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儿》是唐代诗人韩愈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

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于。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

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敷。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

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

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

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

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

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

又问谁与频，莫与张樊如。来过亦无事，考评道精粗。

跹跹媚学子，墙屏日有徒。以能问不能，其蔽岂可祛。

嗟我不修饰，事与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于朝儒。

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韩愈作《示儿》诗,元和十一年，作《符读书城南》。后世对退之示儿诗争议颇多。如苏东坡称“退之示儿云云,所示皆利禄事也”。邓肃：“用玉带金鱼之说以激之，爱子之情至矣，而导子之志则陋也。”后世反驳的说法也很多，如朱彝尊说《示儿》“率意自述，语语皆实，亦淋漓可喜，只是偶然作耳”。黄震称《符读书城南》“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愈于后世之伪饰者”。一韩愈有一首《南内朝贺归呈同官》，作于任国子祭酒时，也有人认为是在任京兆时作。诗中也有同《示儿》一样的自述自己地位荣耀的内容，“三黜竟不去，致官九列齐。岂惟一身荣,佩玉冠簪犀。“晃荡天门高,著籍朝厥妻”，似在庆幸自己的处境，但全诗实是自责自贬的反思，“责贬处又是忧谗畏讥,要皆不得志之词”。韩愈几次因直言被贬，故不能不常畏人祸，居高位时亦然。然而细考韩愈前此几年同样自述“利禄”的《示儿》诗的创作背景，联系诗人的生平经历，又可知韩愈不仅畏人祸，也畏天命，而其畏天命又源于对亲情的眷恋。

《示儿》诗和《符读书城南》，后人以为多言利禄、表露韩愈俗人心态，非议颇多。韩愈家世孤寒,自小就多次经历失去亲人的伤痛,并肩负着振兴家族的重任；韩愈处于一个士庶混杂的时代，韩愈便是一个士庶相混的代表，既有高华的一面，也有世俗的一面。细考韩愈的特殊家世、早年经历、命运格局、人生理想及生活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其示儿诗背后是诗人对家族的爱和责任、他的理想的生活模式，以及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借此可以还原一个重亲情、重责任、不伪饰,既畏天命又积极有为，不离世间常情又立志为圣的真诚文人形象。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其郡望在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德宗贞元八年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因言关中旱灾，触怒权臣，被贬为阳山令。宪宗元和元年召拜国子博士。元和十二年从裴度讨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后历任国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主张“以文为诗”，作诗力求新奇，且多议论。《全唐诗》存其诗十卷。有诗文合编《昌黎先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