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公元前476年—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之后的历史时期，列国诸侯争斗激烈的时代。关于战国的起始年份，有多种说法，与春秋在历史上并无明确时间界限，而战国时期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终止，战乱持续两百多年。

“战国”一词，在当时就已经有人使用，但是只是用来指当时参加连年战争的强国，如《尉缭子·兵教下篇》说：“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如在《史记·匈奴列传》：“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战国尽管是主要描写七个国家的征战，而战国时期的国家远远不止七个，战国初期，群雄并起，共有二十多国，依然以周天子为共主。把战国作为一个时代的名称，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以后，才开始使用。司马迁的《史记》和汉代刘向的《战国策》是记载战国历史的重要文献（刘向叙录曰：“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两种观点都得到了其支持者的完善和补充。在前403年之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和前403年三家分晋。《史记》的观点因包括了如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得到多数采纳。而在战国时期的结束是在秦统一中国（前221年），参见秦统一中国之战。秦灭六国，焚烧各国书籍，使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载基本毁灭。以致，西汉中叶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难以找到依据。

关于战国起始时间有前476年，前475年，前468年，前453年、前441年、前403年六种说法。

主词条：战国大事年表

周天下从成百上千个小国家整合为十多个大实体国家，原本的战略缓冲空间不复存在，各个大国不得不面对直接残酷竞争的格局。资源的集中使得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也急剧上升。在彼此间不断的激烈攻伐中，如何谋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且富国强兵成了各国决策层的首要考量目标。在此时代出现的普遍的需求之下，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应时展开，战国时代的大幕也随之拉开。

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前475）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铁器开始出现与使用，取代了石器而与青铜器同时并进使用，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的发展，而春秋时的井田制被取消。农业进一步发展，各国人口增多。手工业的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各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得到大力发展。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加剧。诸侯国兼并土地战，争夺生存空间，代替了春秋时期政治上的霸权争夺。

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周安王十一年（前391），田和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认。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于是，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贪欲急遽膨胀。增加剥削量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掠夺更多的土地，而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战争频繁。

这些发展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世袭的等级制度被瓦解，一些过去的贵族失去了地位，而另一些那个时候的平民通过经商或其他的机会致富，甚至成为政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官僚制度发生了变化。

为了应付这些变化，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变法。最早开始改革的是魏国。魏文侯在前445年继位后，师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招揽了一大批人才。之后又启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进行了改革。

两极世界理论分析指出，战国时期，关中是士族政治形态和农奴制经济形态，中原是卿大夫政治形态和隶农制经济形态，而南方则是原始部落政治经济形态，中国的总体社会形态是卿大夫政治形态和隶农制经济形态。

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相互混战，国际社会非常不稳定。战国初期东周境内尚有十几个国家，其中以齐、晋、楚、越四国的实力最强，有四分天下之势。

后来晋国内乱，以智氏、范氏、中行氏和韩、赵、魏六家为主的“六卿”又互相兼并，范氏和中行氏倒下后，以智伯瑶为首的智氏，于前455年联合韩、魏两家合兵攻赵，把赵襄子围在晋阳，决汾水灌城。韩、魏突然和赵氏联合起来，于前453年消灭智氏，瓜分了智氏的全部土地。不久，三家又将晋公室的土地和人民，除曲沃、绛州外，也都瓜分了。这时的晋国国君降到了三家之下，卑屈到要朝见三家大夫（三家分晋）。前403年，东周共主之周威烈王册命了韩、赵、魏三家列位诸侯，由此战国七雄局面正式形成。

齐国卿族田氏到陈完的第五世孙田恒，联合鲍氏，灭了当时专权的栾、高二氏篡夺齐国政权（前386年，田氏代齐）。

后来燕国崛起，秦国中兴，及其它一些小国陆续的被吞并或沦为附庸。从春秋时代初期的一百四十多家诸侯，经过三百六十多年的兼并，到战国初期就只剩下了二十余家。其中又以西嬴姓秦国，东姜姓齐国，中原三晋（赵国、魏国、韩国），南芈姓楚国，北姬姓燕国此七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各家的兼并战争使得诸侯变少了，胜出者疆域变大了，人口变多了，财富也集中了。原本分散在各家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财富，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诸侯手里。

公元前445年，魏氏领袖魏桓子病逝，魏斯继承权力。魏斯就是魏文侯，魏文侯三次攻秦，都遭遇到秦国巨大的抵抗。在对楚国和齐国的扩张也遭遇了两次大败。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大国战争的受阻，意味着魏国实力的不足。魏文侯君臣形成了一种判断：魏氏集团要继续强大，要在大国战争中取得军事进攻的绝对优势，就要进行全面的变法，以寻求新的历史出路。李悝出山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著作——《法经》。《法经》既是李悝自己法治思想的结晶，同时也是汇集、整理当时各国的实用法律即“撰次诸国法”而编成的一部法典。

李悝变法的第一个方面是整合并创造魏国的新的政治制度。第一次在魏国创造性地建立了趋于中央集权制的新型权力体制。全国军权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统帅军队作战的“上将军”系统，一是防守要塞关隘及保障军队后援的“国尉”系统。这两个系统的运转，其主要方面都由国君以兵符的形式直辖。

李悝变法的第二个基本方面是“尽地力之教”。就是在激发农耕者的积极性上做文章，全面实行私田制经济，以达到最大限度发挥土地潜力的目标。国家实行平粜法，保证应对饥荒灾害。其核心是以公平的价格在丰年收购余粮的方式，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再在灾年以相对低的价格进入市场，以平易粮食价格。

李悝变法的第三个基本方面是放弃礼治，推行法治。自李悝变法开始，魏国以《法经》为法律蓝本，普遍推行了相对全面的法治，取代了以往混杂不清的治国方式。

变法完成之后，魏国一举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超强大国。恰在这一时期，在鲁国失意的卫国布衣名士吴起到了魏国。魏文侯先是任用吴起为西河守，统率对秦军事行动，取得了不少小胜利，但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变法之后，魏国实力大增，吴起随即为魏国训练出了一支装备精良、战术素养极高的大军，天下号称“魏武卒”。 魏国在变法之后的超强实力，一直是其余六大国所不能企及的。魏国对秦国的强大压力，魏国的战争优势，也一直保持到商鞅变法成功之后。魏国变法的连锁效应，也引发了战国初期的第一波变法浪潮。

战国初期，韩国曾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由于改革不彻底，政治上造成了一些混乱。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为相，实行进一步的改革。

申不害，原是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他是个讲究“术”的法家，其理论“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就是从黄老学派那里发展来的。申不害讲究统治之“术” 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申不害主张搞君主的专制独裁，把权柄集中于国君一人，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申不害所讲的术，主要是指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申不害不但主张国君要用术，而且要求各级官吏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能越职办事；凡不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申不害曾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其目的还是为了防止臣下篡夺大权。但是这样一来，只能使得国君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韩非曾对此提出批评。

申不害所讲的术，客观上是君主专制统治体制下官僚制度推行后必然的产物。这种阴谋权术，不仅国君可以用来驾驭臣下，大臣也可以用来争权夺利，“故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韩非子·定法篇》）。申不害这样用术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成效是比较差的。

吴起，卫国左氏（今山东菏泽定陶西）人，一度做过鲁国的将，旋即入魏，被任为西河郡守。公元前390年左右，因为魏武侯的大臣王错的排挤，吴起由魏入楚，被楚悼王任为“宛守”，防御魏、韩。一年之后，被提升为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变法的要点，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篇》）。就是要剥夺一些旧贵族的“有余”，来补充军政开支的“不足”。他认为，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削官吏的禄秩，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节省这些开支用来供养“选练之士”。这个措施革除了一些世袭封君的特权，精简了国家机构，增强了军事力量。

吴起“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的另一个措施，是把旧贵族迁移到荒凉地区去。他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认为多余的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而过去楚国旧贵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区来，这是“以所不足，益所有余”，应该加以纠正。因而他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这是迫使旧贵族带同所属人员去充实广大的荒凉地区，这样就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并有利于开发荒凉地区。

吴起在变法过程中，曾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反对，贵人“皆甚苦之，甚至连改变“两版垣”的简陋建筑方法也“见恶”（《吕氏春秋·义赏篇》）。还曾遇到当时楚国流行的道家的攻击。楚国经过了吴起变法，也就强盛起来。吴起曾“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他“南收扬越”，取得了很大成果，扩展了南方许多土地。但是就在胜利的这年，楚悼王去世了。吴起到治丧的处所，便遇到许多贵族的联合进攻。吴起伏在王尸上，贵族的箭射中了王尸。吴起也被车裂肢解而死。吴起死后，楚国虽然也成为“战国”之一，在政治制度上有些改革，但是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政治上比较腐败。

在战国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随着魏国和楚国的相继衰落（参见词条战国历史分期），形成了齐国和秦国东西对峙的局面，因而秦齐两国展开了争取其它诸侯国、孤立对方的斗争，而韩、魏、赵、楚、燕等国，则在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中摇摆。这时，出现了两个著名的政治家——张仪和公孙衍，他们分别连横和合纵。这种情况又被称为纵横（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强大起来的秦国，不断地向东方扩张领土。周显王四十年（前329）魏人张仪来到秦国，向秦惠文君上连横之策，建议与魏、楚相亲善，接着在魏、楚的配合下，进攻韩国的新城和宜阳，将军队开到洛阳，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再回过头来攻取魏、楚的领土，迫使天下诸侯都西面事秦，完成称王的大业。这一策略正中秦惠文王下怀，遂以张仪为客卿。张仪一再鼓动秦军攻打魏国，又将所夺土地还魏，迫使魏国首先事秦，纳上郡十五县予秦，对其它东方国家形成很大的威胁，张仪被任命为秦的国相。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魏将公孙衍行合纵之策，促使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承认对方君主为王，以联合抗秦。但不久，楚国就派兵伐魏，公孙衍的策略受到挫折。魏相惠施联合齐、楚的活动也遭到失败，被驱逐。魏惠王受到齐楚的打击，不得不于周显王四十七年（前322）任用张仪为魏相，想联合秦、韩之兵以伐齐、楚。但张仪的真正意图，是要魏国首先事秦，而让其它诸侯国仿效。魏惠王没有听从张仪的意见，在齐、楚、燕、赵、韩等国的支持下，于周慎靓王二年（前319），赶走张仪，以公孙衍为魏相。次年，公孙衍发动魏、楚、燕、赵、韩五国第一次合纵攻秦，以楚怀王为纵长，被秦击溃。

此后，秦不断进击三晋，又利用蜀国、巴国互攻的机会，出兵占领了巴蜀全境，获得了一个富庶的后方基地，秦国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巴蜀地区遂定，秦国日益富强。四川盆地物产丰富，农业条件优越，为日后秦国的强盛和统一奠定了基础。

周慎王五年（前316），燕王哙将王位让给相邦子之。子之为王三年，国内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结党进攻子之，百姓反攻，杀太子平和市被，死者数万。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五十余日，就攻取燕国全境。由于齐军大量杀戮平民，燕人起而反抗，齐军被迫撤退。但此事证明，齐国的力量仍相当强大。同时，齐与楚结盟，更加强了齐与秦抗衡的力量。

秦齐斗争的焦点在于争取楚国。楚国是春秋老牌强国，和晋国争霸了百年，虽在春秋末期遭受了吴国大举入侵，国势大损，但随着楚昭王，楚惠王数十年的修养以及不断对南北拓开疆域，渐渐有了复兴的苗头。战国初期前390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楚国北败三晋，西却秦，南开长沙，苍梧，天下诸侯畏楚之强。

前381年，楚悼王死后，贵族叛乱，射杀吴起并箭中王尸，新即位的楚肃王将其叛乱贵族尽灭，但同时造成楚国朝政大为混乱，楚肃王为稳定朝政，与剩下的贵族达成协议，废除吴起的部分变法，以求稳定国家。变法虽被大大缩减，但不影响楚悼王为楚国留下的强国之体，其后楚宣王，楚威王即位后，创造了楚国在战国前所未有的盛世情况，即楚国历史上的宣威盛世，在此期间，楚宣王扶持过秦献公，秦孝公，秦楚两国通婚连好，共对魏国。楚宣王又发兵救赵，离间三晋，削弱强魏。齐魏徐州相王而不通知楚国致使楚国大怒，楚威王在徐州大破齐军，给了齐威王一个教训，楚国在此期间国势达到最强的局面，总体发展还是向上的，并使这一盛世延续到楚怀王前期。

在楚怀王熊槐时期，秦齐两国前后强盛起来，楚国对其双方的倾向是一个重要的砝码，两国开始了争取楚国的支持。但自齐国大破燕国后，楚国与齐国结盟和好，齐楚联盟，致使秦国想要攻伐齐国的打算落空，秦国想要打击削弱齐国，就要拆散齐楚联盟不可。可楚国此时的国君偏偏是爱贪图便宜的楚怀王熊槐。

为了破坏楚、齐联盟，周赧王二年（前313）张仪出使楚国，使楚与齐绝交。秦国派张仪入楚向楚怀王熊槐鼓吹“连横”，劝楚绝齐从秦，并口头许愿，以归还楚国商於（在今河南淅川西南）600里地方为代价。楚怀王熊槐信以为真，就和齐国断交。

当楚国派人向秦国讨取土地，秦相张仪狡猾地说：“我和楚王商定是六里，没听说是六百里。”楚怀王十分恼火，发兵攻秦。秦军在丹阳打败楚军，楚兵被杀八万人，楚将屈匄被俘，秦攻取楚国的汉中地六百里。公元前312年，丹阳之战后，又爆发了秦楚蓝田之战，面对丹阳之败楚怀王熊槐并不服输，而是增调楚国全国的军队深入秦国境内，秦、楚两国战于蓝田（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 ，楚军大败。韩、魏两国也趁机出兵，一直打到邓。张仪又说服韩、赵、燕与秦连横。周赧王十四年（前301），齐、韩、魏联合攻楚，杀楚将唐昧，尽吞楚方城地区。也在这一年，宋康王南攻楚国，夺取了淮北。周赧王十六年（前299），楚怀王熊槐不顾屈原忠告，受骗往秦，被扣留，最后死于秦国。

楚顷襄王即位后，楚国愈加衰弱，虽在抗秦方面攻取旧巴国之地取得一系列胜利，但更激起秦国的报复与打击。其后楚考烈王即位后，用春申君为相，北救赵国，与诸侯共同抗秦，攻灭鲁国，楚国有了中兴之势，但难以弥补楚怀王，楚顷襄王留下的巨大创伤。楚国在楚考烈王去世后，内部宫廷不断倾扎，楚国日渐衰弱下去。

周赧王八年（前307），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传统的车兵为骑兵，改车战为运动战，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成为秦国向东发展的新障碍。秦昭王为了打击赵国，派穰侯魏冉到齐，约齐愍王与秦昭王同时称帝，联合五国攻赵。

游说家苏秦识破了秦的阴谋，劝告齐愍王放弃帝号，发动合纵，会合燕、韩、魏、赵等五国军队，于周赧王二十八年（前287）联合攻秦，秦被迫割地给魏、赵以求和。此后，赵将赵奢、廉颇，赵相蔺相如一再粉碎了秦人的军事进攻和外交重压，捍卫了赵的尊严和国土。

前286年，齐国灭掉宋国，一时威势很盛，引起各国的不安。燕国联合秦、韩、赵、魏等国共同伐齐，于公元前284年，在济西（今山东聊城南）大败齐军。燕昭王自继位以来，奋发图强，卑身事贤，以图雪耻复仇。周人苏秦和魏人乐毅受到重用。乐毅帮助燕昭王进行政治改革，使燕国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苏秦则作为间谍出使齐国，劝说齐愍王伐宋、攻楚，以削弱齐的力量。二人并与赵、魏、楚等国约定，联合伐齐。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燕将乐毅率燕、赵、秦、魏、楚五国之兵，联合攻齐，一直攻破齐都临淄，夺其大部分疆土。齐将田单利用燕国内部矛盾，驱逐燕军，收复了失地。然而，齐国已经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

秦自孝公时商鞅变法，中经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一百余年间，建立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注重水利和农业生产，奖励军功，军队装备优良，又充分利用客卿为秦谋划作战，在诸侯国中越战越强，终于打败了东方各个强大的敌手，成为天下第一的强国。

战国时，周王室连名义上的共主地位也没有了，但仍在洛阳一带勉强维持。西周初年营建雒邑时，共修建了两座城。西边的方十七里，叫王城，东边的小些，叫成周。战国时，由于王室内部争权和分封，先后出现了居于王城的西周公和以巩邑（今河南巩县）为都城的东周公，真正天子的周显王寄居于东周公治下。周赧王八年（前307年），因赧王拒绝秦武王试举周鼎的要求，秦军逐赧王出成周王宫，赧王徙居西周王城。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秦军攻取韩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二地，斩首四万。西周君联合诸侯军队出伊阙（今河南洛阳南）攻秦，以隔断秦与阳城的通道。秦昭王于是发兵攻西周，西周君不得不将其三十六邑全部献给秦，西周国灭亡。同年，周赧王死去，作为天子之国的周朝不复存在。秦庄襄王元年（前249），秦相邦吕不韦带兵灭东周公。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城，揭开了秦国统一战争的序幕。楚国避秦军威势，迁都于陈，诗人屈原痛感国家沦亡，投汨罗江自尽。周赧王四十四年（前271），客卿范雎向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就是与远方国家结盟，集中力量先打败邻近的国家，再逐步兼并其它各国。

秦昭王纳范雎之策，于周赧王五十年（前265）出兵伐韩，封闭上党郡与韩都城新郑的联系，虽迫使韩国将上党献给秦。然而上党郡却转而依附赵国，秦王大为震怒，秦赵开战，赵派老将廉颇率军驻守长平。周赧王五十四年（前261），秦派大将王龁夺取上党，与廉颇军在长平交战，赵军数败。廉颇加固壁垒，坚壁不出，双方僵持达三年之久。长期的消耗战下两国国力皆损失过大，秦国欲早日决战，赵王对廉颇消极避战也相当不满，秦用反间计在赵国散布谣言，使赵国以年轻气盛的赵括代替廉颇为长平赵军统帅。秦国同时秘密地换来大将白起。秦军攻赵军营垒后佯败后退，赵括率主力追击，白起派出奇兵分割赵军，并将赵括包围起来。赵军被围断粮四十六天，杀人以食，军心大乱。赵括冒险突围，当场丧命，全军大败。白起将赵军降卒全部活埋，赵军前后共损失四十多万。长平之战是秦国与他在中原最后一个强手的决战，也是战国最为惨烈的一次战争。至此，东方六国都已不再是秦国的对手。

长平之战后，秦军乘势包围赵都邯郸。秦军的残杀，激起了赵人的义愤和别国的恐惧，在危急存亡面前，楚春申君、魏信陵君率军与赵军内外夹攻，大败秦军，秦国因在长平之战损失严重亦自感力量不足遂撤兵。

秦孝文王立一年（前250）而卒，秦庄襄王继位，商人出身的吕不韦为丞相，第二年就率兵灭东周国，取韩之成皋、荥阳，建三川郡。次年，秦军击赵，伐韩，在上党设太原郡。庄襄王三年（前247）崩，秦王赵政（先秦时期姓氏并未统一，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故秦始皇叫赵政。）即位，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帝。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军攻魏，夺其酸枣等二十城，设东郡，前241年，赵、楚、魏、韩、燕五国共推楚考烈王为纵约长，庞暖为联军主帅，共同攻打秦国。联军攻至函谷关时，秦军出击，诸侯联军败退。联军转而进攻秦国的盟国齐国，夺取了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于秦王政六年（前241）粉碎了楚、赵、魏、韩等国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合纵对秦的军事进攻，还用反间计除掉了反秦最激烈的魏信陵君。至此，在疆土广大兵强马壮的秦国面前，东方六国君主形同于秦的郡县长官。

秦王政九年（前238），平嫪毐之乱，秦王嬴政亲自执掌政权，随即出动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六国旧势力，史称秦灭六国。前230年秦灭韩；前228年秦攻占赵都邯郸；前227年荆轲刺秦，失败被杀；前225年秦灭魏；前223年秦灭楚；前222年秦灭燕、赵；前221年秦灭齐，秦王政称皇帝，为始皇帝。

东南西北上中下；齐楚秦燕赵魏韩。

战国时，各诸侯国陆续形成国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相，又称相邦、宰相，是百官之长。将，又称将军，是武官之长。秦国于武王二年（前309）开始设丞相一职，丞相中最尊贵者称相邦，最高武职初为大良造，到秦昭王时才设将军。楚国一直以令尹为最高官职，柱国或上柱国为地位稍次的最高武官。各国次一级的武官为尉，或称国尉、都尉。国君的秘书称御史，并有监察之任。郡县的设置更为普遍，逐渐形成以郡统县的格局。原来，官吏世袭，各有封地。战国中期开始，国君对各级官吏改为给以一定粮食作为俸禄，或赏给黄金、钱币。同时形成玺符制度，任免官吏以玺为凭，调动军队以兵符为据。从而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君之手。县以下，有乡、里、聚的组织。乡有三老、廷掾，里有里正。聚是村落，其下有伍、什的编制，五家为一伍，有伍长，十家为一什，有什长。

战国各国都吸收春秋时君权下替的历史教训，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纠过去宗法贵族把持国家大权之失。

战国时中央最高的官吏为相邦。相邦是百官之长，治理朝中百事，对大小官吏有赏罚之权。各国都置此官，但名称上略有歧异，有些国家借用太宰、冢宰、令尹之类的旧名。有的国家称为宰相，秦有时不置相邦，而设左、右丞相。

较相邦为低并分掌各种具体职务的官吏，有主管民政、军事和工程事务的司徒、司马和司空（见三有事），有管理刑罚和辞讼的司寇或司理。还有专管农业、手工业、山林资源的司田、工师、虞师等官。

地方上一般都分成若干县，以替代过去贵族的封邑，秦商鞅变法后，全国共设四十一县，《战国策》说魏有百县。县也称都，古书中常将县都连称。在县以下有乡、里。有的国家在乡、里之间还有州。里之下又分成若干个什、伍，伍是五家，什是十家。县的主管官吏为令，秦或三晋，也称县令为大啬夫。在令之下有丞、尉、御史以及县司空、县司马等官。乡、里设三老、里典、伍长等。县置于君主统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过地方小吏一直贯彻到乡、里，中央集权制比过去大为加强。

各国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往往设郡以统县。如魏在河西设上郡，秦灭蜀后设蜀郡，赵打败林胡、楼烦后建立云中、雁门等郡。战国时的郡都比较大，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赵、燕的代、上谷郡都各有三十六县。郡的主管官吏为守，也有称太守者。设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能力，故郡守除治民外，还掌握兵权，可以率兵自卫或出击敌人。

从相邦到地方的守、令，都由国君来任免。在任命官吏时要授予官玺。官吏有了官玺才能行使其权力。在免官时君主又要将官玺收回，当时称为“收玺”或“夺玺”。君主通过所谓的“上计”，考核官吏治绩。官吏不称职或有过失者，君主可收其玺而免其官。《荀子》说：“相邦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相邦为百官之长，如君主对其不满，随时可被免职。可见当时对官吏的考核是比较严格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大都能保持较高的行政效率。

春秋时实行任人唯亲，官吏主要由公子、公孙担任。战国时任人唯贤比较流行。虽然像齐、楚等国任用宗族的现象仍未断绝，但多数国家都主要从平民中擢用有用人才，甚至像申不害、范雎等出身于贫贱者也能被破格任用。秦多用外来的客卿，广揽天下的英才。秦能最强于天下，与此不无关系。官吏人才多通过大臣或名流之推荐和保举。如果推举者徇私，则将受到一定的惩罚。如秦国对于“凡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官吏一般都是领取实物为俸禄。高官可以食禄千钟，甚至到三千钟、万钟。稍低的俸禄为一千石，依次而下为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五十石。更低者为斗食。按照秦制，六百石以上者皆属高官级别。官吏有特殊功勋者，国家往往赏赐田地。如《商君书》曾说：“得甲首一，赏爵一级，益田一顷。”

封爵仍有，但和春秋之制有较大区别。如属宗室或有功之大臣，可获得君或侯之称号，有封邑或封地，主要食租税，仅有一定的治民权。这些封君多终身或传数世，很难长期世袭。稍低者为卿或大夫，一般是奖励给功臣或名贤。秦的爵制，级别较多，从侯到大夫、士。其中的低爵，获得者为平民或士兵。

战国初，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魏国李悝所编《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盗法治偷窃，贼法治杀人。囚法和捕法是对盗贼侦查和逮捕的处理程序。杂法是对盗、贼以外犯罪的惩罚规定。具法是根据情况对犯罪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秦国本来就有族诛之刑。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它各国也竞相制定严刑酷法。如齐有烹、杀、酝、金刀等刑，楚国有戮、肢解、烹、贯耳、鞭，笞、刖、宫、梏、砾、灭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系狱、劓等刑。

战国时各国都用严刑峻法以治国。为此而制订出一批新的成文法典。魏有李悝的《法经》，最为有名。赵有《国律》，燕有《奉法》。但这些法典都早已亡佚。秦律是在《法经》的基础上编订而成，也已不复存在。但1972年出土的云梦秦律和其他有关材料，其中大部分都应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律条文，是了解秦或其他国家法制状况的宝贵资料。

秦律将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放在首要的地位，如对犯盗窃罪者处罚极为严酷。凡参与分赃或窝赃者，则将和盗窃者受到同样的惩罚。窃贼盗窃所得，其价值超过六百六十钱，就要被处以次于死刑的重刑。如盗窃别人的桑叶，其价值不到一钱，也要服苦役三十天。

其次，法律对官吏的违法行为颇为重视。秦律中有多种的官府法规性质的内容，如有《置吏律》、《效律》、《军爵律》等，还有和生产有关的《田律》、《工律》和《金布律》。官吏在执法时忽于职守者为“不胜任”，对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不胜任”和“不直”都构成犯罪。“不廉洁”的官吏为“恶吏”，也为法律所不容。

战国时刑罚残酷。刑罚有死刑、肉刑、徒刑等类。肉刑分髡、黥、刖、劓等。徒刑是使罪人长期服苦役，三晋称这类罪犯为胥靡，秦称刑徒城旦或鬼薪、隶臣。秦徒刑中以城旦为最重，犯人髡发穿赭衣，颈中戴铁钳，脚上戴铁釱。同时还要处以黥、劓等肉刑。城旦在严密的监督下服长期的苦役，实际上成为罪犯奴隶。肉刑在战国时已成为前一时代的残余，而徒刑则变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较轻的刑罚有迁刑、笞刑和罚金、罚徭。迁刑是把犯人迁徙到边地去服役或戍守。犯人的家属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法经》中的三族刑，即犯人的父、母、妻的亲属也要受株连。秦律中所谓的“收”，也是指籍没罪人的妻孥。

春秋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战国初年，约有十几个国。大国有秦、魏、韩、燕、赵、齐、楚，即“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小国有宋、鲁、卫、中山、滕、邹等。另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与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仪渠，南有巴国、蜀国、闽越。至秦统一，通过列国的兼并战争和自发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迁徙，这些少数民族多与中原民族融合，有些则保持了原有的民族风貌，部分如匈奴则与中原成对立姿态。

战国时期最有实力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人称“战国七雄”。战国前期，“七雄”形成，各国将精力用在内部整理上。各国招贤才能，励精图治，像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变法维新就发生在这时期。战国中期，就是大战的时候。真是：“国无宁日，岁无宁日”，“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的混战局面。各个国家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君主们都相继称王，独霸一方。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图强，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频频争取别国的“合纵”、“连横”。战国后期，秦昭襄王用范雎为相，采用了“远交近攻”之计，破坏了各国的“合纵”，加强了秦国的国力、军事，成了战国时期的第一强国，削弱了各国的力量

魏文侯（前445年－前396年在位）任用李悝进行改革，尽地力之教，建立武卒，重用吴起、西门豹等人治理地方，发展经济，成为战国初期第一个强国。

变法内容：

⒈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郡县制官僚制度。按着“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削弱贵族特权，建立郡县官僚制度。

⒉推行尽地力之教。

⒊实行平籴法。

⒋作《法经》。

背景：楚国衰落，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吴起（约前440年－约前381年），卫国人，在卫国谋求发展不成，投奔鲁国，在曾参门下学习，取齐田居儿为妻，因未回家奔母丧，曾子中断了师生关系。鲁穆公用他为将，他杀妻求将。到魏后参与李悝变法。前383年，魏武侯时，吴起受魏相公叔痤排挤，离魏至楚。周安王二十年（前382），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变法，裁减冗官，废除贵族的世卿世禄，明法审令，禁止私门请托，也日益强盛了起来。但楚国旧势力太强，楚悼王刚死，吴起就被乱箭射死。

变法内容是：

制定法律并将其公布于众，使官吏民众都明白知晓。

凡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

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

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让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效力。

禁止私人请托，统一楚国风俗。

废除“两版垣”，改为四版筑城法，建设楚国国都郢（今湖北省荆州市西北）。

魏惠王将国都迁至大梁，招徕士人，发展水利，对外用兵，图谋吞并以濮阳为都城的卫国，引起周围国家的不满。这时，齐威王任用邹忌等人进行改革，大力整顿政治，鼓励臣民进谏，制定法律，招抚流亡，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实力仅次于魏的大国。周显王十六年（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和周显王二十八年（前341年）的马陵之战，齐国以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用奇计打败了魏军，从此，齐国成为中原最强的国家。为了满足对人才的需求，齐宣王扩建位于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对前来稷下的学者，给予士大夫的优厚俸禄和舒适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专心学术，培养弟子，促进了学术的进步和繁荣。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和十九年（前350），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的变法最为彻底。商鞅变法鼓励人口增殖，重农抑商，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编制户口，实行连坐之法，使秦国成为战国中期以后最为强大的国家。虽然后来商鞅发动叛乱失败被杀，死后被车裂，新法却并未废止。

主要内容：

⒈废井田，开阡陌封疆。

阡陌，是耕地的田界，原来每人有份田，都没有固定的田界，因为休耕地是大家的公田，耕地也常要重新划分。商鞅变法鼓励人民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生产，开阡陌，就是对人民扩大了的耕地，设立阡陌作为固定的田界，这就对土地使用者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封疆，是天子、诸侯国境上及贵族采邑上或大田上的疆界，在疆界上聚土为封，封上又植树以为标志，称为封疆。开封疆，就是对当时贵族私有田宅设立的界划。开阡陌封疆，就是破除旧的封疆阡陌，重新规划，不得私自移动。这样维持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⒉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奖励军功，凡是有军功的，均可以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的奖赏。杀得敌人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级的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可当五十石俸禄的官。制定了军功二十等爵：⑴公士；⑵上造；⑶簪象（又称谋人）；⑷不更；⑸大夫；⑹官大夫；⑺公大夫；⑻公乘；⑼五大夫；⑽左庶长；⑾右庶长；⑿左更；⒀中更；⒁右更；⒂少上造；⒃大上造；⒄驷车庶长；⒅大庶长；⒆关内侯；⒇彻侯。按爵位高低授予种种特权、减刑、服饰、坟墓。严格禁止私斗，违犯的各以轻重施刑大小。以此鼓励人们为国家作战，并产生了大批的自耕农和地主，形成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

⒊重本抑末，奖励耕织

当时把农业称为本业，是国富兵强的基础，而把商业和手工业称为“末业”。商鞅对努力经营农业的免除赋役，而对从事商业或怠惰以致交不起租税的，没收为官奴婢。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好处。为了增加税收，鼓励一家一户的生产，规定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另立门户，女子必须出嫁，否则多缴纳赋税。在客观上促使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封建经济的重要特征。一家一户成为生产经营单位，分家析产，使阶级经常在变动当中。

⒋推行县制

秦孝公以前存在县一级行政机构，但不普遍。商鞅变法普遍推行县制，万户以上县设令，不满万户的设长，俸禄由三万石到一千石不等，在县令、长以下设丞等，官吏领取国家俸禄，国君有权任免。这一套机构有利于中央集权，成为中国郡县制国家机器的雏形。

⒌颁布法律，实行连坐。

⒍徙木为信，申明法令。

⒎迁都咸阳。

⒏改革赋税制度。

⒐革除戎狄风俗。

魏惠王称霸之时，韩国国力尚弱，臣子申不害劝说君主韩昭侯依附魏国，承认魏国霸权，同时对内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

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

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术”的提出，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第一步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又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并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由于战争频繁，各国都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士兵来源于募兵或征兵。当时所说的“练卒”或“练士”，应当是招募而来，并经过相当训练、具有较好装备的常备军。但遇大战时，也随时征发适龄男子服兵役。如秦赵长平之战，秦昭王亲赴河内，下令民众中适龄男子都要开赴上党。各国为了激励士兵奋勇作战，采用不同的奖赏办法，如齐国的技击之士，得敌首者可拿到赏金；魏国的武卒，其家属可以免役。秦国除用奖赏外，还用严刑相胁，这也是秦军战斗力很强的原因之一。

战国时王权很集中，故君主都把兵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如军队的将帅都由君主任命。战国早期，军将常由相邦充任，以后则由其他高官为之。将帅非常设官，战事结束后即罢。在调动军队时，君主用虎符为信物。虎符为铜质、虎形，分左右两半，有子母口可以相合。右符在王所，左符在将领之手。王若派人前往调动军队，就需带上右符，经过合符，军将才能听命而动。根据秦国“新郪符”的铭文，地方发兵超过五十人，就必须有王符。可见君主对军队的控制相当严格。

各地大量铁器出土，表明其广泛性。方法有所提高，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条件。生产工具方面所出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是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春秋末年已经有了铁器，但不普及。进入战国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离不开铁工具。在《孟子》书里已提到铁耕。《管子》则以为：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据所知，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辽宁、湖南、湖北等省都出土过战国铁工具，可见当时使用铁器的区域异常广阔。而且铁工具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如有锄、臿、镰、铚等农具，也有斧、铸、凿、刀等手工工具，在同一种工具中又有大小或不同式样的差异。在青铜器时代，铜工具往往和木、石、骨、蚌制成的工具并存。到战国时，不仅木、石工具渐渐消失，就是青铜工具也日益减少。锐利而坚固的铁工具大量地使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除了牛耕外，还有马耕，地区更为广泛。

识别土壤，施肥技术，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由于各国土壤、气候等不同而种植不同的庄稼，粮食作物品种也有所不同。

战国时，铁制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普遍用于生产中，便利于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深耕除草的同时，农民们注意识别土壤性质，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作物进行种植。施肥技术提高，懂得用肥汁拌种，粪肥、绿肥和草木灰被普遍施用。开始注意选择籽种，防治虫病，实行畦种法，播种疏密得宜，便于通风排涝，善于培根、除草、间苗和掌握农时季节。普遍推广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魏国李悝曾对当时的粮食产量估计说，一亩地（约当今三分之一亩）在平常年景，可以产粟一石半（约合今四十一公斤），大、中、小丰收时可以达到六石、四石半、三石，小、中、大歉收时则只能打一石、七斗、三斗。农民平均每人每月需口粮一石半，五口之家，一年食用九十石，则平常年景一家种地百亩所产粮食，够全家一年半食用。当时一石相当今60斤，从而可知，中国的农业有根本性的突破，在当时已奠定了基础。

冶铁是一种新兴的金属冶铸业。最初大约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时有了很大的进展。《山海经》中提到“天下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在叙述某山的各种资源时，常有“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的话。反映出人们对铁矿资源情况的了解已很充分。《管子》还说：“上有赭者，下有铁”，则当时人已掌握通过辨认矿苗来找矿的方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战国铁器。其中以农具、手工工具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还发现有铸造铁器所用的铁质或泥质的范。根据对出土铁器化验结果得知，当时从块炼法炼制出一种质地较软的铁，但也能将其加工冶炼成坚硬的生铁。由于生铁性脆，时人乃用柔化技术使其变成韧性铸铁。冶工还掌握了将块炼法得到的铁渗炭成钢的技艺。在战国几百年间，能从较原始的块炼法进入到冶铸生铁和炼铁为钢的冶铸方法，技术进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国冶铁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已居于领先地位。

冶铜业在战国手工业中仍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发现一处属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铜矿遗址，矿井深达五十米，井下有纵横交错的巷道，为了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设木制的支架。矿工用青铜或铁制的工具开采矿石，用木辘轳作为提取矿石的工具。据今人的估计，当时在连续几个世纪中，开采的矿石可达十万吨左右，从这一遗址的情况来看，当时开采铜矿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开采技术也较为先进。

铜除了铸造礼器、乐器之外，还要铸作钱币、符节、玺印、量器等物，社会对铜的需求量很大，故铜器物制造水平仍有提高。据《周礼·考工记》，当时有所谓“钟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杀矢、鉴燧”这样的“六齐”。“齐”指铜、锡的比例，“六齐”即按六类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铜、锡比例。为了更好装饰铜器表面，在铜器表面刻出细槽，再将金、银丝嵌入，形成美观的图案花纹。器物铭文也可采用此法。这就是所谓的错金银，铜器经过这种加工之后，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

丝麻织物的生产也颇为发达。东方的齐国就以多“文采布帛”而著名当时。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织品中，有很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二十八支，纬线二十四支。在湖北江陵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数量很多的丝织品，保存较好，尤属罕见，其中包括绢、罗、纱、锦等不同品种，以绢的数量为最多。绢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五十支，纬线三十支。最细密的，经线这一百五十八支，纬线达七十支。绢被染成红、黑、紫、黄、褐等颜色。罗、纱是属于质地稀薄的丝织物。这批织物中最珍贵的锦，是用提花机织出的质地较厚的丝织品，上面有五彩的动物或人物花纹，表明当时已有构造复杂的纺织机，织匠则掌握了难度较高的纺织技巧。出土品中还有不少的刺绣。绣的方法分平绣、锁绣两种，绣于罗或绢上，绣出色彩绚丽的龙、凤、虎等图案花纹。从上述遗物看出，战国时丝织品生产方面，无论是纺织、染色或是提花、手绣，都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战国手工业，一部分为官府经营，一部分属民营，官府手工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战国时不过继其余绪而已，但在经营的门类、规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像新出现的冶铁业，也是官府工业中所不可缺少者。当时官府除生产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盐、铁、钱币之外，还旁及于漆器、陶器、纺织和金银玉石等领域。

民营手工业约开始于春秋末，进入战国后获得很大发展。盐、铁等重要门类中，有不少民营作坊。如魏的猗顿以经营河东池盐而著名，经营冶铁者尤多，如魏的孔氏，赵的卓氏、郭纵，都以冶铁而致富，史称孔氏“家致富数千金”，郭纵可以和“王者埒富”。也有经营其他矿产者，如秦的巴寡妇清，其先世就拥有出产丹砂的矿山，故能“擅其利数世”。官府作坊的产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费，仅有一部分才拿去出售，而私营则不然，其产品主要是供销售。因而民营手工业的发达，可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对商业交换的兴盛起到重要作用。

因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带来了商业的发展。政府也承认了商人的合法存在，征收各种税捐。

商人的种类：⑴坐列贩卖的普通商人和小本经营的贩夫贩妇。

⑵富商大贾，既有政治地位，又有财力。战国时代商人的详细情况参见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时币的种类多，流通数量大。各国铜币的样式不同，齐、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币，三晋主要是铲形的布币，秦、周主要是圆形有孔的圜钱，楚国主要是形似贝壳的蚁鼻钱。金币有楚国压成方块的郢爰、陈爰。战国初年，魏国每石粟卖三十钱，农民每户种一百亩地在平常年景的收获，除去吃饭和交税，余四十五百粟，可卖一千三百五十钱，每户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要用三百钱，每人一年穿衣要花三百钱，全家要花一千五百钱，还不足四百五十钱。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关系活跃起来。战国时，不仅各国铸造货币，而且很多城市也铸造货币，因此各地货币的样式不同，种类繁多。解放后发现的战国货币，不下几百种之多。从其铸造材料看，有铜币和金币。从其造型上分：刀币，流行于齐、燕等国；铲币，流通于三晋等国；圜钱，流通于秦和东、西周等地；铜贝（蚁鼻钱），流通于楚国。楚国还有铸金币：郢爰、陈爰。种类多、流通量大，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种类繁杂，也反映了有很大的地域性。

随着货币的发展，高利贷也风行起来。此外还有重农抑商政策。

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引起了城市的发展，有代表性的是齐国的临淄、燕下都、楚国的郢、定陶、赵国的邯郸。城市是统治阶级对农村行使统治权的据点，又是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聚居的场所。城市从政治上统治农村，从经济上剥削农民。

战国时社会经济处于飞速前进当中，但各地区是发展不平衡的。齐、魏不仅自然条件好，而且社会改革早，因而成为战国初年比较发达的国家。秦国原来比较落后，因地处关中沃野，变法比较彻底，因此后来居上，成为战国后期最强盛的国家。楚国疆域最大，土地肥沃，手工业、商业也相当发达，曾与齐、秦并为强国，因军力不强，被秦国灭掉。

诸侯纷争，打破了使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各地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趋势。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分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战国时代的散文创作十分兴盛，有各种历史散文，诸子的散文和其它散文作品。这些散文都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或汪洋恣肆如庄子，或娓娓动人，或激情横溢，或绚烂多彩，或譬喻连珠韩非子的寓言，或剖析透彻如孟子，或逻辑严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恰合，使屈原的诗作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宋玉的作品，在模仿屈原的同时，对楚辞有发展和创造，在骚体中变化出赋体，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战国时代，社会的剧烈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士阶层的形成和统治者的提倡，许多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最有影响的，除了儒道二家以外，还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以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以张仪、公孙衍、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等。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秦统一六国，崇尚法家，兼用阴阳家，焚书坑儒，迷信暴力，将法家学说过分夸大君权的一面发挥到极致。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是由封建领土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在此期间新旧阶级、阶级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从本阶级或本集团利益出发，对宇宙、社会以及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这样，在思想领域里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后世十分少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并非实指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农家等等。后人把这九家称为“九流”。“三教九流”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各家各派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时，杰出的天文学家齐人甘德有《天文星占》，魏人石申有《天文》。他们发现五大行星中的荧惑（火星）和金星（太白）有逆行现象，测定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长度，并定火星的值星周期为一点九年，木星为十二年，与现代科学测定极为相近。石申对二十八宿距度和其它一些恒星什宿度的测量，是早期恒星定量观测的重大成果。后人将两人的著作合称《甘石星经》。战国时，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和安排大致齐备，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秦朝实行颛顼历，以夏正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尾。

战国时的《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命题，如两条并行线之间等距、三点共一直线，同圆的半径相等、矩形四角皆为直角等。发明了计算工具算筹，用十根小棍摆成不同的形状来表示数字，进行计算，大大加快了计算的速度，此外，光学八条也是墨经的重要成就。《考工记》中有分数的简单运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与名称。《周髀算经》的成书可能在汉初，但它是先秦测量学的经验总结，其中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

力学知识在《墨经》中也有很好的阐述。认为，力是人体所具有的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指出杠杆平衡与两端的重量和力臂的长短都有关系，发现船的形体大小与其在水中下沉深浅有一定的均衡关系，是关于浮力原理的朴素表述。

【注】秦赵本是同祖分支，所以一样是姓嬴氏赵，另有说法依封国氏，本词条参照《史记·秦本纪》。而先秦都是男子称氏（氏+名），女子加姓（辈分/母国/名+姓）。

【注】金文中吕氏之齐称“齐”或“齐侯”，田氏之齐称“陈”或“陈侯”（见陈侯午敦、陈侯午簋、陈侯因咨戈）。陈侯即田侯，上古“陈”、“田”同音，皆属定母、真部、平声。田齐立国之初，与吕氏齐侯同时存在。

【注】秦氏，宋氏，燕氏都是其国亡国后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