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中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源和灵魂，是中华文化的母体和主干。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是自上古有巢氏、燧人氏等时期至唐宋，长期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

必须注意的是，中原文化的地域性明显又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它最值得重视的特点就是与中国文化形成的直接关联。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和气候等诸多便利的自然条件，这里自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诸地域中最先跨过了“文明的门槛”。由这种文明衍生的文化，则为后世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礼仪典章提供了基本的范本。同时，中原文化之所以在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还在于它强大的辐射力。在中国历史上,它依托于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军事的扩张，甚至中央政权崩解导致的移民大批迁移，向四方传播。

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它主要表现为：

根源性：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地位。无论是口头相传的史前文明，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肇造，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三皇五帝”、“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到对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河南省有大量遗址遗物。夏、商、周三代，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根源，同样发端于河南。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时代标志的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也正是在研究总结三代文明的基础上而生成于河南的。

原创性：中原文化对构建整个汉族文明体系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无论是元典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建构，还是汉字和商业文明的肇造，乃至重大科技发明与中医药的产生，都烙下了中原文化的胎记。《易经》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独特发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黄帝都“有熊”置百官和李斯提出的郡县制，确立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模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衡的浑天仪，都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包容性：中原文化具有兼容众善、合而成体的特点。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方式，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考古人员发现，20万年前南北文化在中原一带交汇。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文化融合更为深化。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吸收融汇。

开放性：中原文化有着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集中表现在：一是辐射各地。如岭南文化、闽台文化以及客家文化，其核心思想都来源于中原的河洛文化。唐代的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就极大地影响了潮汕文化。二是化民成俗。中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礼仪规范常常被统治者编成统一的范本，推广到社会及家庭教育的逐个环节，从而实现了“万里同风”的社会效果。三是远播异域。秦汉以来，中原文化主要是通过陆路交通向东向西广泛传播，不仅影响了朝鲜、日本的古代文明，而且开辟了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班超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扶桑等历史记载，都书写了中原文明传播的壮丽画卷。从北宋开始，中原文化凭借当时最发达的航海技术，远播南亚、非洲各国，也开辟了世界文明海路传播的新纪元。

基础性：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处于主体、主干的地位。中原文化在与其它文化不断的融合交流中，自身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并由此催生了中华文化的形成。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大同”、“和合”，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礼义廉耻、仁爱忠信，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原文化的重大民俗活动，如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俗活动。正如一名著名考古学家所说：中原以外的文化区都紧邻或围绕着中原文化，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这些外围的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是花心。正是花心的不断绽放，才形成了中华文化这朵绚烂的文明之花。

在中原地区的考古中，史前文明在这里的连续性表现强烈。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自东向西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在中原崛起，它们之间联系紧密，已经形成一个较大的文化区域，与周边文化同一时期的孤立发展相比，已表现出明显的发展优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半坡文化是由老官台文化发展而来，向北发展到陕北地区，沿黄河扩展至洛阳，经汉水流域影响到南阳盆地。而中原地区的仰韶后冈文化则扩张至晋南、鲁东北等地。仰韶半坡文化和仰韶后冈文化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仰韶庙底沟文化迅速向四方扩展，北至河套地区，南达汉水中游，东抵华北平原北部，西伸甘肃湟水流域。与周边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原文化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强势文化，起主导作用。

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开始建造半地穴式的房屋，经济以农业为主，出现家畜饲养，并伴有采集及狩猎等生产方式。仰韶文化继承了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当时开始形成大规模建房而居的聚落，彩陶的使用证明了烧制技术的出现。从龙山文化开始出现较多的城址，属于万邦时期，青铜容的使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占卜等巫术活动当时较为盛行。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开始进入全新的文明时代。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迄今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碧龙形器的发现为中华民族的图腾—龙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神龙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河南是龙的故里。被称为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在今周口淮阳一带“以龙师而龙名”，首创龙图腾；被称为又一人文始祖的黄帝，在统一黄河流域各部落之后，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今新郑一带也用龙作为新部落的图腾，今天的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就是因此而来。从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河南省发现的龙文物不但历史久远，而且最为正宗。濮阳蚌龙距今6400年，是中国最早的龙形象，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华第一龙”；在华夏第一王都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距今至少3700年，被学者命名为“中国龙”，等等。这些龙文化的遗存从夏、商、周到汉唐、明清一脉相承，都是中国龙图腾的源头，在形态上可以说都是北京故宫里各种龙形象的祖先。中原和全国各地的民俗，也有不少与龙有关，如每逢喜庆之日舞龙灯，农历二月二祭龙王、吃龙须面，端午节赛龙舟等。这些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播撒到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就是龙。从中原大地产生并完善的龙形象，目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共同的精神支柱。

汉字文化，汉字的产生及重要发展阶段几乎都发生在中原大地上。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在河南。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出生于河南上蔡的秦代宰相李斯在秦始皇“书同文”的政策下、制定了规范书写“小篆”，小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规定的标准汉字形态。漯河人许慎编写了世界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许慎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六书。北宋时期宰相秦桧在开封发明的宋体字因刻写方便，字体易于辨认，而被后世广泛采用。河南南召人王永民被称为“当代毕升”、“把中国带入信息时代的人”，他发明的五笔字型输入法是全世界唯一广泛应用的“汉字编码”输入技术，曾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重大发明。

中原官话，官话是以之为母语的人口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汉语一级方言。历史上，北方官话区长期以河南方言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语汇和语法系统。追溯至古代，商的语言在中原与夏语言和诸多原始汉语方言，是汉语的中原官话的雏形。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进而发展成为扬雄《方言》提及的 “通语、凡语”。明清时期，河南方言基本成型，同如今的中原官话基本一样。通过几千年的融合与发展形成了近代的河南方言。

中原地区是汉文明的发祥地，中原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东周洛阳的史官整理成书的《尚书》是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先秦时期，中原诗歌肇始的标志是《诗经》十五国风中的二南、邶风、风、卫风、王风、郑风、陈风和桧风。汉魏时期奠立了中原文学的基本艺术特质，并有“汉魏文章半洛阳”之说。中原辞赋散文在汉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贾谊开骚体赋先河；张衡肇开东汉抒情小赋风气。魏晋时期，文学创作观念与文体都发生了变革，中原诞生了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左思的《三都赋》还制造了“洛阳纸贵”的佳话。同时，东晋以后，中原士族南迁，推动了江南文学的繁荣。隋唐时期，中原文学空前繁荣，不仅文学数量首屈一指，并且名家辈出，唐代留名的两千多名作家中，中原河南人士占五分之一。来自中原的杜甫和白居易是唐代三大诗人中的两位。河南孟州人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北宋时，东京（今开封）做为世界级的繁华都会，勾栏瓦舍遍布，说唱艺术勃兴，对宋词和话本小说的产生和兴盛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南宋之后，战乱致使中原文化南移，中原文学才逐渐没落，即便如此，在元明清时期，中原仍然不乏李梦阳这样的名家。近代中原作家历经努力，在十九世纪末被文坛冠以了“文学豫军”的称号。

烹饪技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发端于新石器时代，以陶器的成熟和广泛使用为标志，在中原地区的考古中有大量这一时期的陶器遗存。四千多年前，夏启在钧台（今河南省禹县城南）为诸侯设宴，史称“钧台之享”，是中国最早的宴会。商代都殷时期，中原烹饪完成了食物、食法、食制的规模体制。周代宫廷的饮食，制度条理，分工明确。中原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上的庖厨图和宴饮图对烹制和饮食活动情景的描写，反映了汉代的烹饪操作过程。至北宋时期，中原烹饪文化在汴京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正店（酒楼）、食店遍布全城，南北风味同台献艺，品种、技术五彩纷呈。被今天的学者形容为“有美皆备，无丽不臻”，行业内人士则以“中国烹饪大词典”来评价当时餐饮业的技术水平。

豫菜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菜系，豫菜是中国各大菜系的渊源，被中国烹饪界称为中国八大菜系的“母菜”，有“烹饪鼻祖”和“中华厨祖”之称的伊尹便出生于河南杞县，豫菜在历史上曾作为宫廷菜而风靡全国。豫菜始于夏、商、经过东周、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不断充实发展，到北宋时，已形成具有独特风味的重要菜系。当代豫菜是在原宫廷菜、官府菜、市肆菜和民间菜的基础上，根据中原物质条件，逐步积累演变而发展起来的。

中原地区饮食文化的特色也是这种“中”与“和”的思想的体现，口味居中，和众家之长，兼具南北特色，正因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经过各方研究后，亲自决定将豫菜定为国宴菜，任河南师傅为主厨，直到现代，中国的国宴仍旧是以豫菜为基准来烹调的。

中原在古代是华夏族部落集中分布的区域，因此姓氏的萌芽、形成和发展，都与河南息息相关。姓最早起源于母系社会，是氏族血统的代表，姓的产生时间远远早于文字，早期的姓源自于氏族的图腾，距今约有5000年的历史，而当时，中原地区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河南仰韶文化就是母系社会繁荣阶段的代表。夏商时期是中国姓氏全面发展的阶段，而这两个朝代人类活动的中心均在中原一带。

氏是古代贵族用来标示宗族系统的符号，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从夏朝中期开始的。当时中原地区氏族林立，这成千上万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渊薮。周朝时产生了很多姓氏，它是中国历史上姓氏相对定型和普及的一个重要时期。周武王灭商之后，重新确立了姓与氏的关系，因此，西周初期是姓和氏之间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而中原地区又是这一关键时期的关键的地区。据近代统计，中国排名前100的大姓中，全部源自河南省或部分源自河南省的共有73姓。

历史上的中原大地长期是政治角逐之地，是政权不断更迭，政体演变“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大舞台，发生了难以数计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动，积累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政治文化。黄帝是公认的先祖，开创了初始的政权制度，建立了国家治理的雏形。从尧、舜、禹的禅让制到夏、商、周的世袭制，完成了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交往与联盟等政治行为，不断地推动政体的发展，开启了封建社会的先河，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封建制度。从夏朝到宋代3000多年间，河南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先后有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几度形成政治文明的巅峰与辉煌。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就有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四个，其中洛阳是十三朝古都，中国自古“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就是由此而来。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品起源在河南的商丘，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有比较自觉的商业意识，产生了中华商业文化的许多第一。商代的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也就是第一个用牛车拉着货物到远地去做生意，被奉为商业鼻祖。第一个儒商孔老夫子的高足子贡，是河南浚县人，不仅能做官，而且善于经商致富。第一个热心公益事业而被后人称为商圣的道商范蠡，是南阳人，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悄然引退，把才能用于经商。第一个爱国商人是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此外，中原还产生了中国商业的许多第一。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商人诞生于西周时期的洛阳，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以“城门之征”为代表的最早的关税征收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商丘，第一个有战略思路的产业商人为东周时洛阳人白圭，第一个商业理论家是今商丘人计然，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第一个重商理论的倡导者为西汉洛阳人桑弘羊，唐代洛阳城内的管理市场的“三市之长”是最早的“市长”。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人口超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场，在北宋的汴京（今开封），当时人口达到150多万，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一盛况的真实写照，而欧洲最古老、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伦敦当时只有10万人。清代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写下了“富过十二代、历经400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由此可见，中原商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地，中华民族科技文明发达之域，黄帝轩辕氏的元妃嫘祖是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的创造者，其故里西陵（今河南省西平县）于2007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嫘祖文化之乡。被称为四大发明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术均发轫于中原。

司南是指南针的最早形式，无论是对它最完整的记载的东汉《论衡》，还是其最早图案石刻司南勺图在南阳的出土，都证明其创作地在河南。火药所起源的炼丹术、火法炼丹、军事实践是在汉唐时期，地域是在中原地区。东汉时期的蔡伦在首都洛阳发明了造纸术，北宋时期的毕升在首都汴梁（今开封）首创活字印刷术，后远播海外。

中医药技术方面，中原医学文化以整体的治疗思想，多角度观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疗技术，和谐的用药手段而著称于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国粹。黄帝被后人公认为中医药的创始人，战国时期编著的《黄帝内经》仍是中医学工作者必读的指导性医学著作。东汉南阳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的中医经典专著，被誉为“中国医方之祖”。洛阳龙门石窟的“药方洞”，保留有北齐时期完整的中医药方118个，治疗的病种达37个。这些药方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北宋都城开封设有“尚医局”、“御药院”、“药密库”、“太医局”、“翰林医宫院”等机构，设置之全在当时首屈一指。在“医宫院”放置的制作精细的“针灸铜人”，成为世界针灸医学发祥地的象征。可以说，中医药文化起源于中原，中医药大师荟萃于中原，中医药文化发达于中原，中医药巨著诞生于中原。

天文历法方面，《夏小正》是中国历史上见诸于文献最早的历法。位于河南省的登封观星台和周公测景台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建筑。东汉时期出生于南阳的张衡发明了地动仪，并创立“浑天说”。唐代魏州昌乐（今河南省南乐县）人僧一行提出了“恒星自行”观点的时间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早1000年。

冶金铸造方面，从安阳市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和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反映出古代中原高湛的冶金铸造技术，在世界青铜器中亦是珍品。淅川楚墓出土的春秋时期的云纹铜禁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失蜡法铸件，是冶铸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洛阳出土的铁锛和铁镈，证明在中原人民在战国时期已掌握韧性铸铁技术，比欧美地区早2000多年。

中原地区是中国儒家、道家、墨家的诞生地。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原的主要标志是《易经》，上古《易经》被儒家尊为儒学六经之首。伏羲在河南淮阳创造八卦，周文王将伏羲的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孔子拜读易经六十四卦后，写下了十篇心得笔记，史称《十翼》，《十翼》是对《易经》的诠释。河南河阳（今孟县）的韩愈建立了儒学道统，并努力复兴儒学。将儒学发展到理学形态的主要学说之一是二程洛学。

河南是道家的发祥地，出生于河南鹿邑的老子是道家学派创始人。洛阳是老子居住和担任史官的地方。《道德经》（又名《老子》）一书写成于函谷关。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法和法律有不同；法好比物理，而律则是人为）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不作为，而是以无为来有为，不乱为。

战国时期的墨子是河南鲁山人。他创立了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家文化的思想观点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墨学在先秦时期与儒学并称为显学。汉代中期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使墨学在形式上中绝，但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

汉传佛教是佛教的三大地理分支之一，佛教经由两条路径传入中国，一支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洛阳白马寺是东汉前期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中国历史上译出的第一部佛教经典佛说四十二章经诞生于洛阳。建于北魏时期的登封少林寺是中国汉传佛教禅宗祖庭，又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中原佛教界在历史上大德云集，生于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的玄奘是著名的译经师，也是法相唯识宗的创立者。中国的第一个比丘是颍川的朱士行。中原佛教在古代是中国佛教向海外的传播的中心，远播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

中原音乐文化体现在中原地区的民歌、民乐以及源远流长的各种曲艺形式上，也包括了保留至今的各种音乐文物和音乐思想。它是中原地区人民生活的形象反映。普遍观点认为，中原音乐文化是中国音乐三大源头之一。有中华第一笛之称的贾湖骨笛出土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至7700年，是中国出土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至今还能吹奏。贾湖骨笛的出土把中国音乐文化上推至9000年。改写了中国历史原先对先秦音乐史只有五阶音域的史考，贾湖骨笛有七阶高低阶音域。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中原音乐文化的历史，史书中有葛天氏之乐、关于大禹治水的《大夏》歌舞、神农氏削琴桐为琴、商人“恒舞于宫，酣歌于室”、周王招饮群臣诸侯“哟哟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等记载，殷墓出土的三件一组的编磬、两汉魏晋隋唐一承的箫鼓乐队画像砖的出土、宋元时期大量的民间音乐形式，都证明了中原音乐文化的连绵不断。

从记载看，中原在夏启时已有优伶出现。商、周时期傩仪规模巨大，洛阳在两汉和隋唐时期均是“百戏”活动的中心。“诸宫调”创始于开封，《目连救母》搬演于开封，北宋杂剧也形成于开封。这一切足可说明中国戏曲的主根在中原地区。 继诸宫调、金院本、元杂剧之后的四百年间河南境内先后存在或流行过的各类剧种达78个，其中戏曲剧种67个，数量和密度均居中国之首。

中国的五大剧种之一的豫剧，居中国各地方戏曲之首。因早期演员用本嗓演唱，起腔与收腔时用假声翻高尾音带“讴” ，又叫“河南讴”。又因其音乐伴奏用枣木梆子打拍而得名河南梆子，豫剧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继承、改革和创新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河南省的简称是“豫”而将该剧种定名为“豫剧”。豫剧在安徽北部地区被称为梆剧，山东、江苏的部分地区仍称梆子戏。豫剧主要流行于黄河、淮河流域。除河南本省外，河南周边省份的广大中原地区都有专业豫剧团的分布。豫剧在台湾舞台上与歌仔戏、京剧呈三足鼎立的局面。根据2004年的统计，中国大陆的豫剧团达160个，是全国之最。

河南曲剧越调是河南三大剧种之一。因其伴奏乐器以四胡为主，故又被称作“四股弦”。

少林功夫是登封嵩山少林寺的佛教文化受中原武术文化环境影响下形成的一个武术体系，少林功夫以佛教神力信仰为基础，充分体现汉传佛教禅宗智慧并以少林寺僧人修习的武术为主要表现形式， 少林功夫的要旨是禅武合一。根据少林寺的拳谱记载，少林功夫套路共有708套，其中拳术和器械552套，另外还有72绝技。流传下来的少林功夫套路有200余套，其中拳术100余套，器械80余套。

陈氏太极拳原为陈家沟拳术，集长拳、炮拳及红拳之术，是太极拳的一个重要分支和流派，是各派中传播历史最久远的太极拳，它仍保留着古老的发力、跳跃和震脚等动作。根据武术史家唐豪考证，陈家沟拳术是源自明末清初河南省温县陈家沟人陈王廷（约1600年-1680年），此后世代相传，有传子不传女之说。陈式太极拳有良好的健身作用，其上乘的技击作用及独特的演练风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爱好者。

在中国发现的50余座史前城址中，距今约5300多年历史的郑州西山古城被认为是中国北方最早的城市遗址。淮阳平粮台遗址和登封王城岗遗址是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夯土城址的典型代表，淮阳平粮台古城用黄土夯筑。登封王城岗古城的城门门卫房的设置反映出城市防卫设施的进步，城内还铺设有陶水管道。在中原地区发现的夏商周时期的城市遗址显示了中原地区早期城市的文明的特质。

对中原古城市遗址的研究可知，中原地区在商周时期，就有成熟的泥砖、夯筑技术，用来建造民居、宫殿以及城池，至秦汉时期建筑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东周洛阳王城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布局结构被后世的都城建筑所采用。东汉和魏晋时期，随着中原的封建庄园经济的迅速发展，庄园主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还组建自己的封建武装—部曲、家丁，修建起防御工事—坞壁。河南各地出土的汉代陶仓楼，是汉代中原地区中产阶层楼阁艺术风貌的直观再现，其楼观、回廊、高台、仓阁和门阙等交错纵横，具有高大凌空的体势和向上耸立的多层结构，建筑风格宏大优美。汉魏时期洛阳的里坊制度对隋唐都城和地方州县布局具有重大影响，魏晋时期中原士族南迁将中原的建筑文化带入闽粤地区。日本平安时代（中国在同时期属于唐代）的平安京则完全仿照唐代东都洛阳来建设，奈良市则是仿照汉魏洛阳城来建造的。北宋时期郑州管城人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是中国第一本详细论述建筑工程做法的官方著作。河南省保存相对完整的古建筑达数千处，占全省文物近一半。

中原绘画的历史可追溯至史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如陕县庙底沟出土的花瓣纹陶盆彩绘和汝州阎庄出土的彩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都是史前平面美术遗迹。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的壁画和漆画作品中已经体现出了生动的人物和动物的形象描绘。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和帛画以及画像石（砖）等美术遗迹大量涌现，如河南永城柿园西汉前期的梁王墓前室顶部壁画《巨龙升天图》就是杰出作品。中原绘画艺术在魏晋南北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批专业画家，如北齐的杨子华和曹仲达。隋唐时期，中原绘画作品繁盛、杰作纷呈、名家辈出，并且形成丰富的理论，中原地域的张彦远创作的《历代名画记》是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著作，该书收录的历代著名画家的绘画理论，使其成为中国古代画史中重要书籍之一。中原在隋唐两代的绘画艺术开始摆脱汉代原始稚拙之气，一改人物画的朴素状态。色彩使用合理、富丽大方，造形优美生动，线描劲健流畅，并解决了空间处理问题，技法上达到了精密熟练的程度。

中原绘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审美取向，具体表现为晋尚韵、唐尚法、宋尚理、元尚意、明尚趣的艺术特色，北宋时期，中原绘画作品是当时全国的巅峰水准，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对于各种形态的几何正确描绘性使其负有盛名。

中国民俗文化源远流长、特色鲜明，主要表现在生产活动、礼仪、信仰和节令等方面。具有农耕文明特质的民俗活动如太昊伏羲祭奠在中原部分地区具有较强的民众自发性。中原婚嫁礼俗从古代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礼”逐步演变为提亲、定礼、迎娶的婚俗礼仪。节令民俗如春节的祭灶、岁末守岁、贴春联、吃饺子和拜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点灯盏，三月清明节祭祖扫墓，七月七观星乞巧，八月中秋节赏月、吃月饼，九月重阳节登高等等，大多起源于中原。中原民俗还创造了民间的生活形态和艺术品，太昊陵庙会、洛阳花会、信阳茶叶节、马街书会、开封夜市等古代的民间节会不衰，开封的盘鼓和汴绣、信阳罗山皮影戏、朱仙镇木版年画、南阳玉雕、濮阳和周口的杂技等民间艺术享誉中外。中原因其“中天下而立”，民俗文化广泛影响了周边地区乃至华夏和世界华人族群。中原民俗的广泛影响可见一斑。

中岳嵩山坐落于河南登封，山上名闻名遐迩的少林寺与山下丰富的儒、释、道三大教派遗址建筑群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三教汇萃独特景区，古人相信天圆地方，而中国则是矗立于天地中央的国度，天地的中心即为中原，核心则是嵩山。“天地之中”的名号，早在3000年前的周朝已经确立。2010年8月，登封嵩山8处共计11项历史建筑群，以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名义，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著名的石刻艺术宝库，同时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之一，建造时间历时400余年。兴建奉先寺时，女皇武则天曾“助脂粉钱两万贯”，同时亲自参加了卢舍那佛的开光仪式。龙门石窟中保留着宗教、建筑、书法、舞蹈、服饰、美术等方面的大量实物史料，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时尚。2000年11月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市召开的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龙门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安阳殷墟见证了商王朝的存在，代表了商王朝的文明发展，其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代表了古代青铜时代的鼎盛，造就了世界上最重的古代青铜器—司母戊鼎。2006年7月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殷墟评价为，与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媲美，以其甲骨文、青铜文化、玉器、古文历法、丧葬制度及相关理念习俗、王陵、城址、早期建筑等，乃至中国考古学摇篮闻名于世，文化影响广播而久远，真实性完整性强，具全球突出普遍价值。

汴梁文化：分布于开封及黄河北岸的封丘县等地。

洛阳文化：分布于洛阳，三门峡等地。

宛洛文化：分布于南阳，平顶山等地。

陈蔡文化：分布于周口，驻马店，阜阳等地

宋文化：分布于商丘，亳州市区，曹县等地

怀庆文化：分布于豫北新乡、安阳、鹤壁、濮阳等地

淮西文化：分布于信阳及豫南淮河沿岸。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各种文化背景不一样，崇拜也不一样，印度崇尚动物，希腊和埃及崇尚神，中国非常崇尚圣贤。作为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的中原，涌现出了许多文化圣人，而且名气很大。比如，谋圣姜太公、道圣老子、墨圣墨子、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字圣许慎、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律圣朱载堉等，他们不仅以其伟岸的人格为人们所敬仰，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思维，创制了一大批经典著作，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不朽丰碑。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阐述了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列子提出“一气之变,所适万形”，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韩非子提出的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统治思想，都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也在普通民众中产生巨大影响。黄帝、许由、子产、列子、韩非、陈胜、郑虔、杜甫、白居易、李诫等为河南郑州十大历史名人，代表了河南重要的品质与精神的组成部分。

名流是一个以圣人为顶峰的特殊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圣人肯定是名流，但名流未必是圣人，名流的外延要远大于圣人。名流以其文化素养、文化格调和文化创造影响着社会，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效应和文化风尚。中原历史名人辈出。据统计，在二十四史中立传的历史人物5700余人，其中河南籍的历史名人为912人，占总数的15．8%。唐代留名的2000多名作家，河南居两成。在中原名流中，既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也有社会贤达和社会名士，如纵横家张仪、苏秦，兵家吴起，政治家春申君、孙叔敖、子产、李斯、张良、晁错、司马懿、司马光、姚崇、赵普等等。尧舜时代的贤士许由，坚辞帝尧的禅让，被奉为隐士的鼻祖。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当时主要在河南焦作一带活动，其中阮籍、阮咸、山涛、向秀都是河南人。这些名流对社会历史进程或者社会风尚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

河南是一片仰慕英雄、产生英雄的土地，也是热爱英雄、造就英雄的热土。中原儿女在历史的长河中谱写的英雄谱，如灿烂画卷，光耀神州。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歌颂英雄的神话传说，都产生流传在河南。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是河南商水人。河南邓州人、唐代名将张巡在抵御叛军中，坚守睢阳，“守一城，捍天下”，被后人奉为神灵。宋代的包拯权知开封府，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惩恶扬善，成为世人景仰、万代传颂的“包青天”。南宋爱国将领岳飞是河南汤阴人，其“精忠报国”的壮志、“还我河山”的呐喊、“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豪情，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抵御外侮、报效祖国。这些英雄们，历来都是人们尊崇、歌颂的对象。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

中原文化的特质决定了中原文化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对于民族精神的传承，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认识作用。中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透过中原文化可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原发展，并从中总结出社会前进的有益借鉴。与此同时，中原文化的先贤们发现并阐发的许多精辟思想，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例如格物致知、有无相生等朴素精辟的思想，仍是我们认识事物、认识世界、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重要方法与途径。又如，老子“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就是对许许多多规律性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仍有启发意义。

引领作用。长期以来，中原文化都以其文化理想引领着东方文明的进程。近古以来，中原文化的文化理想甚至远播西方文明而绽放出瑰丽的文化魅力。《马可波罗游记》对当时和谐的东方国度的赞誉，还为人们称道。中原文化在精神层面建构的文化理想，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天下大同的文化气度，天人合一的理念境界，尊道贵德的理性气质，大德曰生的人文情怀，中庸辩证的思维理路，在环境恶化、能源危机、人为灾难频繁发生，不仅是引领人类社会发展建设的美好理想，而且对于我们进行道德建设、人格完善，对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都仍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推动作用。中原文化产生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周朝的“封邦建国”到北宋文官制度的全面繁荣，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到王安石庆历新政，中原大地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推动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递进。从殷商王朝对商业经济方式的自觉选择，到以宋朝交子、汇票等为标志的商业革命，都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极大发展，实现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先后创造了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新技术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中原文化也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实现了文字载体的新突破，北宋毕昇的活字印刷迎来了铅与火的新时代，开创了知识传播的新纪元；成熟于宋代的火药，把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指南针导致了航海技术革命，为近代文明的到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中原文化就如一台功能强大的引擎，从不同的方面不断把中华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车轮推向前行。

支撑作用。中原文化具有对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维系、智慧成果的传承功能。一个民族是要有精神的。中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等激励鞭策人们奋发向上的神话故事，还是岳飞报国、木兰从军等宣扬爱国主义的文化母题，都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仍然给我们以强大的精神支撑。这种精神，尤其在民族存亡的危难关头，无不成为支撑全民族的坚强力量。中原文化所包含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治国思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最下伐城”等军事思想，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中原文化正以其无可比拟的系统性、丰富性、完整性，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智力支撑。

凝聚作用。中原文化固有的向心力在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的聚合作用。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之一，团结和谐、爱国统一始终是她倡导的主题。千百年来，一直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海内外华人，报效国家、热恋故土等炽热情怀成为全球华人的民族意识和价值追求。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文化，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干文化，长期以来就是海内外华人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大家无论身在何方，都有“常回家看看”的心理愿望。新郑黄帝拜祖大典和周口姓氏文化节的成功举办，正是中原文化这种特有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的生动展现。历史发展反复证明，中华民族无论怎样一波三折，甚至分分合合，但维护团结、追求统一的历史主流始终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