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化写作是90年代中期以后在文坛上出现的一个现象，也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一般认为以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女性作家的写作为代表，又有人称之为新状态文学、晚生代文学、个人化写作。关于私人化的界定必须以公众化的为对照。私人的（private）不仅指体验的方式或写作的方式，同时也指经验的类型或写作的内容。私人化的核心在于它与公众的（public）与群体性的严格对立与区别，而不在于其他（正如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立与区别）。这样就可以把私人化写作与所谓新状态或作家的当下情感状态等似是而非的东西区别开。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对于私人化写作现象的许多分析与界定存在着理论上的欠缺，最主要的是理论标准的混乱。比如，有人把私人化写作称作“新状态文学”（新状态本身也缺少明确理论界定，所谓描写一种新的当下的状态），也有人把私人化写作的特点说成是“小说家生命的自然延伸”，“小说人物、叙述人物以及小说家本人在一种自由状态下合而为一。”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关于“私人化”的界定必须以“公众化”的为对照。私人的（private）不仅指体验的方式或写作的方式，同时也指经验的类型或写作的内容。私人化的核心在于它与公众的（public）与群体性的严格对立与区别，而不在于其他（正如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立与区别）。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私人化写作与所谓“新状态”或作家的“当下情感状态”等似是而非的东西区别开来，同时也把它与艺术风格、艺术个性等概念区别开来。作家的“当下情感状态”不一定就是私人化的情感状态；同理，“新状态”也不一定是私人化的情感或经验状态。它们都完全可能同时是公众化、群体化、社会化的。比如，如果“新状态”像有些评论家说的是指90年代中国大陆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因而也就是非常公共化的）社会文化状态，如市场化、世俗化、全球化等，那么，表现与认同这种“状态”恰恰是丧失了私人性而不是获得了私人性。同样，如果说有些被认为是私人化的作家作品（如何顿）表现了个人对于当前商业话语的彻底认同，那么这种认同也恰好体现了私人化的丧失（因为当前的商业话语无疑是一种相当普遍化、公众化的强势话语）。

（1）到了90年代末，以棉棉与卫慧为代表的所谓“另类”写作与私人化写作具有非常明显的相似性与连续性，因而也有人把它也归入“私人化”写作。但由于在本书写作的时候，卫慧与棉棉都还没有发表她们的代表作，更没有成为热点，所以本书的主要论述对象依然还是陈染、林白等作家，只是偶尔才参照棉棉与卫慧。

（2）尤其是棉棉与卫慧以及其他所谓“美女作家”的小说，2000年开始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学术研究而言，这样的对象距离显然太近，这也是我的分析主要以陈染与林白为依据的原因之一。

（3）王光东等：《文学不能放弃个人精神的高度：论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作家报》，1996年6月29日。

（4）参照张颐武等人的见解。

属于私人化的写作。艺术风格的核心是写作方式的独特性，而不是经验内容的私人性。所以鲁迅的写作是高度风格化的，但却不是私人化的。

在这样一个基点上，我们可以把私人化写作的特点概括为以下的几个方面：

其一、从小说叙述的经验内容上说，私人化写作表达的是一种私人经验、私人意识与无意识，特别是被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与普遍伦理法则抑制、排斥、遮蔽的私人经验，而不是公共经验或群体意识。比如同性恋、弑父或恋父情结、恋母情结、自恋情结等等所谓的“异常经验”、“阴暗心理”。在陈染的《私人生活》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对此类经验有相当充分的描写。此外，棉棉与卫慧小说中的吸毒、戒毒经验、不正常性生活经验（比如口交经验、手淫经验等），也都属于比较典型的私人经验。私人化写作对于宏伟的主题、宏伟的人物以及宏伟的公共化的事件不感兴趣，同时对于依附于宏大事件与宏大主题的精神历程（比如从资产阶级“小我”到无产阶级“大我”的再生经验）也不感兴趣。这些作家的写作与她们的切身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棉棉自己就有吸毒的经历。“她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异端，但我以为不是思想观念的那种异端，她的身体性和行动性让人呀的文学专业人士大为震惊。”（1）

其二、从写作的方式上说，私人化写作大多采用了“新回忆录”或“新传记式”叙述。无论是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还是棉棉的《糖》，卫慧的《上海宝贝》，都是以女主人公的经历为叙述的基本框架。但是与一般的回忆录与传记体小说不同的是，首先，追随私人下意识流动而展开的“琐碎式”叙述，“琐碎”是相对于那种依附于宏大主题与精神再生之上的首尾一贯、有中心指向的事件叙述或心路历程描写而言，它是以私人隐秘经验的跳跃式流动为叙述展开的依据，叙述自由、“散漫、零乱”，视点游移不定；其次、消解宏伟的叙事，不再像原来的回忆录式、传记式写作那样指向一个超越的或伟大的终点（伟大理想的实现、革命的胜利、精神的再生、与历史的必然性相吻合的心灵历程等等）。另类小说比私人化小说更加突出赤裸裸的性经验，更加反对那种精神化的写作，倡导肉体的写作，用棉棉的话说是“用身体写作”。

其三、从作者角色上说，私人化写作的作者是一个小写的“我”（私人），而不是大写的“我”（群体、人民或公众代言人），他（她）只是私人经验的表达者与私人欲望的倾诉者，不是大众的生活导师、启蒙领袖、灵魂工程师，也不是社会黑暗的暴露者与批判者。为人的准则：渴望性爱、向往金钱、寻求刺激、热衷自我。

其四、从写作动机上说，私人化写作的驱动力是个人心理需要，尤其是无意识与隐秘欲望，与群体无关的私人经验的表达冲动与倾诉欲望。这种动机无关乎国家、民族、群体、人类，既非拯救人类拯救社会，也非歌颂光明弘扬正义。它超越了公共化的群体需要，而遵循私人心理经验的隐秘驱动。

综合以上四点，私人化写作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一种非代言式的写作，它甚至不代表或者拒绝代表自己描写的那个边缘群体（比如“新新人类”或“另类”）。棉棉在一次采访谈话中说得很清楚：“有些记者上来就问我，你作为’另类文学’的代言人怎样怎样，你作为’都市新女性’的代言人怎样怎样，我没有兴趣做任何代言人，我多累呀。”（2）。

个人化写作：个人化写作是文学创作的趋势所在。但不少人对“个人化写作”持一种非议的态度，事实上个人化写作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庸俗的创作倾向，相反，它在强调叙事回归自我生命内在状态、发掘创作主体自身的生命体验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60年代与70年代的作家基本上都可以归类于个人化写作这面大旗下面。他们以个人性的生活经验看待宏大历史，通过个人性的记忆书写时代的声音，可能这种声音比较微弱，不再像从前作家背负沉重的历史创伤所发出的惊天呐喊。然而个人化写作由于过分地关注创作主体自身的亲历性体验，又使得作家们对这一叙事资源的利用走向了某种极端和褊狭，陷入到一种自我经验的迷津之中，不仅导致了一些作家在创作中不断地自我复制某种生命形态甚至叙事情节，而且暴露出明显的自恋倾向。

真正的个人化写作与传统集体叙事相比，更具有前瞻性与深切内涵，这种写作将抛弃皇帝的新衣，穿上朴素但是保暖的外套，以真诚的心灵来唤醒读者，唤醒世界。譬如陆离的《安乐死》、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艾伟的《水上的声音》、李师江的《吴茂盛在北京的日子》、红柯的《吹牛》、刘玉栋的《我们分到了土地》等等。这样的写作脱离了集体经验，而是唤醒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情感，用细致的笔墨把这种隐秘情感真实地再现于我们面前，让我们惊讶。内中包含了小说的最基本的因素：虚构性、想象性、批判性，但它保持了个人化的色彩，不断打击经验世界与想象世界的界限，最终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真实书写。发现真相，书写真实，是这一代真正的写作者的责任。请原谅我用到了“责任”这样一个大词，然而正是“责任”才把一些真正的写作者与伪劣的造假者区别开来。

然而个人化写作并不是一种标签，尤其不是那种“女性私小说”的写作。“女性私小说”按评论家张柠的讲法就是：“浓缩了我们这个时代全部的自恋经验——幽闭在私人居室里照镜、沐浴、做梦、满嘴呓语，写一些只有女性才有的私人经验（性幻想、经期的烦躁不安感等）；其作品中充斥着具有深度意象的语言，似乎每一句话都有弦外之音。”无疑，这种“女性私小说”与真正的个人化写作相距甚远，没有想象性，没有批判性，仅剩下一点点真实（或者虚构）的女性经验。当然个人化写作也拒绝那种整天写作“泡吧”生活的纸醉金迷式的“青春诗学”与假大空式的伪理想主义浪漫。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立场，拒绝集体主义式的经验复制，强调批判性与独立性。

个人化写作标志着独立作家、独立诗人的成长和形成。但个人化写作并不天然具有免疫力，正如英国作家沃尔芙所说的那样：“这个自我对于文学来说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又是最危险的。因为你只有懂得怎么写作，才能在文学中利用你的自我。否则，琐屑的个性在印刷的永恒中腐败的景象令人感到恶心。”个人化写作首先是真正文学的再现，坚持个人性的批判勇气与艺术敏锐，是对传统文字的一次解放。在这种解放的方式下，个人化写作才显示出自身独一无二的生存主体性。说到底，尽管作家的禀赋和想象力、形式的转换固然可以弥补个人经验的贫乏，但对于写作来说，经验或经历毫无疑问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资源。

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概念的提出标识女性转向内心和自我发现。其实这两种命名都是指出一种现象，即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但外延有不同，个人化按字面理解是写作的体验化、心灵化，这对每个作家都是必须的，它标识着一个作家的个性或者说是风格。但女性作家对个人化有自己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等同私人化，如林白对个人化的阐释就很精致，她说：“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这个概括包含两层意思：（1）个人化写作的基础是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包括自我经历）。（2）个人化写作的颠覆性与解构性，以它的独特性来和主导意识形态构成“她者”力量，从而对既有权力结构具有内在颠覆作用。所以，“她们”的个人化既是指向自身的又是要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而私人化写作首先是个人化写作，它的叙事对象是与公共领域相对的“私人领域”、“私人生活”，叙事方式是自我作裸露，即“我手写我心”和“我手写我身”，叙事价值是女性拥有自己的权利。但私人化的同义词是具有隐私性的个人生活，所以它的内涵更丰富，在九十年代它有特殊的指向，那就是女性写作。所以我们把女性作家对女性自身的生理和心理进行自我发现和自我理解的写作定义为女性写作。

为作品或作者划分流派，是件带有浓郁主观色彩的事情。但是，为了把握文学的发展脉络，将作家及其作品归类，并放置在至少能够反映其部分特色的流派之中，又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对于90年代出现的所谓“私人化”写作，命名的本身似乎就将它们与其他派别割裂开来。其实，“私人写作”就是站在“群体写作”的对立面。于作者而言，就是放弃对“众生”的关怀，将目光投向自身进行写作。当然，学者对于“私人写作”的定义较之要丰富许多，但归根到底，这一流派的写作无非是一种对自我的体验与控诉。叙述主体往往就是作者的肉体与心灵。如果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挖掘出“私人写作”的思想源流。它们与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私小说在精神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私小说”是日本近代小说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以作家身边的事情或亲身经历作为创作题材，大胆地描写灵与肉的冲突。提起中国现代文坛的“私小说”，郁达夫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名字，正式他开启了现代文学“自传、自怜”的叙事风格。如果那他的《沉沦》与“私人写作”的一部典型作品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者都是明显的“揽镜自照”。虽然不能以此便将“私人写作”与“私小说”归为一类，但这种相似的精神内涵却揭示出二者间明显的共通性。换言之，“私人写作”绝非形成于某种思想的突变，它与当代文学的其它流派一样，建立在前人的创作模式之上，并逐渐衍生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然而，“私人化写作”的思想源流之所以常被忽视，主要是因为这一流派在文学史上出现了多年的“断流”情况。从30年代到80年代这半个世纪间，中国上演了一场场激烈的社会变革，与此相适应的是持续不断的时代共名。在强大主旋律的声浪下，“无名”失去了生存的空间，私人化的灵与肉被强行推上了街头广场，共唱一个“主题”。时间来到九十年代，当“私人化”的情结被再度唤起时，人们已经忘却了它与五十年前“私小说”的“血亲关系”。可以说，“私人化写作”与“私小说”是隔代继承的关系。存在于文学内部的“自叙精神”并未消失，它在九十年代得到了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