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提出的社会政治思想。意为从天下国家的立场来看，民是基础，是根本，民比君更加重要。“民贵君轻”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具有民本主义色彩，对中国后世的思想家有极大的影响。

（孟子对梁惠王问）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梁惠王上》）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孟子·离娄上》）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孟子答梁惠王问）如果兵役徭役不妨害农业生产的季节，粮食便会吃不完；如果细密的鱼网不到深的池沼里去捕鱼，鱼鳖就会吃不光；如果按季节拿着斧头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尽，那么百姓便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遗憾。百姓对生养死葬都没有遗憾，就是王道的开端了。分给百姓五亩大的宅园，种植桑树，那么，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丝绸了。鸡狗和猪等家畜，百姓能够适时饲养，那么，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吃肉了。每家人有百亩的耕地，官府不去妨碍他们的生产季节，那么，几口人的家庭可以不挨饿了。认真地办好学校，反复地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大道理教导老百姓，那么，须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会自己背负或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七十岁以上的人有丝绸穿，有肉吃，普通百姓饿不着、冻不着，这样还不能实行王道，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到了梁国时期，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却不约束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打开粮仓赈救。老百姓死了，竟然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年成不好。’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子杀死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大王如果不归罪到年成，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会投奔到梁国来了。”（《孟子·梁惠王上》）

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房里有健壮的马，可是老百姓面带饥色，野外躺者饿死的人。这等于是在上位的人率领着野兽吃人啊。野兽自相残杀，人尚且厌恶它；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施行政治，却不免于率领野兽来吃人，那又怎么能够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孟子·梁惠王上》）

齐宣王问：“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真的有这些事件吗？”孟子答：“史料中有这种记载。”宣王问：“臣子犯上杀死君主，行吗？”孟子答：“破坏仁的人叫做‘贼’，破坏义的人叫做‘残’，毁仁害义的残贼，叫做“独夫”。只听说把独夫纣处死了，却没有听说是君主被臣下杀害了。”（《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说：“桀和纣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之所以失去老百姓的支持，是因为失去了民心。获得天下有办法：获得老百姓的支持，便可以获得天下。获得老百姓的支持有办法：获得民心，便可以获得老百姓的支持。获得民心也有办法：他们所希望的，就满足他们，他们所厌恶的，就不强加在他们身上。如此罢了。老百姓归服仁德，就像水往低处流，兽向旷野跑一样。所以，替深池把鱼赶来的是吃鱼的水獭；替森林把乌雀赶来的是吃鸟雀的鹞鹰；替商汤王、周武王把老百姓赶来的是残害老百姓的夏英和殷纣王。”（《孟子·离娄上》）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牺牲既已肥壮，祭品又已洁净，也依一定时候致祭，但是还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谷之神。”

“以民为本”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之一。人类一旦进入文明社会，建立了国家，统治者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了巩固统治，安定社会秩序，当时各学派的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不仅儒家，包括道家、墨家以及《左传》、《国语》、《管子》等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民为邦本”的思想。如《老子》中就有“爱民治国”的主张（见第10章），又明确宣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见第49章）从先秦著作中可以看出，民本思想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时代思潮；相比较而言，儒家所代表的民本思想最强烈、最集中。

这里所选录的《孟子》中的六段文辞，都是直接阐发民本思想的。孔孟的思想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这是民本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孔子曾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均见《孟子》）的主张，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广施恩泽以让人民安居乐业。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经孟子继承而发扬光大。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批判统治者横征暴敛，荒淫无度，无视人民利益，以至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二是强调人民的生存权，必须保证百姓“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否则，无异于“率兽而食人”的独夫民贼。三是强调统治者首先必须获得民心，并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石破天惊观念。四是强调主政者应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相当自觉的政治道德境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古代历史发展中一直保持着其思想的先进性，是中华民族很早就留下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虽然它与现代以人为本的理念还有区别、有差距，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有内在联系，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和发扬。

《孟子》的文章语言流畅，文采斐然，且善于用比喻，说理深刻，给人以剧谈雄辩之感。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县东南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选自《孟子·孟子·尽心章句下》。

《孟子》一书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今天的教科书一样。

《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这部书的理论，不但纯粹宏博，文章也极雄健优美。

在借鉴并发挥一批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我注重分析思想体系和命题组合，逐一考察个案，以事实证明“尊君——罪君”的理论结构普遍存在。除无君论者外，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无一例外。因此，我称之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文化范式”。

“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权力本原的意义上，民众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对这个命题的深入研究，使我认识到一个更精彩的“立君为民”命题。儒、道、墨、法等重要学派普遍认同这个命题，其中法家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慎子的“立天子以为天下”和商鞅的“为天下位天下”就是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先导。据此，我不仅找到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体系的突破口，而且也看到了现代崇儒者的众多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悖。

在宋元明清，写有“民贵君轻”的《孟子》是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面对陈独秀、胡适等不是民主的断语，现代崇儒者固执是民主或反专制的论点。他们不仅一再强调先秦儒学的民主精神被后儒和帝王篡改、阉割、压制，还常常以明太祖删节《孟子》为重要论据。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这里仅举三类事例。

一是大书揭之殿两庑壁

明太祖曾命人将《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这部“帝王之学”是宋、元、明、清皇帝与皇子的必读书，其中有专门阐释孟子“民贵君轻”的段落。

二是众多皇帝认同“君为轻”

例如，汉高祖认同的“王者以民人为天”，隋炀帝标榜的“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论证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都将民众置于相对重要的地位。许衡依据“民为重，君为轻”论朝政，元世祖大加赞赏。元英宗告诫臣下：“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明成祖恢复《孟子》原貌，颁行《四书大全》，御制《大学衍义赞文》。丘濬著《大学衍义补》，引据“民贵君轻”论说治平之道。明孝宗、明神宗为之作序,下旨刊行。康熙帝撰文赞扬文天祥依据“君为轻”拥立宋端宗“实千载忠臣之语”。乾隆帝曾吟诵“藐予小子识君轻”和“自昔识君轻”的诗句。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民为贵”、“民为重”、“君为轻”之类的字眼不胜枚举。

三是科举考试要求通晓民重君轻

例如，明朝隆庆进士黄洪宪的科举制文《邠人曰》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万历丙戌会试会元袁宗道的策试答卷，申说“帝天之命，主于民心”，阐释“天为民立君，君为天重民”，主张君主“不敢一念一事，自先而后民，自贵而贱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还以激切的文字抨击“靡所顾忌”、“恣行胸臆”的暴君。这份答卷博得考官们的激赏，写出“必雅抱忠忱，期摅匡翼者”的评语。天启四年举人艾南英题为《民为贵》的科举制文依据“天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读“民贵君轻”。黄洪宪、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以作为衡文绳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自从《孟子》被列为科举考试必读书之后，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贵君轻”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特定情境下，朝臣们甚至会依据“君为轻”而另立皇帝。

沿着这个线索，我发现一批重要的儒学命题始终处于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构成官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诸如被说成“反专制”的“天民相通”、被说成“人民主体”的“民心即天心”，被说成“非程序民权”的“汤武革命”，被说成“民主思想”的“天下为公”等等。只须大致翻检一下《钦定四书文》就不难发现，凡是想走科举仕途的人都必须弄懂这些道理。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仁爱；孟子：仁政

“仁”：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差别的爱。而这个“爱”体现在孝、悌、忠、信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一）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

大约二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历史出现一个非常紊乱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我们历史文化转变的伟大时代。孔子是春秋时期，孟子是战国时期，春秋战国衔接起来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是我们民族最痛苦的阶段，打打杀杀，乱作一团。但同时又是百家争鸣、诸子挺秀的时代，也为我们后世子孙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

董仲舒：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董仲舒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之间的霸业，都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谁也不相信谁，彼此不敢轻易亲近，所谓“德不足以亲近”。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现实，而无高远的见地。国与国之间，没有像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所以说：“文不足以来远”。因此只有用战争来侵略别人。但是他们每次在侵略的战争上，却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说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来发动战争，这就是“断之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他说，春秋时代几百年的战争，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说，春秋无义战。

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孟子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而有丝毫转变。所以，他所继承孔子的传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也成为由古到今，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战国时期，魏国出了一位名王魏文侯，他是孔子的名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一，子夏的学生,接受孔子经学的熏陶。他把魏国打好基础，变成战国初期的一个文化强国。在政治方面，他起用了历史上有名的名臣西门豹，主管河内（今河北及陕西，山西部分地区），成为中国政治史上内政修明的典范之治。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起，他用了历史上名将吴起，同时与韩，赵灭掉宗主国的晋国，而三分其地。

魏武侯死后，他的儿子继位，干脆直接称王，叫魏惠王，也就是孟子所见的梁惠王。历史上的名将孙武子的孙子——孙膑，打垮他同学庞涓的一场著名战争，那个庞涓，便是魏惠王亲信的大将。在这以前，魏惠王也曾有过赫赫的战功，打败过韩国，赵国，宋国。而且还能威胁到鲁，卫，宋，郑等国来朝，和他建交。同时也一度和秦孝公在外交上建立短暂的和平。可是魏惠王没有重用商鞅，后来商鞅投奔到秦国，三次游说秦孝公，秦孝公接受了他的计划，变法图强，富国强兵，奠下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基础。过了两三年以后，商鞅又说动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国，用诈术欺骗了魏国的前线指挥官魏公子印，打了胜仗，使魏国割让了河西之地求和。才逼得魏惠王迁都大梁。这时候，梁惠王才深深悔恨自己当初的决定。孟子见梁惠王，也便是梁惠王最悲愤难受的阶段。他与齐国一战，损失了大将庞涓，同时太子申被掳。又与秦国一战，损失了公子印，割让了河西之地，迁都大梁。实在是他心里最难过的时候，所以他想网罗礼聘外国的人才，例如在齐国闻名的客卿驺衍，淳于髡等人，也都受过他的邀请。尤其他对驺衍的莅临，曾经亲自到郊外去欢迎他，很隆重地待以上宾之礼。他是受到商鞅这一件事的刺激，很想找到一个振作图强的能臣，来恢复他父祖的光荣局面，甚至能进而窥图霸业。

（二）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孟子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批判统治者荒淫挥霍，无视人民的生存权，以至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二是强调人民的生存权，必须保证暴行首先“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否则无异于“率兽而食人”的独夫民贼。三是强调统治者首先必须获得民心，并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的观念，把民本思想升华到一个相当自觉的政治道德境。

孟子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即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里所说，实际涉及到了君王、政权、民众的关系。照孟子的说法，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有民、天子、诸侯、大夫几个方面。社稷是祭祀古神土神之处，如果以洁净的供品按时祭祀，却仍不能免去水旱灾害，就应该变置它。社稷是一个政权的象征。这实际是说，一个政权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就可以改变它。一个人得到诸侯的喜欢，就可以做大夫。一个人得到天子的喜欢，就可以做诸侯。在这层层结构中，天子具有最高的地位。但是他只有得到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才能做天子。如果天子失去了民众，也就做不成天子了。

孟子几次谈到汤伐桀、武伐纣的问题。桀、纣酷虐，施行暴政，受到了民众的反对，虽然他们居于君位，但实际上失去了做天子的资格，最后被汤武所灭。而汤、武能“救民于水火”，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护。在民众的支持下，他们取得了天下。可见，在孟子看来，政权的更迭，君王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民众是基础和前提，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君和民相比，民的作用更为重要些。

孟子从桀、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分析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而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心”，即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桀、纣之失民，实际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众之心。战国时期，战争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孟子把战争胜负的因素归结为三个：“天时”、“地利”、“人和”。所谓“人和”，指内部团结，人心所向。孟子认为，在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和”即是“有道”有道也就有了胜利之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孟子把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他认为，正义的一方必胜，非义的一方必败，其基本原因是前者顺从了民心，后者背离了民心。所以，民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

民主春秋战国时期，尚贤之风逐渐兴起。孔子曾主张“举贤才”，（《论语·子路》）但是孔子的主导思想是“亲亲”原则。孟子也要求尚贤，他认为“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是实行仁政的重要措施之一。他又说“国贤进君，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梁惠王下》）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破尊卑亲疏的界限对贤才破格使用。孟子举贤的下限是“士”。士和庶人尽管都可以说是“民”，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前者属于统治阶级的一层，庶人是被统治阶级的一层。但是孟子毕竟主张向民众中的一部分人开放政权，这显然是对“亲亲”制度的一个改革。孟子还主张君王广泛地听取各阶层的意见。他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进贤”、任免和处置人都是比较重要的政事，孟子认为，对这样的问题，不能只听左右亲近和诸大夫的意见，还要听取国人的意见，并且还应该把国人的意见当作基本的依据。这个观念，显然包容有民主性的因素。

我们可以把孟子的民本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重民众、申民心、限君权。那么孟子民本思想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孟子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王道政治。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均在于王道，几乎在他的每一条重要论证中，都明确归结于此：“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黎民不饥不寒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天下》）称王于天下，实现王道，是孟子政治理论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孟子所提倡的手段，不是“力”，而是“德”，不是通过战争的征伐，而是通过施行仁政以争取民心。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只要行“仁政”，从而使天下之民“中心悦而诚服”，就会使天下之民自然归顺而成王。所以，孟子反复倡导仁政，就是要求以仁德为手段而成就王业。然而，要使当时的统治者们施行仁政，就必须使他们充分认识“民”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唯此，他们才可能接受孟子的仁政说，或进而稍有自觉地推行仁政。正是基于这一要求，孟子才如此不遗余力地宣扬重民、贵民等民本思想。民本、仁政、王道，三者的关系是：民本思想是施行仁政的理论基础；而推行仁政又是实现王道的必要手段；此三者统一的基点或核心是在于“王”，而不在于“民”。通过宣扬“民本”以施行“仁政”，又通过施行“仁政”以实现“王道”，这就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实质所在。通观《孟子》一书，孟子的民本思想的确是充分的，确实是伟大的；然而同时，它也确实是为地主阶级的主权政治服务的，它明确的隶属于孟轲之王权政治思想体系之内。

（一）课文翻译

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君主的服用合乎法度，六亲就可以相安无事；四维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怕，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满足上述四种人民的愿望，疏远的自会亲近；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由此可知，“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 这个原则，是治国的法宝。

（二）管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管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始终围绕着顺民心、应民情而展开，在政治上，崇尚德礼，爱民惠民；在经济上，提倡节约，重民富民；在法律方面，主张严格执法以安民。《管子》的民本思想具有较强的功利性，民本思想归根结底是为君主统治服务的。

相通之处就在于都是提倡民贵君轻，都主张德政。

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管子的“德政”思想，将国家兴废与民心顺逆紧密联系：顺应民心，就能稳固统治的基础；反之，就保不住统治权，终要失败。

“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以人为本”的范围本身要高于“以民为本”，个体的价值和权利的张扬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特征。

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唯物史观，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一切依靠人，一切为了人。依靠人的力量来发展经济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又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提升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人为本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哲学思想的飞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权、珍视生命，一切以人民群众的福祉为依归。它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

历史上，从“民本”到“人本”，无数仁人志士出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以及追求理想道德社会的目的，竭尽毕生精力，主张保民安民的施政之道，为民请命。这在中国发展史上无疑是进步思想，也是中国民主思想发展的萌芽。随着近代民主政治的出现，民本思想进一步成熟起来。民本思想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据史料记载，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庶民是国家主体，民贵而君轻；第二，人心向背决定着国家盛衰兴亡；第三，注重民生，保民安民，利民惠民。民本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即已提出，在《尚书》中记载也相当丰富，它是对神权思想的挑战和对君权的一种限制。春秋战国时期，极力宣扬民本思想的当推“儒家”。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成为后世政治家的座右铭。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他认为，民本不仅仅是为了人民，也关系到统治者自身的安危和存亡。秦末和隋末无数次农民大起义使统治阶级亲眼目睹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许多有识之士对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幕僚亲眼看到了农民大起义的强大威慑力量；魏徵以“舟”比作“君”，以“水”比作“庶人”（百姓），用“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警告最高统治者。据此，唐初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民安民政策，迅速消除了战乱，稳定了政局，出现了“贞观之治”局面。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体恤民情，关心民众疾苦成为历代优秀政治家的共识。唐代政治家、思想家柳宗元，有力地批判“君权神授”思想，他说，君权并非神授，而是人所授。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君权存在是社会不得安宁的根源。”古老的民本思想，对近代民主政治产生过极大影响，同时又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没有超越剥削阶级压迫广大人民的框架，民贵君轻并非目的，而是统治压迫人民的手段。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民权学说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同时又远远超越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但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