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散文由秦朝散文和两汉散文组成，其中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造诣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领主要的位置。

《吕氏春秋》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谏逐客书》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秀传统,关怀国度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剖析形势，勇于表现自己的政治看法和主意，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期颜色。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代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剖析社会实际存在的抵触；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沾染力。就文章作风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色，鲁迅在《汉文学史纲领》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拟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适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长了神学颜色，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陈腐板滞而缺乏朝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约束，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利的种种抵触，统治阶级的腐蚀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穿和鞭挞。在文章作风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色，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依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留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见貌有具体活泼的反应，其中对时政的批驳，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穿,对不切实际、陈腐经生的讥讽,都很深入。在情势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情势的改革和变更，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有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入的揭穿和尖利的批驳，文章构造周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活泼的比方加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概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出色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主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号,批评了当时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勇敢的疑惑。他批驳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认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毛病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剖析，并指出其荒诞的处所。由此动身，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利的批评，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意。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造诣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领主要的位置。《史记》、《汉书》在全部封建时期，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范例。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度的典册，记言记事,积聚并整顿了大批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应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殊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树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涌现了繁华的气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顿历史材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定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涌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巨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发明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解释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巨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本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录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发明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发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起源。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陋,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传播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相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辑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传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风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重要依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录，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