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一般指的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变。联合国《多种语言人口学辞典》给人口迁移下了一个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即“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流动或者空间流动，这种流动通常会涉及到永久性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变化。这种迁移被称为永久性迁移，它不同于其它形式的、不涉及永久性居住地变化的人口移动。”

所谓“人口迁移”(Population migration)，是人口移动的一种形式，是指人口分布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动。一般指的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变。由于各自研究角度的不同，学术界对人口迁移的概念存在多种界定。联合国《多种语言人口学辞典》给人口迁移下了一个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即：“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流动或者空间流动，这种流动通常会涉及到永久性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变化。这种迁移被称为永久性迁移，它不同于其它形式的、不涉及永久性居住地变化的人口移动。”这一概念引申出人口迁移的两个重要属性：

（1）人口迁移的时间属性。即只有那些居住地发生“永久性”变化的运动才能称为人口迁移，而日常通勤活动造成的居住地暂时变动则排除在外。

（2）人口迁移的空间属性。即人口迁移必须迁出原居住地一定距离，一般以跨越行政界线为依据，从而排除了在同一行政区域内改变居住地的人口。

1.气候，不仅直接影响人的身体，而且影响着一个地区的土壤、植被和水文等，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2.淡水的分布及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生活、生产的空间格局，从而决定着人类的迁移方向和规模。

3.土壤，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

4.矿产，是资源生产发展，特别是制造业的基础。

5.自然灾害，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后，饥荒或生态恶化会迫使人们迁移。

1、经济因素：人口迁移主要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经济越发展，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迁移就越受经济条件的制约。

①多数情况下，人口迁移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收入，从而能有更好的生活水平。②宏观上看，经济布局的改变也会造成大量人口的迁移。如我国经济特区的设立，吸引了大量人口的迁入。

2、交通和通信的发展，相对缩小了地区之间的距离，减少了妨碍人口迁移的各种困难，促进了人口的迁移。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越来越大规模、大范围、大跨度的迁移就与此有关。

3、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期望，也改变了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态度，从而促进了人口的迁移。

4、婚姻和家庭，婚姻是影响青年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而家庭因素（如实现家庭团聚）则在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口的迁移中起着重要作用。

1、政策，特别是有关人口迁移政策的实施

合理的政策可促进人口迁移合理正常地进行；不合理的政策，或者政策合理但实施政策的措施不合理，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2、战争，是对人类正常生活环境和秩序的破坏，并常常引起人口迁移。

例如：二战期间，欧洲人口迁移达到3000万人。20世纪末发生在非洲卢旺达、刚果地区的部族战争，欧洲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冲突等，引起人口迁移的数目同样以数百万计。

3、政治变革，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变革，政治中心的改变。

采集和狩猎时期 生存发展受环境的直接影响，特别是植物果实和猎物分布 寻找食物

农业文明社会 农业生产对象主要是土地，土地不可移动性使农业人口相对稳定； 寻找新的土地；人口增长，土地相对不足，使人口迁移。

工业文明社会 根本上改变了把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的状况。 工业生产条件的不断变化；工业生产要求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力及市场之间形成良好的配合。此时人口迁移规模前所未有。

人口迁移对调整人口分布、劳动力盈缺、促进地区文化交流、新资源的开发、经济文化区的建立、民族和种族的融合等都有重要的作用。

（1）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迁出地人地矛盾，保护生态环境；加强与外界的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更好的利用土地资源；但也会导致人才外流，劳力短缺。

（2） 为迁入地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但也会增加公共设施的负担和管理难度；对自然和生态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一时期，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加上政策不允许农村居民迁入城市，我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数量较少。

从规模上看，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我国人口迁移规模较小，频率比较低。据统计，从1954年到1984年，跨越乡镇及城市办理迁移手续的迁移人口为5.94亿人，平均每年在1900万人以上。人口迁移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注：表中未反映我国台湾省的情况。现海南省、重庆市的人口迁移分别包含在广东省、四川省之中。

从迁移方向上看，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净迁出地区主要是辽宁、山东、上海和四川等省市，西藏为迁出和迁入持平的地区，其余地区为人口净迁入地区。

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主要有以下几种：

（1）安置失业人员和闲散劳动力的人口迁移；

（2）支援新开发工业基地建设的人口迁移；

（3）移民垦荒支援边疆建设农林牧业新基地的人口迁移；

（4）高等学校搬迁、招生和分配的人口迁移；

（5）新修水利和水库库区移民而引起的人口迁移；

（6）压缩城市人口规模而引起有人口迁移；

（7）少量的自发迁移。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人口迁移受国家政策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控制较多，而自发人口迁移 和流动相对较少。

按地理范围划分

国际人口迁移是指人口跨国界并改变住所达到一定时间（通常为1年）的迁移活动。国际迁移在历史上曾不断发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从旧大陆向新大陆的迁移高潮。近代国际迁移的主要方向为：①欧洲继续向新大陆迁移；②非洲黑奴被迫贩往美洲；③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开始迁往东南亚、美洲、大洋洲等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迁移的特点发生变化：持续了数百年向新大陆的迁移已近尾声；由发展中国家迁往发达国家的外籍工人越来越多；因区域性政治冲突频频爆发而不断产生国际难民。

国际人口迁移的特点：二战前：由旧大陆迁往新大陆 集团性、大批量；二战后：由发展中国家迁往发达国家 短期流动。

按迁移方向划分

国内迁移较为经常和普遍，主要形式包括：①边疆垦殖迁移。因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枯竭地区人口相对过剩，人口迁移伴随新土地的开发而产生。近代美国西部、苏联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等地的开发，都吸引了相当规模的移民并持续了一段时间。因各国国情不同，垦殖迁移有时自发进行，有时采用有计划的或军队屯垦方式；②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现代国内迁移中更为普遍和显著的一种。其实质是农业人口转变成非农业人口，与工业聚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18世纪产业革命后，西欧、北美的城市成为大工业所在地，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向城市的迁移浪潮遍及全世界。发达国家因农业现代化所需劳动力减少而引起，且乡村与城市的发展水平日益接近；发展中国家现代城市发展较晚，农业人口多，城乡差别大，故带来失业增加、城市环境恶化等问题。

我国国内人口迁移的特点：古代：由自然条件差的地方迁往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大批迁移；现代：建国到80年代中期：由东部迁往西北和东北部分 有计划、有组织；80年代后：由西部迁往东部，由农村迁往城市，自发迁徙，量大。

人口迁移中经济原因是主要的，如为摆脱贫困和失业，改善生活，或为发财致富，谋求事业成功等。此外，政治、宗教、文化及战争和灾荒也可能导致迁移。人口迁移的直接后果表现在对迁出、迁入地区人口数量、性别和年龄构成的不同影响。一般移民中男性多于女性，年轻人多于儿童和老人。从间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看，迁出地人口压力减轻，可能得到移民汇款收入，但劳动力减少，特别是具有熟练技能与高文化水平的劳动力迁出，使迁出地的抚养、教育费用受到很大损失。对迁入地区，由于人口和劳力增加，经济上有利，但也可能带来民族矛盾或其他社会问题。

政治因素对人口迁移有着特殊的影响。其中政策、政治变革及战争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个国家的政策，特别是有关人口迁移政策的实施，会对人口迁移产生重要的影响。合理的政策可以促进人口迁移合理正常地进行；但是如果政策不合理，或者虽然合理而实施政策的措施不合理，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战争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环境，并常常引发人口迁移。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引起的欧洲人口迁移达到3000万人。20世纪末发生在非洲卢旺达、刚果地区部族战争，引起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迁移。

人口迁移和人口迁移研究的其它领域相比，人口迁移的理论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和不完善。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Law of migration）”是公认最早的人口迁移理论，此后，西方学者从人口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理论。相比之下，国内人口迁移理论研究较为缺乏，大多停留在国外理论框架之中。

“推力——拉力”理论

“推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拉文斯坦的“迁移定律”。

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1885, 1889））认为人们进行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并对人口迁移的机制、结构、空间特征规律分别进行了总结，提出著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1938年，赫伯尔第一次系统总结了“推拉”理论概念，他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一系列“力”引起的，一部分为推力，另一部分为拉力。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于迁出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迁移者个体的行为决策过程来看，推力——拉力理论的成立包含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假设人们的迁移行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二是认为迁移者对原驻地和迁入地的信息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只有这样他才能根据两地之间的推力和拉力，从比较利益的角度出发做出相应的选择。Lee（1966）在其《迁移理论》一文中系统总结了“推力——拉力”理论。他将影响迁移行为的因素概况为4个方面：（1）与迁入地有关的因素；（2）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3）各种中间障碍；（4）个人因素。

推拉理论还有许多量化模型，美国社会学家吉佛把“万有引力定律”引入推拉模型，并应用于人口迁移研究。他认为，两地之间迁移人口与两地人口规模成正比，与两地之间距离成反比，并基于此提出了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式中，Mij为i地与j地之间的人口迁移量，Pi、Pj分别为两地的人口规模，d为两地之间的距离，k为常数，a为距离衰减系数。

引力模型还存在多种形式的修正，该模型的提出使人口迁移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但是，传统的引力模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模型只包括迁入（出）地的规模变量，不能反映人口迁移随地区间社会、经济差异要素的变动。因此，国外许多学者对引力模型做出了改进，引入了收入、失业率、教育水平、年龄结构等社会经济因子。在模型的具体运用方面，Fan（2006）利用中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GDP和移民传统因子，衡量地区经济差异和社会网络关系对移民规模的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Neoclassical theory）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引入人口迁移的研究中，认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区域差异引起了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的调整，人口迁移是这一调整过程的体现。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个人来说，迁移被视为是一种在个人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这种个人投资可以增强自身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自身的整体生活水平。多数研究表明，人口迁移主要是在市场调节下移民对经济机会的选择。Courchene（1970）通过对加拿大各省区的调查，发现迁移率与人均收入成正相关。Cebula & Vedder（1973）发现在美国39个都市统计区中，人口净迁入量与人均收入呈弱正相关关系。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迁移过程的最小单位，而在实际研究中，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从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新家庭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做出的，迁移（特别是短期迁移）的因素归结为一种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最小化风险的家庭策略，而周期性往返迁移则是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家庭）资源。人的迁移行为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更重要的还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该理论对家庭观点较重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

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城市发达地区中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一种是正规部门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该市场对雇员教育水平、技术能力要求较高，并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和相应的福利政策。另一种是非正规部门的次要劳动力市场，特点是较低的工资待遇，不稳定的工作环境，并且缺乏良好的发展前景。绝大多数情况下，主要劳动力市场都被人力资本相对较高的城镇本地居民所占据，而从落后地区迁入的移民则只能在次要劳动力市场谋生，填补本地劳动力的结构性空缺。Yap（1977）认为农村移民虽然通过进城增加了收入，但是仍然被限制在边缘行业。Shen（2002）分析了中国农村移民的就业结构，指出农村移民大多从事工作环境较差、需求量大、比较危险的“3D”行业（Difficult, Demanding, Dangerous），如建筑业和制造业部门。

发展经济学说中的人口迁移理论

发展经济学理论视角以刘易斯和托达罗模型为代表。刘易斯将一国经济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由于劳动边际收益率高低而引发了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同时城市工业部门因为高劳动生产率和低劳动力成本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不断地扩大工业部门以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直到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为止。这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也宣告完成。

刘易斯模型是以城市“充分就业”为前提假设的。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实际情况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仍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显然，刘易斯模型难以对此现象做出解释。鉴于这一情况，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于1969年提出以农村人力资源进城所获“期望收益”大小来解释这一问题，这就是“托达罗模型”。该模型认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规模继续增大的主要原因，并且城市失业率也影响着农村居民的迁移决策。

托达罗模型对城市已经存在较为严重失业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还继续流往城市的问题上，给出了较为满意的答案。但是，该模型只考虑了迁移成本，未考虑生活成本；另外认为“扩大中、高等教育投资会冲击城市就业”的论断也与发展中国家实际不符，因此，在运用托达罗模型时应具体分析，使之适合研究地区基本情况。

年龄——迁移率模型

劳动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年龄越小、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往往更倾向于迁移。为了把握年龄与迁移率的一般关系，美国人口学家Rogers（1978, 1984）利用瑞典等国的人口普查资料，提出了年龄——迁移率理论模型。根据罗氏理论，从年龄考察迁移概率，一般在幼儿阶段较高，到初等义务教育阶段下降较快，但该阶段结束又迅速上升，到20-30岁达到顶峰，之后缓慢下降。到50-60岁退休年龄阶段，又形成一个小的迁移高峰。典型的罗杰斯曲线，由前劳动力成分（0-14岁）、劳动力成分（15-64岁）、后劳动力成分（＞64岁）和不受年龄影响的常数成分等4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罗氏理论为深入从年龄结构考察人口迁移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撑，对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和迁移人口年龄结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开展较早，除了理论体系研究较为系统和成熟，相关实证研究也比较丰富，国外人口迁移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1）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关系。如Zhang & Song（2003）认为农村至城市的移民对中国城市化率的增加起主导作用。Williamson（1988）通过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指出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主要归结于城市内生增长的“制约”，以及城市外在环境的内部事件（土地的稀缺）和外部事件（对外资和国际市场过分依赖）的影响。

（2）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如利用人口属性的相关指标对人口的分布形态进行度量（Shen, 1996; Otterstrom, 2001）；也有学者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流场特征进行描述（Fan, 2005）。

（3）人口迁移的政策研究。主要就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住房以及户籍政策展开相应研究。如Shen（2002）发现经商、学习培训、医疗活动是中国的省内移民迁移的三大因素，而省际农村移民则倾向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同时还建议借鉴香港、新加坡的廉租房制度来改善迁移人口的居住状况。Zhu（2007）通过对福建省沿海城市的问卷调查，指出省内迁入人口多从事批发零售和服务业，而省际迁入人口主要从事制造业；并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不应仅仅关注流动人口的居民身份，而应对他们的工作收入及稳定性加以保障。

（4）人口迁移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从不同的角度，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可分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以及迁入地的“拉力”作用和迁出地的“推力”作用。多数学者认为地区经济差异的持续扩大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Johnson, 2003; Fan, 2005）；也有研究指出地区的区位条件、产业结构以及迁移政策等非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也有较大的影响（Shen, 1996; Liang & White, 1996; Zhang & Song, 2003）。在“推力”和“拉力”谁占主导的问题上，Engels（1974）通过曼切斯特早期城市快速扩展和晚期城市衰退与工业布局的紧密联系，认为“拉力”为主导作用；而Redford（1968）则认为迁入城市的移民是由于农业用地紧缺和圈地运动引起，“推力”是主要因素。

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人口迁移研究起步较晚，始于1980年代，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迁移人口的统计属性和空间分布、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领域

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研究综述

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的研究既包括国家尺度，也有以某个地区或者特定城市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单元的划分上，在讨论国家尺度迁移人口的空间格局时，一般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最小研究单元；但是也有学者对各地级市流动人口的点格局分布展开研究。研究方法上，包括对人口统计指标空间特征的简单描述以及较为复杂空间分析方法的运用，也有基于迁移流的流场格局的探讨。

多数学者集中研究了国家尺度下人口特征和人口迁移分布格局。Shen（1996）对中国各省区人口密度、人口增长率、高中以上教育水平人口所占比例等15个人口统计指标进行分析，通过变异系数的数值，揭示人口分布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Otterstrom（2001）利用人口集中指数，对美国1790-1990年人口分布的集中程度进行量测，结果表明，美国经历了从边疆地区逐步西进至“阳光海岸”地带的人口迁移过程。俞路（2006）也进行了类似研究，认为在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平均的情况下，人口重心的轨迹可以反映出人口迁移的进程。通过对我国1953-1995年的人口重心计算，发现我国人口重心变化较为稳定，伴有小幅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朱传耿（2001）提取出1996年中国流动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节点数据，利用数字高程模型进行内插，生成中国流动人口的三维模型和等值线。

人口迁移的流场特征分析是刚兴起的研究领域之一。Fan（2005）通过中国各省区迁移流强度的计算，认为中国的迁移流指向大多从经济落后地区指向发达地区，并且邻近省份的短距离迁移流比重较大。丁金宏（2005）利用“五普”迁移流数据，认为中国人口迁移进入高活性、高能力的新阶段，东中西部人口迁移的不平衡性不断加剧；并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和西部边缘区四大辐合流场以及湖南、安徽、江西、河南等辐散流场。

在以特定地区和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迁移人口空间格局研究中，中国的三大都市圈成为研究的热点。乔关民（2004）认为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南北翼之间在人口流动联系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上海与北翼苏州、无锡的联系，比与南翼嘉兴、湖州的联系紧密许多。俞路（2006）通过对中国三大都市圈迁移流的迁移距离、平均方向和环形方差的考察，衡量三大都市圈对外联系强度和开放程度，从强到弱依次为，京津唐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李亚丽（2004）通过研究河南省人口密度等值线的变动状况和人口分布洛伦茨曲线的变动情况来考察河南省人口分布的集聚趋势。郑明媚（2006）构建了县域人口迁移的引力模型，选择县域内独立的居民区片为计算单元来评价乡镇的人口吸引潜力和人口最大可能迁移目的地分布，并以浙江省临安市为例展开了实证研究。

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1、经济水平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综述

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对人口迁移具有强烈的影响作用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Zhang（2003）认为地区的经济增长会促进迁移人口的增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他还构建了人口迁移量模型，揭示出GDP增长率与人口迁移规模具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Fan（1996）利用“四普”数据，建立了广东省人口迁移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外资投入、地区间经济水平对人口迁移存在较强的吸引作用。此外，通过对转型期中国女性的“婚姻嫁娶”和“务工经商”迁移流分析，认为传统女性因社会原因多进行短距离迁移的局面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的长距离迁移（Fan, 1999）。朱传耿（2001）对流动人口大于5万的中国城市社会、经济指标进行主成份分析，提取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投资和消费4个因子，通过相关分析得出流动人口与经济增长和投资关系密切。

2、可达性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综述

尽管以往文献中没有明确指明区域通达性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但学者们从交通距离、干线布局等方面对通达性的影响作用展开了研究。如Fan（1999）认为因“婚姻嫁娶”迁入广东的女性，其原住地大多沿着从广西、四川至广东的铁路线分布。李亚丽（2004）认为河南省交通线路和交通枢纽的布局对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李国平（2004）以深圳为例，利用重力模型进行回归，认为人口迁移规模与深圳距各省市的交通距离成反比，其他学者也通过各种模型验证了距离因子对人口迁移的负面影响（童玉芬, 1994;杨云彦, 1999）。曾智超（2005）通过对上海市地铁沿线行政区的调查，指出大都市轨道交通促使了沿线人口由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的转移。

3、其它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相对于经济因素，城市的社会发展状况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影响非常小，表明中国人口流动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朱传耿, 2001）。Fan（2005）利用重力模型对中国“四普”、“五普”各省区共812条迁移流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四普”时期，距离因子是影响人口迁移的决定因素；而“五普”时期，距离的阻碍作用减弱，由移民传统（Migration stock）所构成的网络关系成为影响迁移的首要因素。也有研究表明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对人口迁移也有一定的影响（Shen, 1996; Zhu, 2007）。

人口迁移空间模式研究综述

应该说，还没有统一的区域人口迁移空间发展模式，现行的研究大多借鉴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变化模式，如Hall（1984）的大都市圈变化模式、Klassen（1981）城市发展阶段模式以及小长谷（1981）生命周期模式等。彭际作（2006）对1850-1970年纽约大都市圈人口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指出其经历了由核心区至内圈再到中间圈、外圈的人口增长阶段。王桂新（2006）利用“五普”数据揭示出中国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认为长三角区内人口迁移空间上形成了江苏和浙江两个相对独立的迁入目的地选择空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