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国，周朝时期位处今中国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一个姬姓周王族诸侯国，子爵。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316年，巴人建立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并在今重庆市中心区域建立国都。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双方在牧野决战。武王率领的八百诸侯就包括了巴人，并被当作先锋部队使用。《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巴人因参与武王伐纣而立功，周朝建立后周武王分封姬姓周王族宗亲于巴国。巴国都城设在江州，即今重庆。

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宋代史学家罗泌《路史·后记》卷一记载：“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

据考古发掘，巴国地区前文化发端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先民们就世世代代在湖北、四川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战天斗地，自强不息，创造了灿烂的巴文化。

公元前12世纪开始，巴地的其中一族人从陕西的城固开始，经过安康，再到湖北的襄阳，随后又折回巴东、鱼复（今奉节）。

巴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春秋时期巴、楚战争频繁，巴多败，都城被迫多次向西迁移。

据《辞源》：“巴国，古国名，位于今湖北、四川、贵州、重庆一带地方”。夏朝时（距今4100年～3600年）称为“巴方”，商朝时（公元前16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中）称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纳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

西周初期分封了71个诸侯国，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称巴子国，通常简称巴国。巴国的地域大致在陕南的汉水上游，南及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春秋时有所扩展。巴国与西周王室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春秋时代，巴国与蜀、楚、邓、庸等为邻。这时，楚国已在南方崛起，巴开始受到楚国的控制，一度与之结成联盟。但是，巴国人显然不愿意受人挟持，虽然表面上承认楚国的宗主国地位，但一有机会便起来反楚。战国初期迫于楚的势力，巴国举国从汉水流域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立国。

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巴国希望通过楚国与邓国（在今湖北省襄阳市北）交好，楚国派大夫道朔带巴国使者韩服出使邓国，在邓国南境遭到鄾国（在今湖北襄阳市东稍偏北）人的袭击，结果财物被掠，道朔等人被杀。楚王闻讯大怒，派大将斗廉率领楚、巴联军攻打鄾国。由于鄾国与邓国互为姻亲，邓国即派了养甥和聃甥率军援助鄾国，爆发了著名的“楚巴与邓之战”，经过三次进退后，楚巴联军前后夹击，打败了邓国，灭了鄾国。

楚文王十二年（公元前688年）巴与楚国出兵征伐申国（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巴国转而出兵伐楚。后来，公元前676年，巴军一举攻取了两国边境地区的楚国那处城（今湖北荆门沙洋），当时驻守那处城的大夫阎敖弃城游水而逃。随后巴国又进军至楚国都城之下（今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楚文王大怒，杀了弃城逃跑的阎敖，结果其族人不服，纷纷作乱。当年冬季，巴国乘楚国内乱，再次出兵攻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军抵御巴军，结果仓促出战大败于长江渡口（今湖北省枝江县北），只得领着败军回国。

根据楚国的法令，败军一律不得入城。因此，郢都大阍鬻拳拒绝开城门，不让打了败仗的楚文王入郢都。楚文王不得已，只好转兵回攻位于淮河上游的嬴姓黄国，在踖陵（今河南信阳潢川）击败了黄国军队，这样就可以回国进城了。不料楚军行至湫地（今湖北老河口），楚文王就因嚼食“昌歜”过量，累积中毒暴病而亡，鬻拳闻知消息后也自杀殉葬。

巴国和楚国从此关系开始恶化，这次战争在《左传》和《华阳国志》均有记载。

鲁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巴伐楚，克之。

公元前632年，晋秦联军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后，巴国向秦国致贡，后又和楚修好。

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巴与楚、秦国联手灭掉了位于鄂西（湖北省竹山县）的庸国。巴从楚师灭庸国并分得庸国之鱼邑（治今重庆奉节），之后便被楚国逼入长江三峡，进入今重庆直辖市地区和川东地区。

楚惠王十二年（公元前477年）巴再次伐楚，包围了楚国的鄾邑（湖北省襄阳市），同年三月，楚国派出了三位能干的将领公孙宁、吴由于、薳固在鄾地击败了巴国军队。巴国损失惨重而国力大衰，退出汉水流域。

春秋末战国初巴国从汉水流域进入长江上游地区后，西与蜀国为邻，先后在长江和嘉陵江一线建了五座都城，即有名的巴子五都，由此引致“巴蜀世战争”。

到战国《华阳国志·巴志》说：“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

战国中叶以后，楚国向巴国大举进攻，开始了经营西南的事业。楚国不断向西进逼，巴国步步败退，接连丧失了大片领土，长江一线也被迫退守鱼复。《华阳国志·巴志》介绍巴郡时言：“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今重庆奉节）、阳关（今重庆涪陵）及沔关。”可见巴郡有三处关卡，都为巴国防御楚国而设。

巴国内乱（公元前377年以前）《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巴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弥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

据传许割三域之中包括有鱼邑（奉节、巫溪）、巫邑（巫山），正是宝源山盐泉所在之地，这是巴国经济命脉之所在，故蔓子宁愿舍弃自己的头颅，也要力保这些地方不致与楚，足见其忠于巴国热爱巴国之心。但借兵这件事无疑暴露了巴国的虚弱，刺激了楚国的贪欲，于是楚国向西进兵，首先攻占夷水——清江流域，夺取了巴国“盐水”，从而占据巴国第一道盐泉。

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国伐楚取兹方（湖北省松滋市）。（即《楚世家》：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六国年表》：蜀伐我兹方。）蜀国东，为巴国之地，何能越过巴国伐楚国？实则，这个时期的巴国对楚、蜀两国两线作战，节节败退，蜀国控制了巴的部分土地，并自巴地出发伐楚。《蜀王本纪》载：“蜀王据有巴蜀之地。”但楚国很快发动反击击败蜀军，楚国吸取了清江不设防而成为伐楚通道的教训，于是在清江筑捍关以保卫楚国在清江的既得利益——盐水泉盐。

楚宣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巴国南部江山——黔中之地（重庆涪陵区、重庆黔江区）被楚国攻占。楚师进攻方向很明确，就是冲着巴国第二大盐泉来的，因此，攻占巴国黔中之地，也就意味着完全占有伏牛山盐泉。《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巴国第二道盐泉盐水泉盐产地丢失，巴国在经济上遭受沉重打击，国力更加不振，楚师便大举西进。

楚威王元年至十一年（公元前339年—329年）把兵锋指向巴国最后一道盐泉，很快攻占今重庆巫溪县、巫山、奉节县一带，置为巫郡。至此，巴国三大盐泉已尽失于楚，巴国也失去主要的经济来源。楚军从枳邑出发西进，攻下江州东面唯一关吕——阳关，接着楚军很快全线西进，攻陷巴国国都江州（重庆渝中区）及其北的陪都垫江（重庆合川区），并进入云南和四川西南部。故《史记·秦本纪》曰：“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

公元前319年冬，巴国和苴国联合，巴国欲灭充国。而蜀国和充国结盟，两国抵御巴国。巴国在公元前318年灭掉了充国，随即又被蜀国击败。苴国向秦国求救，秦惠文王派著名谋臣张仪、大夫司马错、都尉墨獾等领三十万大军入川援助苴国。秦国在公元前316年春灭掉了苴、蜀两国，同年，秦顺手灭掉了巴国，统一了四川盆地，获得了安定的后方经济环境和优势战略地带，为日后扩张进攻楚国打下了基础。

古代巴人的酒，以“巴乡清”著称于世。《水经注·江水》记载：“江水又迳鱼腹县（今奉节）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此酒名贵，饮誉遐迩，以致秦昭王与板楯蛮订立盟约时，以此为质。清酒酿造时间长，冬酿夏熟，色清味重，为酒中上品。巴人善酿清酒，表明其酿酒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到蜀王杜芦（开明十二世）时，巴国被楚国的侵略弄得很头疼，于是把移居目标定在了西邻的蜀国，巴蜀两国的交战开始变得很频繁，蜀国由于开明十一世起国力渐衰，十二世蜀王杜芦准备集中力量打败巴国以振奋蜀国人心，于是有了巴蜀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苴国在这次战役中依然是靠向巴国一边，不过为了不与蜀国撕破脸皮，只派了一队为巴国引路的士兵。蜀王杜芦早得到巴苴合流的消息，于是秘密差由蜀军差老弱兵做诱饵，引巴军主力深入，然后顷巢围剿，战役以蜀大获全胜，斩敌大将告终。

秦惠王垂涎蜀国富饶，欲派兵攻打，但秦将对蜀地道路不甚了解，张仪出谋制作五头石牛，将黄金镶在牛尾下，由其子张若护送给苴国，苴侯高兴地承诺愿助秦国借道伐蜀，张若又到苴蜀边界向人们大肆宣传说”秦惠王愿与苴国结秦晋之好，送给苴国五头石牛。这可不是一般的石牛，这是秦国才有的石料做的，而且石牛还有灵性，晚上会偷偷地吃草，吃饱了也会拉屎，但它们拉的屎是黄金。

蜀王杜芦是一位年轻气盛的君王，但有时候气盛太过了也未免是好事，击退巴国来犯军队的他，决定伐苴另立新苴侯，他忘了上几辈为什么要建苴国，更忘了上一辈为什么对苴侯忍气不发，他没有思考，或许没想去思考，也没想听廷上百官对他的进谏，他令五组劳工限期开凿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以便快速出兵打击越来越不听话的苴国，另外要夺来秦惠王送给苴侯的五头能拉黄金屎的石牛。

张若在苴国关注着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修拓进展，终于等到蜀王杜芦亲自率兵，令“五丁力士”（即五组劳工）引路攻打苴国，这条路就是后来的蜀道。苴侯急忙请张若回秦国求秦王出兵援救。蜀王杜芦也派使者与秦结盟。但狡诈的秦惠王嬴驷还是派张仪、张若、司马错率队攻打蜀国。苴侯为表诚意大开城门，秦兵蜂拥而入走石牛道（今剑阁金牛道/剑阁道）灭蜀吞苴，蜀王身死，苴侯被废，蜀太子逃到彭乡（今彭州）被捉。

蜀、苴二国同年灭亡。苴侯或许不记得春秋时期“假道伐虢”的故事了。

就这样，刚吃了蜀国败仗而元气未复的巴国被秦军势力包围，秦惠王嬴驷采纳司马错“先灭蜀，继灭楚，而得天下”的建议，同年时隔两月后灭亡巴国。之后屯兵江州城（重庆城），一步步向东蚕食楚国。

巴人，古巴国人的简称，巴人是古华夏的一支，和蜀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巴人主要分布在今重庆、川东一带。传说周朝以前居住在今甘肃南部，后迁到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北），以廪（音lǐn）君为首领，本有巴、樊、瞫（音shěn）、相、郑五姓。秦灭巴以后，巴人的一支迁至鄂东。

古代巴人不但作战勇猛顽强，以致被称为“神兵”，而且能歌善舞，极其乐观。他们曾在商、周、楚、秦等强大部族的包围中经过不断征战，在荒莽的大巴山、秦岭中，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自强不息，世代繁衍。他们斩蛇蟒、射虎豹、猎牧捕鱼、垦荒种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这对重庆和川东地区，特别是大巴山一带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至清朝初年，重庆和四川史上曾有五次移民迁入。由于战争、瘟疫和天灾等原因，历史上曾出现过饥荒无人、尸横遍野、群虎白日出游。为填补战争死亡、瘟疫死亡、天灾死亡形成的空缺，秦朝、西晋、北宋、元末明初、清初曾五次移民入川。这五次移民迁入，加快了重庆和四川的开发步伐。

由于秦国的打击，巴人的一支又东迁至湖北东部，另一支迁至湖南西部（形成土家族）。而留下来的一部分和当地的土著人——賨人融合，形成了賨（音从）人。

賨人本是川东的一个土著民族，主要生活在嘉陵江和渠江流域，在春秋之前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賨国，其国都就在今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的土溪镇城坝村。在渠县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可以看出：賨人勇猛彪悍，崇尚武力，被称为“东方的斯巴达人”。

在新石器时代前期（公元前8000年——前7000年），未随母系时期部落首领华胥（伏羲、女娲的母亲）北迁成纪（今甘肃天水）的土著部族遗民或曰华胥酋长（国）部落遗民，已在宕渠水流域两岸过着聚居、采集和渔猎生活。在今渠县报恩乡清河村已形成了原始聚落群村庄。其后，又逐步繁衍发展到宕渠水上游的潜水（巴河）、不曹水（今州河，西汉时亦称潜水）、古渝水（今流江溪。秦至西晋时，发源地仪陇县属阆中县辖）流域，并向山地辐射迁居，发展原始农业。日更月徙，千百年后土著族（賨）人在宕渠流域（今达州市、广安市、巴中市）、嘉陵江流域（今南充市的阆中、蓬安、营山、仪陇等县市）两岸山地广泛耕耘生存，北及今陕西东南部、重庆市西南地区、长江三峡一带及溪州（今湖南永顺等县）、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思州（今贵州思南）、施州（今湖北恩施）等地。其活动中心在今达州市、广安市、巴中市、南充市东北境及重庆市云阳县、垫江县，活动核心地在今渠县城坝及附近区域。出土文物证实：“賨民族是渠江流域新旧石器转换文化的主人”（《賨人与賨人文化》），他们创造了原始宕渠流域古老农耕文明。

新石器时代末期（公元前3500年——前2070年），賨人的先民们在今万源市井溪乡盐井坝桂花井、井溪坝盐井、大竹县童家乡盐井沟村盐泉、开江县严家乡盐井沟、宝塔乡文家梁村盐井、永兴乡上场八庙盐田、城厢镇外西街后盐井河等地进行开凿盐井，掌握了制盐技术。

夏朝建立。姒启八年（公元前2062年），土师孟涂在管治长江西侧即今湖北江陵县的丹阳、丹山（纪山）蛇巴人（崇拜蛇，为蛇身人头风姓伏羲嫡裔，亦称丹阳巴人）中，将蛇巴人“罚为牧竖”，从事苦役和戍边，故而导致丹阳蛇巴人迁徙。一路由今湖北秭归沿长江上溯进入大巴山之南大宁河、小神农架等地，继而进入今陕西镇坪、岚皋、紫阳，后入城口、万源、通江，与土著賨人相距而聚居；

一路蛇巴人由今大巴山房陵、利平、安康、镇巴、西乡进入汉中盆地、陇东地区，后又向米仓山以南巴中、广元发展。之后，再进入西汉水（今嘉陵江）流城以东阆中、苍溪、南部、营山一带扩展，与土著族賨人相邻而居，带来较为先进的原始农业技术，共同发展生产。后又因血缘关系，两支蛇巴人组合在一起，并遂渐融入到土著族（賨）人的生活、生产与交往之中。但蛇巴人的活动中心在今陕南、汉江流域中上游地区与米仓山以南区域（今巴中市境）。以此为核心地带，于夏末商初（公元前1653年——1600年）组成了巴方部落联盟。于殷商武丁时期（公元前1250一1129年）被武王及夫人妇好所灭。《隋书》里称巴方（奠、甸）部落为风姓“古巴国”。蛇巴人部落联盟集团被殷商灭亡之后，蛇巴人逐渐融入到其他部落民族之中。

廪君率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五姓于商朝中期（约公元前1600年至1500年）从今湖北武落钟离山下（今清江宜都与恩施一带的叫夷城巴人）沿长江西进，先后占领今长江三峡及重庆市境。嗣后，其势力又向今川东北（宕渠流域、嘉陵江流域）、川南等地扩展。其势力逐步伸入到賨人生产活动的区域。虎巴人主要活动核心区域在今重庆市境及三峡地区。商末（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清晨，参与灭商之战，周武王姬发因虎巴人灭商之功，封虎巴人活动地区为姬姓“巴子国”，简称巴国。

早期巴文化包涵了早期濮文化的部分因素，因为“巴濮的统治部族同为廪君之后”，“巴、濮本为两个部族，因为长期杂居而成为一族”。可以说，巴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合体，在他产生的初期就已融合了一些濮人的文化特征。

巴文化是巴国王族和巴地民众所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总和。

战国以前的巴文化，包括巴国文化和巴地文化两部分。巴国文化是一种方国文明，巴地文化则是一种地缘文化。

“巴渝舞”，是古代巴渝地区民间武舞。中国古代典籍记载最古老的音乐创作产生于巴地。巴渝舞来源于商末巴师伐纣时的“前歌后舞”。巴渝舞特点：舞风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属武舞、战舞类型。“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弱起”，“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由此可见巴渝舞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汉初，巴渝舞被刘邦移入宫中，成为宫廷乐舞，既供宫中观赏，也成为接待各国使节贵宾的乐舞，还成为王朝祭祀乐舞，天子丧礼乐舞。那时巴渝舞几乎成了国家乐舞。三国曹魏时巴渝舞更名为“昭武舞”，西晋时将“昭武舞”易名为“宣武舞”。唐时，巴渝舞仍为宫廷乐舞之一，唐以后，巴渝舞便从宫廷乐舞中消失了。尽管如此，在民间，巴渝舞遗风犹存，巴人后裔的踏踢舞、摆手舞、腰鼓舞、盾牌舞，就是古代巴渝舞的流变，现存的薅草锣鼓、花鼓调、花灯调、莲花落、川剧帮腔、川江号子、船工号子、劳动号子、翻山铰子等都和巴渝舞曲密不可分。

巴人自然神话有：“比翼齐飞”、“巴蛇吞象”、“白虎神话”。巴人神女传奇有：“巫山神女”、“盐水神女”。

根据考古发掘，巴文化代表还包含巴人诗作、巴国符号文字和青铜文化等内容。由于秦朝大规模的“焚书坑儒”，加之战乱、灾荒和历史年代久远等，其史料逐渐绝迹，巴文化已埋藏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融化在大巴山人民的民俗文化里。对巴文化的更深层次研究，有待依赖考古新发现。

巴渝文化是重庆的根系文化，而巴渝文化源于巴文化，为追溯千年巴文化历史渊源，弘扬巴文化精神，九龙坡区政府及龙力地产斥资4亿元，联合打造一座融文化、生态、旅游、商务、休闲于一体的重庆市文化观光胜地——巴国城。

达州市素有“巴人故里”之称。

古代巴人以穴居为主，今人称它“蛮子洞”，在达川区还保留着几处蛮子洞。

渠县龙潭山上，笔者曾参观了一座天然岩洞，那是典型的巴人穴居。这种岩居冬暖夏凉，傍岩壁还筑有灶台，洞顶凿有通风口，相当于现代的抽油烟机。

元稹《知通州事》诗有：“阁栏都大似巢居”，原诗下面有一条注解谓：“巴人多在山坡架木为居，自号阁栏头也。”

川东一带的民居创造出独具个性特色的吊脚楼。巴渠一带的吊脚楼有较高的建筑技巧和完美的实用功能，充分利用地形地貌，争取空间，凸显山地建筑艺术形象。其他院落中的“天井”，也是巴人民居的一大特征。

信奉占卜，崇尚巫教，民风古朴自然，情感表达直白，具有豪放、率直的文化性格，这似从遗物的纹饰变化与特色上可见一斑。相比较而言，巴文化中比较雅致的文化成分少，更多的是自发的、自然的、民族的或可称为世俗的文化成分较浓厚。清江巴人独特的文化性格，与蜀地“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形成鲜明对比，又与江汉楚文化那种华美修饰有明显区别。

1987年以来，清江隔河岩考古队、高坝洲考古队先后对清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数次考古发掘，共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6处，这些遗址地层中出土文物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经对比研究发现，清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相当于大溪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遗存。从出土的箭镞、鱼钩、网坠等狩猎和捕鱼工具，以及遗址地层中较多的鱼骨、兽骨来分析，鱼猎生活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如今在清江中游地区调查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阳县境内，共有4处，即香炉石遗址、桅杆坪遗址、南岸坪遗址、深潭弯遗址等，在长阳以西的巴东、建始、恩施境内的一些遗址中，虽发现有零星的商、周时期的陶器碎片。在上述几处被确认的早期巴国遗存中，以香炉石遗址最具代表性。

香炉石遗址地处清江腹心──长阳渔峡口，1988年和1989年先后作过两次发掘，该遗址处在陡峭山崖的夹缝中，面积约700多平方米，文化层的整体堆积厚度达到4.5米以上，不仅堆积较厚，且遗物保存较好，这是在整个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遗存”。

香炉石遗址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7个层位，遗址地层堆积中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仅首次发掘的400平方米的面积中，就出土各类石器、骨器、陶器、兵器等多达9240件。且这些文化遗物自夏商时期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而未间断，并被学术界确认为是属于“早期巴文化遗物”。现结合地层与出土遗物逐次进行分析。

石器共出土数千件，器形有斧、锛、锄、铲、钺、锤球、杵、镞等20余种，主要为生产用工具，分别用打制、磨制、打磨兼制、琢磨兼制等方法制成，石器制作的原料多就地取材，为清江河滩的烁石。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针、骨镞、骨钩、骨饰等。其中的骨锥、骨针十分精致，有的骨针，其圆径仅0.5厘米，孔径只有0.08厘米。可见当时的骨器制作工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陶器主要有碗、钵、盘、簋、器盖、杯、盆、鼎、罐、釜、缸、支座等20多种，时代偏早的陶器有碗、盆、盘、器盖等，时代偏晚的陶器有圈足碗、猪嘴形支座、彩陶单耳杯等。

巴人出自伏羲的后代后照，后照的儿子顾相到了巴地建立巴国。

据《太平寰宇记》载：“武落钟离山，一名难留山，在长阳县西北七十八里。”所谓“夷水”，又谓“盐水”，即清江，《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载：“今夷陵郡巴山县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盐水”。

夏代前的巴人

夏代以前的巴人源头，学术界如今争议颇大，有清江说，峡江说（西陵峡），甚至还有三星堆文化说等等，无论哪种说法都缺少充分的材料让学术界所信服，因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与夏、商、周时期的香炉石文化之间还存在很大一段缺环。

在西陵峡地区虽发现了时代较早、数量较多的巴文化遗址，有的遗址在夏时期的巴人遗存之下直接叠压着湖北龙山文化地层，但诸多遗址从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及文化内涵看，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巴文化的遗存不够单纯，土著文化的特色均不及清江流域的香炉石遗址那么系统典型，川西平原发现的三星堆文化也不能代表巴文化的源头，因为三星堆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是小平底罐，而鄂西清江流域及西陵峡地区巴文化遗存的代表性器物是圜底釜，这应是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能说后者也出土了小平底罐就与三星堆是同属一种文化体系。而后达州市发掘的罗家坝遗址与城坝遗址足以证明巴文化与巴人的足迹。达州市素有“巴人故里”之称，属四川巴文化的核心区域和文化集中地，近年来发掘、研究、传承巴文化的脚步从未停止。2016年10月，达州市第四次党代会首次提出了“建设全国巴文化高地”的奋斗目标。今年6月，四川省社科院巴文化研究中心、省巴文化研究会等机构在本市挂牌成立。2021年7月召开的四川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更是明确提出：“支持达州建设巴文化传承创新和旅游发展高地。”

如今在清江下游和清江与长江交汇处的石板巷子、茶店子和鸡脑河等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相当于龙山文化末期至夏代早期的巴文化遗存，但由于发掘工作做得较少，所获资料有限，还难于作出更为确切的论证。

至夏禹时期，巴国加入夏王朝，成为夏王朝的诸侯之一。《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载：“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至此，巴国成为夏的统治集团的一个部分。《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泸州丹山景区位于泸州市南114公里的叙永县境内，由分散的几个景点组成，总面积200多平方公里，为国家级旅游景点）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竹书纪年》也记载：“帝启八年，帝使孟涂人巴涖讼。”

商代

这一阶段共分两层：遗址第⑥层文化层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为距今3520±130年，相当于中原商代早期文化层；第⑤层文化层相当于商代中、晚期夏末商初，巴作为夏的一部分，参与了夏与殷的斗争，起码在夏灭亡的时候，巴并没有成为商的同盟。《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厥咎，乃降于巫山。”巫山，即巴国所在，巴国收留了夏亡国后的遗民。

在商代，巴没有完全臣服加入殷政权，反而和殷发生过战争。殷墟文字记载说明，公元前13世纪的殷武丁时期，武丁和妇好都曾经征讨过巴国。

商代中、晚期

遗址第⑤层出土的商代中、晚期文化遗物，以陶器为大宗，石器呈明显下降的趋势，陶器中以釜为器类之冠，占陶器总数的90%以上，次为罐、钵、杯、豆、纺轮和网坠。釜的器形大小不一，有夹砂灰褐陶、褐陶、黄褐陶等，饰有细绳纹、方格纹、蓝纹等。说明这一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制陶技术的进步，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文化中逐步占据其重要位置。

此外，在该地层中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卜骨和与生活相关的兽骨，卜骨用大鱼的左鳃盖骨制成，均有钻孔。钻孔大多为椭圆形、圆形和长方形，一般凿槽较深，有的已凿穿，烧灼痕迹明显，有的可看见兆纹。

公元前1124年，巴的军队作为前锋加入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也因此在周灭商后，正式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之一，并入周王朝的疆域。《华阳国志·巴志》称：“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代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

春秋时期的楚国逐渐强大，驱赶巴国的疆域不断向西迁移。《华阳国志·巴志》载：“巴、楚数相攻伐”“巴子怒，伐邓，败之。其后巴师、楚师伐申。楚子惊巴师。鲁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鲁文公十六年，巴与秦、楚共灭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

《左传·桓公九年》：“文十六年（即公元前611年）以后，巴遂不见，盖楚灭之。”最终楚国夺取了巴国经济的根基：位于巫溪和清江的盐业基地。逼使巴都城也沿江向西迁移。《华阳国志·巴志》：“巴子时虽都江州（重庆主城区），或治垫江（重庆合川），或治平都（重庆丰都），后治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重庆涪陵）”

其中陶釜的数量达2100多件，占陶器总数的88.3%左右。陶质有夹砂褐陶、灰褐陶、黄褐陶、泥质灰陶、灰褐陶等。纹饰有方格纹、绳纹、回形纹等。器形的制作以手制为主，不少器壁还保留有手指按窝，说明在西周时期，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巴文化中依然十分兴盛。除陶釜之外，其它陶器器类有罐、盆、钵、杯、纺轮、网坠等。

还出土了两枚陶质印章，印章印文为阴刻。张政良认为：陶玺印文字属巴蜀文化系统。陈公柔认为：两玺印出在早期巴文化遗址西周地层中，当然是巴人比较早的玺印。夏渌认为：两玺印印文一为“蔡”，一为“鲛”，前者与甲骨文相近，后者与有巨口有利齿的水生动物有关。是中国玺印历史中的文字记载找到了第一件实物例证，在此之前，我国所发现的古玺印上限仅在战国。也证明中国首先使用玺印。尽管香炉石遗址陶玺印的印文尚未辨识清楚，但不影响称它是古代玺印的定名，即使是用它来印陶器，也应是我国古代玺印的一种或玺印的祖型。

除上述陶器外，还出土了少量的石器和骨器。石器有斧、锛、刀、镞、纺轮、砺石等；骨器有锥、镞、牙饰等。同时还出土了部分卜骨以及大量的与生活相关的兽骨、鸟骨、鱼骨等，其卜骨的制作方法与钻孔形状与商代出土遗物基本相似。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地层中出土了部分铜器小件，计有铜锥、铜凿、铜镞、铜环、铜鱼钩等。另外，还发现了贝币，均为海贝，虽然数量不多，应是巴人区域货币史的实物依据。说明清江流域在西周时期已开始慢慢步入青铜时代，经济交往中逐步开始使用货币。

从该地层出土遗物可以看出，西周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在生产技术、制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陶釜为特征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人的陶器文化中依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说明早期巴文化有其自成体系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清江流域的巴人依然处于氏族部落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社会状态，石器和骨器等原始工具依然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鱼猎和采集依然是当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手段，巫术活动中仍然以占卜为主要活动方式。

遗址第③层为东周早期文化层（即春秋时期），出土遗物中仍以陶器为大宗，占遗物总量的97.3%。此外，石器、骨器、铜器，也有一定数量的出土。

陶器器类仍以釜为主，占陶器总量的68%左右，釜的器形发生变化，较前期变小。还发现有鬲、罐、瓮、钵、碗、盘、豆、杯、纺轮、网坠等。豆的形态特点各异，其中有碗形豆、细柄豆等。陶质有夹砂灰褐陶或黑陶，泥质陶中有灰陶、灰黑陶等。纹饰主要有方格纹、绳纹、锯齿纹、鱼鳞状网状暗纹、锥刺小三角纹等。陶釜是早期巴文化中最具特征的代表性器物。以陶釜为特征的自成体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依然占据重要位置，釜的形体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无论从陶系特点和器物特点看，一直保持着早期巴人土著文化特色。

石器器类主要有斧、锛、刀、镞、纺轮、砺石、凿、铲、环、坠饰等，石器数量与前期同类出土物呈明显下降趋势。铜器有锥、凿、削刀、镞等。骨器有锥、铲、凿、筷、镞、牙饰等。

这一时期出现部分楚文化的器物，如楚式鬲等，楚文化开始影响到清江中游地区，也说明巴人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

战国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逐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沿清江上游西迁进入川东；一部分往南进入了湘西；还有一部分则在清江流域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战国到秦汉时期，以虎钮淳于为特征的青铜文化逐步取代了早期巴文化中以釜为特征的陶器文化，青铜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

巴式青铜器

1949年以来，在清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窖藏出土的巴式青铜器50余件。在这些出土的虎钮淳于中，保存最为完整、造型最为精致、器物最为珍贵的当属在建始景阳出土的双虎钮淳于。

双虎钮淳于重12.75公斤，通高49厘米，整个形状上大下小，肩部隆起，略成椭圆的圆柱体。上端有一长32厘米，宽25厘米的椭圆形盘，盘中并立两只长15厘米的铜虎，双虎间有一环相连，便于悬挂，虎身刻有柳叶形花纹，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体态丰满，栩栩如生。

虎钮淳于

淳于为乐器，由淳与盂两种器形复合而成。《周礼·鼓人》云：“以金淳和鼓”。郑《注》：“淳，淳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近代出土有陶制淳于，都作“碓头大上小下”之形，加上素钮，以便悬系，这应是早期淳于的形制，铜制淳于多是模仿陶制而成。依照考古分期，淳于必然是由陶淳→素淳→钮淳→虎淳，从粗糙向精制发展而成。据考证，淳于的起源应在黄河流域。

山东为春秋时期，以后由山东逐步传入江淮。春秋时代的淳于，主要用于战阵，《国语·晋语》曰：“战以淳于、丁宁（丁宁，钲也），儆其民也。”同书《吴语》曰：“吴王夫差乃秉战袍，亲就，鸣钟鼓、丁宁、淳于、振铎。”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晋国和长江流域的吴国都有了淳于，并用于战阵。

淳于传入清江流域及三峡地区的巴人区域时，则逐步改变了原有的特征，以虎为钮，用了淳于的形体和音乐功能，同时对淳于之钮加以改造创新，让虎的威严凌驾于淳于之上，使之成为巴的象征，并以此物祈求虎神的保护。

虎钮淳于主要分布于渝、湘、鄂、黔毗邻区域，从战国到汉代，可谓盛极一时。从总体特征看，其铸造风格、图案表现手法以及淳于的形体特点等，均不属于专门的作坊制作，而是有小区域的制作风格。

铸范风格各异，使虎钮淳于形成了精彩纷呈的局面。从虎钮淳于的大小尺寸看，鄂西清江流域的虎淳多在55-70厘米之间，而湘西地区的虎淳则多在50-55厘米。从虎的形态上看，鄂西南清江流域的虎淳上，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有的虎淳之虎背部生有双翼，有如虎添翼之势，整个形象威严而神秘；而湘西北之虎，张口而不露齿，或露出不明显，尾多上翘，背部无翼，整个形象朴实生动，接近自然界中所见的虎的形象。这些不同特点，说明虎钮淳于在当时存在着小区域差异。但虎钮淳于之虎经过论证却并非巴人的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