流缓慢。如此理想的水下环境，甚至让在恶劣环境中发掘过“南海一号”沉船的冯雷大有陶醉之感。

白天，考古队员们忙于调查。晚上，他们则租用码头上的渡轮到沉船海域监视动向。有几天夜里，有装载着潜水设备的渔船在附近抛锚，甚至有一艘船已经触碰到了海警部门在周围海面上布下的警铃。渔船上的盗捞者与队员们对峙，时停时走，不敢下水，却报复性地不让队员们睡个好觉。

平静仅仅持续了10天。7月20日，“海棠”台风来了。这是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水下考古的黄金季节是3－6月，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台风这种气象灾害———它会耽搁发掘的时间，又搅动海水，大大降低海底的能见度。然而对于这次发掘来说，它带来的坏处还远不止这些。

“海棠”平息之后，连日来困在岛上避风的考古队员们再次下水，却发现瓷器又有了新的丢失和损坏，沉船的隔舱板被掀开了，基线被扯乱，水底还遗留着用来系浮标的石头和渔民们的耙子。盗捞者们不仅敢于在考古队和海警都不得不畏惧的台风中出海，而且敢于在台风中下水。

在为期100天左右的发掘过程中，福建水域共遭遇了5次台风。沉船发掘工作因此时断时续，盗捞却因此时有发生。渔民们也有损失，在“海棠”台风期间，一艘冒险的渔船因此沉没在附近海域。

“我们不得不加快进度，”林果说，“本该进行得更充分的调查工作只好提前结束。”考古队感到最急迫的，是要把瓷器尽快打捞出水，以断绝盗捞者的觊觎之心，尽管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严格遵守考古发掘的原则。

“海棠”台风之后，沉船水域的能见度急遽下降，以后几个月中始终维持在10至20厘米左右，再也没有明显好转过，最低时几乎为零。对于“寻宝”型的打捞者来说，浑浊的视野并不是问题，他们摸到文物提出水面就可以了，可是对于水下考古队员来说却几乎是一场灾难。

如果只是打捞深海沉船，那么只要在沉船地点放下蒸气爪钳，夹住残骸用力拉上水面就可以大功告成。水下考古的工作，却决非如此简单粗暴。水下考古的科学范畴，包括古瓷器研究、航海史研究、造船史研究、海上贸易史在内的各考古领域，因此收集沉船上的各种信息而非捞出瓷器，才是发掘工作的要义所在。当能见度过低时，信息收集的成效自然大打折扣。

在台风来临前，队员们可以很从容地在水下铺好特制的硫酸纸，按照1∶20的比例，用铅笔绘下“探方图”。在台风之后，他们只好在一片混沌中摸上一通，靠触觉判断方位、形状、比例，回到船上后靠记忆画下图纸。

等待是不可能的。“在盗捞最疯狂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海岛上买不到鱼吃，”林果说，“渔船都去捞宝贝去了。”

广东省阳江海域的“南海一号”宋代商船，2002年正式发掘，中国水下考古队事先准备了10年，针对沉船海域进行了15850人次的潜水勘察，累计达50万工时。为了发掘“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遗址，这个考古队先后进行了6次试验性发掘，甚至将沉船遗址整体圈在拼接框架之内。相比之下，“碗礁一号”沉船的发掘工作却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开始，又不得不在艰难的情况下继续。

幸好，这仍是一次收获颇丰的考古行动。“船上的东西真是好，”冯雷说，“想起来我还是觉得特别震惊。”

“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对于这次发掘出的瓷器，张威有一个简明的评价：“已探明的水下遗址中最好的。”

在南方夏季的天气、潮汐和水流的影响下，水下考古队员们可以用于下水作业的时间微乎其微。每次下水他们最多可以停留40分钟，每人每天平均下水3次。在深海中，队员们的意识都很模糊，注意力难以集中，因此必须在潜水之前就准确做好全部计划，入水后惟盼尽快完成。

船体和文物的一部分都埋在淤泥之下。最初几天，在打“水炮”时———用高压水枪冲开覆盖沉船的坚实海泥———队员们还从容不迫，等待浊水漂去时也好整以暇。发掘到第10天以后，情况急转直下，每次使用气泵抽泥之后，他们都焦虑难耐，因为泥流使得一切都模糊不清。

水下考古中的气泵相当于田野考古中的手铲，没有它就难以使工作向下方延伸，如今队员们却不得不经常性地放弃掉它。在漫长的盲人摸象式的考察过程中，队员们发现沉船残长14米，残宽3米，残高1米，甲板以上缺失，头部和尾部缺失。除此之外，收获并不多。原本清晰划分的舱位，在能见度下降后也难以重新找到。

直到9月20日前后，能见度才终于有所恢复，摄影、绘图等工作得以比较正常地进行。这时，瓷器可以大规模打捞了。当一个水平层面的瓷器出水后，“探方”调查继续，摄影、摄像、测绘，新一轮的发掘程序再次启动。

青花瓷器，始终是“碗礁一号”沉船的焦点所在。流传在中国考古界的一句俗话是，“一艘船十个墓”。船舱容积的无可匹敌，代表着文物数量种类的蔚为大观。没有人能回避得了文物的经济价值。

到发掘工作阶段性结束时，包括海警和边防从民间收缴回来的1287件文物在内，“碗礁一号”沉船发掘共收获了16000件瓷器整器和碎片主体。随着瓷器的陆续出水，鉴定工作也依次展开。专家们认定，大部分瓷器属青花类，色泽优雅，胎质匀实，无官窑款识，为康熙年间景德镇民窑精品。

9月19日，适逢一年中最猛烈的天文大潮期间，考古队员对各个船舱进行了抽泥和清理，测绘出新的数据。发掘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他们的计划是查看沉船的船底形状，并清理船周围淤泥中的散落文物。

这一天，在“东六舱”，“克拉克瓷”出水了。水下考古人员发现了几摞完好无损、绘有花朵植物图案的花口青花大瓷盘，口对口或底对底紧密摆放，显然维持着300多年前装船时的原始姿态。由于这块区域海底泥沙比较坚实，队员们先清除上面的泥沙和周围的杂物，然后分步骤慢慢取出了55件青花瓷盘。

出水后，瓷器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华莎发现，这些瓷盘上所绘图案为地中海地区的花卉植物，而非中国瓷器传统图案中的本土花卉。她据此推断，这是一批由欧洲商人特别定做的瓷器。

“这种花卉图案具有典型的欧洲风格的青花瓷器，也就是当年欧洲人所称的‘克拉克瓷’，”陈华莎说，“‘克拉克瓷’也就是中国青花瓷器在欧洲的叫法，其实专指这种深得欧洲王公贵族喜爱的外销瓷。”

同一时期，沉船中还出水了一些筒花觚、高足杯，均按照欧洲习惯，加有盖子，甚至还有一只精巧的欧式的餐桌小花瓶。20日，在初次发掘的“东四舱”，队员们又发现了几个被半埋在泥沙当中的硕大的青花瓷罐。出水后发现，其中一个瓷罐高约60厘米，为康熙年间最为流行的“将军罐”。这只将军罐上绘有装满鲜花的花篮，并有一个“福”字，按照中国瓷器的寓意命名，为“万花献瑞”款式。另外两个瓷罐，一个为青花瓷罐，一个为五彩瓷罐，均为图案精美的瓷器佳作。

出水的大多数瓷器都光洁如新。“流失的部分瓷器如果放到市场上，买主最初可能都不敢相信是康熙年间的东西，”张威说，“因为看上去太新了。”不过可惜的是，由于一些五彩瓷器的釉彩分布与青花瓷器相反，为釉上彩，即色彩被描绘在釉层外面，经过300多年的海水浸泡，已经永久性地失去了光彩。

至今，“碗礁一号”已出水16000件瓷器，初步统计有50多种器型，100多种纹饰。陈华莎在鉴定后认为，全部瓷器来自景德镇，其中50%左右的器物采用高质量的高岭土烧制而成，工艺水平并不亚于官窑。

“事实上由于生产能力不够，为了完成宫廷交付的任务，当时的官窑也有向一些民窑定做某些瓷器然后加上官窑的款识的做法，”林果说，“这说明，部分民窑的生产质量并不输给官窑。”

一件绘着和官窑相似龙纹的瓷器，隐约证明了他的观点。根据民窑能够使用被称为“御土”、“官土”的高质量的高岭土烧制瓷器这一前提，陈华莎认为，因此可见当时的政府为了出口已经开禁了“御土”的使用。

对于中国瓷器考古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发现。康、雍时期的青花瓷器为中国瓷器艺术的顶峰之作，《陶雅》说：“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另外，“景德镇外无青花”的说法又证明着景德镇青花瓷的至尊地位。对于这次发掘出的瓷器，张威有一个简明的评价：“已探明的水下遗址中最好的。”

文物精美固然令人欣喜，如何保护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相对金属、竹木等材质的文物，瓷器的保护要容易得多，不过经过300多年海水浸泡的“碗礁一号”瓷器一样面临着种种危险。按照程序，每打捞上一筐瓷器，考古队员都会立刻用淡水中浸泡，以使文物脱盐。这是一份看似简单却难以做到最好的工作。

“表面上看瓷器光洁如新，似乎没有受到什么腐蚀，”张威说，“其实盐分会一直渗透到瓷器里面去，甚至穿过釉彩进入瓷胎。”

要做到彻底的脱盐，就需要把这些瓷器在淡水浸泡数月之久，这一过程看起来难以实现。以瓷器数量的16000件之巨，到哪里找那么大的水池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问题。如果脱盐不净，瓷器会渐渐损坏，在“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文物中，已经有部分瓷器因为盐分外渗出现了釉层凸起的问题。

，考古报告还未编撰，考古专家们的工作还在破解沉船之谜的阶段。“按照制作工艺判断，这次出水的瓷器绝大多数是清康熙中期所制。”栗建安说，“不过另外一些瓷器却明显为清康熙早期的。为何同批货物中会有不同年代的瓷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揭开谜底。”

另外一方面，出水瓷器中的50%质量平平，其中包括一座欧洲人不可能会欣赏的观音像。有考古队据此推测说，船上的瓷器或许并非销往单一地区。精美的克拉克瓷应该是销往欧洲，质量一般的瓷器则可能是销往东南亚。

对于水下考古学科来说，这都是应予破解的谜题。在瓷器的鉴定基本完成之后，张威们必须回答这艘船是怎么回事。

这艘沉船究竟是远洋船还是转运船，被看作是福州能否被当作“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新证据。

到9月下旬，“碗礁一号”发掘工作已经阶段性结束，即除沉船本身的打捞之外，摄影、摄像、测绘等调查工作和打捞、保护、清理等文物打捞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对于遭到盗捞，以及抢救性发掘受到的时间限制，中国水下考古队颇感遗憾。张威觉得，如果自己当初对这次发掘的预期值为100分的话，事实上只收获了80分，而林果则认为他们只达到了75分。

他们只好期望，对这艘木质沉船本身的进一步考古能够挽回一些分数。这还需要新的经费。

考古队员已对沉船的龙骨进行了探摸测绘。龙骨暴露在水中的部分长1.45米，周长约77厘米，直径约22厘米，厚26厘米，延伸到船板下面，并与船板拼接成一体。根据它的大小，张威推断，沉船的长度在18至20米间，“不太大”，以300多年前的中国造船水准来看也只属于中等大小的船只，应为用于近海航行的运输船。

考古专家们大多倾向于同意张威的意见。他们推测，沉船的身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它从景德镇出发，沿水路至长江并出海，在前往福州、泉州或广州的途中沉没；另一种是它的目的地为澎湖列岛，林果按照当时的历史资料估算，当时也许正有一艘西班牙商船在那里等待着这艘转运船的到来。

潜水长张勇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即沉船是一艘中距离的远洋船，或许可把瓷器运抵越南等地。他的依据是，人们曾在越南海域发现类似的中国古代沉船。“这艘船也许是到东南亚去给前往欧洲的大船送货。”张勇说，“这么大的船，如果沿近海航线航行的话，到达东南亚也并非没有可能。”

除了船体大小之外，船的形状值得研究。福建省一些学者猜测的是：它是不是尖底的“福船”，即明清两代的福建一带所造船只？这一点还无法判断。张勇说：“我觉得我已经触摸到了船底板，但那是不是船底板，还不能定论。”

另外，专家们正在勾勒这艘沉船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之线。以往，这条中欧贸易线路的起点往往被认为是广州、泉州，而这艘沉船究竟是远洋船还是转运船，则被看作是福州能否被当作起点的新证据。

另外一些发现暂时看起来还没有太大价值，比如在船舱中发现的4件日常小器物，分别为一个残留部分墨迹的不及巴掌大的小石砚、一个小罗汉雕像、一个陶制的龙头以及一枚铜钱。林果说，考古如破案，文物如物证，其价值一时很难判断，这些东西或许也会有显现其重要性的一天。

最没有疑问的一点是，沉船本身的打捞已经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按照考古操作规程，考古队员本该给它的每个部件编号，以便打捞后重新组装、恢复原貌。不过由于盗捞造成的破坏，船体严重损坏，准确地进行编号已无可能。张威描述说，有些部位已经七零八落。

“沉船是否打捞，还要向国家文物局请示。不是完全不能打捞，但是难度很大。”张威说。

除了“碗礁一号”之外，还有一些沉船正在附近海域渐渐走向毁灭，有很多人在捞取宋元至明清时期的瓷器文物。

“别在屿头岛上问文物的事情，”附近东珠村的一位村民对记者说，“小心捞了文物的人恼火。”

林果曾对当地文物部门人员描述，少数盗捞人员配有武器，还曾有蒙面人在盗捞现场出现。另有水下考古队员说，在海警、边防人员在海上采取方法制止盗捞时，曾有人用砖头还击。在水下考古队前往莲峰村海域调查时，3艘渔船正在盗捞，其中一艘橡皮快艇绕考察船飞驰示威。

不过，考古队员们很了解，盗捞者们本身也只是偷盗者而非天生歹人。“加强约束的话，都是好人。”冯雷说。

事实上，屿头岛上的参与集资盗捞的渔民们远非都能大发其财，雇佣潜水员的价码高到了非理性的地步，导致很多人赔掉了本钱。冯雷曾看到乡卫生院在抢救一个服毒者，渔民们说，他走上绝路就是参与集资盗捞蚀本所致。

不过，在屿头岛，在全国沿海的一些地方，盲目和冲动仍在继续。

幸好，最美的一艘，他们已经得到了。

“‘碗礁一号’是最好的，”张威说，“这真是好运气。”

福建海域13.6万平方公里，海岸线3324公里，位居全国第二，地处东海和南海的交通要冲。福建在宋元时期就有发达的海上交通，海上航线四通八达。古代商船从福建等沿海地区出发，穿过南海、印度洋、东南亚、非洲将丝绸、茶叶、瓷器等运往欧洲。而福建运输瓷器的船只因为失事等原因，有部分沉没在海底，给后人留下许多不解之谜。

据了解，在福建省闽南地区（包括泉州、厦门、漳州三市）发现的多达数百处的古代瓷窑遗址，其年代上迄南朝，历经唐、宋、元、明、清，反映了福建地区陶瓷器生产的持续发展、长盛不衰，大量产品还远销海外。福建东南沿海古为“海上丝绸之路”（又称“海上陶瓷之路”）。由于种种原因，福建大批输出的陶瓷器有一部分未能到达预定的港口和地点，而是随着失事、遇难的船只沉没于海底。连江县东洛岛与正在沉船考古的平潭县屿头乡碗礁海域，都有运输陶瓷器船只失事、遇难于此。

中新社景德镇10月21日电 (记者 王剑)清康熙青花八开光杂宝花卉纹盘、清康熙青花“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图碗、清康熙青花冰梅纹直腹盖罐……从18日起，景德镇陶瓷馆内展出了103件罕见“平潭碗礁一号”沉船瓷器。在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这些艺术珍品300年后首次外展，回到故乡千年瓷都景德镇。

据景德镇陶瓷馆专家介绍，“平潭碗礁一号”沉船遗址出水的17000余件瓷器，大多出于清代康熙年间景德镇民窑，大部分为青花瓷器，少量为青花釉里红器、单色釉器等，瓷器胎质坚硬，胎色洁白，胎釉结合紧密。青花瓷有将军罐、粉盒、花觚、笔洗等不同器型。

本次展出的103件瓷器是从17000件沉船出水瓷器中遴选出的代表作品，青花瓷色泽明艳、层次丰富。参观者能从这些瓷器的造型、纹饰、胎釉中，一睹明代晚期和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民窑最高的制瓷工艺。

据介绍，这批艺术珍品，仅于2011年在福州博物馆展览过一次，本次展览系“平潭碗礁一号”沉船瓷器首次外展。

在浩瀚而冰冷的大海中静静躺了300多年，通过多地文物工作者的努力，这批瓷器终于在2012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回到故乡“千年瓷都”景德镇，与来自世界13个主要产瓷国的数万件现代陶瓷作品“争奇斗艳”。

“平潭碗礁一号”沉船出水于福建省平潭县海域，位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沉船海域往北可至长江流域和北方各港口，往南可达泉州、广州等贸易港口及东南亚地区，是南北贸易的必经之路。

2023年10月，　“海丝遗珍——‘碗礁一号’沉船及平潭水域出水瓷器展”在鞍山市博物馆开展，共展出65件沉船出水瓷器，向观众展示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