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迁移（China population migration）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人口迁移事件。以前主要因为战乱所致，现为人们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

一、永嘉之乱。

中国最早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有晋代(291-306) “八王之乱” (307-312)引起的移民，大约 90 万人被迫迁徙定居南方。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实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有名的五胡乱华。中原士族、富户、大户相继南迁。

二、安史之乱，中原涂炭，河南、河北、陕西的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

三、靖康之耻，北宋靖康元年，金兵大举南侵，高宗赵构南迁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由此引发了中原族人的又一次大规模南迁。此次中原人移居地包括今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地。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入侵，临安陷落，南迁江南的中原族人又不得不再次南迁，拥进广东、福建等地。据人口史学家估计，受“靖康之难”影响至少超过五百万人离开北方定居到南方地区。

四、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从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区的大规模移民。

明王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决定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其中移民河南93万人，移民山东121万人，移民河北41万人。今河南、河北、山东有很多人都以洪洞大槐树为祖居地的，这不仅是人们的代代口口相传，也见之于家谱、史册。仅豫西地区，从大槐树的移民后裔就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五、明末清初的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张献忠入川，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更大开杀戒；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成都全城只剩下7万人，一些州县原有人口只剩下10%或20%。

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湖广是个大地理概念，包括两湖、两广、江西、福建等南方省份。在一个世纪内，四川接纳移民达600多万人。当代四川人口中 80%以上的家庭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后裔，总数达六、七千万人之巨，在成都，这个比例更高，达95%以上。 如朱德在《我的母亲》中介绍，祖先就是湖广填四川时广东迁移过来的，陈毅、聂荣臻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

六、粤、闽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但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到清朝末年达到高潮。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

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据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七、晋商和陕北居民的，形成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人口。

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那么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

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胡口。

八、山东、河北、河南的闯关东，形成了东北的多数居民。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闯关的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山东又以胶东最多，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关东之要“闯”，清王朝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是不准内地人迁入的。

为什么要去闯关东，因为随着日、俄势力不断蚕食东北，清政府解除封禁，鼓励移民实边。

九、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人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大移民。

河南人沿陇海铁路大规模西迁是由三大历史事件造成的：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群众往西安等大后方逃亡。

十、新中国成立及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移民路线。

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着解放军的南下，国民政府的垮台，大批军政人员、家属和富豪逃离大陆，前往台湾、香港、缅甸等地区，有的甚至远赴欧美。据报道，仅到台湾的就有200万之众，那么，解放时逃离大陆的人员应该不下300万之众。与此同时，连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进军以及在日后抗美援朝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之后在分批回国之后的被分配以及复员转业退伍，以及建国后人民解放军驻地迁移、适龄青年征兵入伍’以及在历次裁军之后的部队退伍转业等浪潮，从而形成了几次新的人口迁徙潮。建国后，有几次大的迁徙活动。

一是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先是有50年代初八千湘女上天山，之后又有10万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和鲁、豫、赣、蜀等省的农民加入兵团，1974年该兵团人口总数达226万，约占新疆总人口的1/5，占新疆汉族人口的2/5。另有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10万转业官兵，还接收了本省和京、津、沪、杭各城市知青50万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吸纳了20多万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自治区内城市的知识青年。虽然后来很多知青返城，但也留下了不少人。

二是三线建设：“三线”如果从卫星上俯瞰，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 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区投入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大军奔往东南沿海和农民工进城。如深圳，1000多万人，均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还有10万大军下海南等；报道说，有一亿多农民工，在城乡间往返、流动，有多少已经定居，还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恐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运动了。

四是出国潮，改革开放以来，大批人出国求学、务工、经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有华人社区，但国人出国的主要目的地还是东南亚、北美、澳洲和欧洲；近30年来，已经在国外定居的华人，总数约估有几百万人。

这一时期，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户籍管理，表现为：规模小，频率低，受国家政策影响。

1.1954年－1960年，活跃时期

2.1961年－1976年，低潮时期

3.1977年－1984年，回升时期

从迁移方向上看：中国人口净迁出地区有：辽宁、山东、上海、四川；迁入与迁出持平的地区是西藏；其余地区为人口净迁入地区。

迁移原因

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安置失业人员和闲散劳动力的人口迁移；（2）支援新开发工业基地建设的人口迁移；（3）移民垦荒支援边疆建设农林牧业新基地的人口迁移；（4）高等学校搬迁、招生和分配的人口迁移；（5）新修水利和水库库区移民而引起的人口迁移；（6）压缩城市人口规模而引起的人口迁移；（7）少量的自发迁移。

1.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日趋活跃，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属自发流动。

2.流向

从流动方向上看：一是从农村到城市；二是从内地省、自治区到沿海城市和工矿地区。

3.原因

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主要是自发性的，其目的主要是务工和经商。同时，因学习、培训和分配工作的迁移人数也逐步增多。在这一时期变化较大的还有一点：原先有些人口迁移的净迁出地区，开始变为净迁入地区，如上海市。

1.人口迁移受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有关政策的深刻制约，国家有组织地计划性迁移在迁移总量中占了绝大部分。

2.人口迁移是在户口登记制度的管理下进行的。

3.人口迁移长期受到政治运动的深刻影响。

同人口本身的发展一样，中国人口迁移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其演变过程也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表现出典型的波浪式起伏。

当社会比较安定时，其规模就小，也比较平稳；当社会因天灾人祸出现动乱时，其规模就会陡然增大，增大的程度几乎同动乱的大小完全成正比例。此外，人口迁移的规模与各个朝代采取的政策也有关系。受以上因素影响，在中国人口迁移史上大致形成了以下几次高潮：

（1）秦代和西汉

秦是一个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国的人口迁移史上，是属于先驱性的，对以后历代的移民政策影响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内容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实关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目的在于加强统治，把关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第二类是戍边和开发新区，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人数均达数十万人，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汉承秦制”，继续奉行“实关中”和移民戍边的政策，尤其是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

（2）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三国鼎立的形势确立以前，即各地军阀大混战时期，移民均为逃避战乱的流民，他们由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出，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学者、士大夫后来均为吴、蜀二国罗致，其中最著名的有诸葛亮、周瑜、鲁肃、张昭等，原籍临淮（今安徽定远）的鲁肃曾号召部属：“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是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则向北迁至长城沿线甚至辽东，移民中著名的有管宁。

三国鼎立时期，为壮大己方实力，三方均努力招抚流民，发展屯垦，并从境外招收、劫掳异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乌桓人迁至内地，孙吴派兵至台湾，“得夷州数千人还”。

经过前后近90年的人口大迁移，中国长江流域和长城一线人口增加，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少数民族的迁入，在当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民族矛盾，为随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动乱埋下了伏笔。

（3）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糜烂、大破坏的时期，迁入北方的各少数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人口锐减之际，纷纷起兵叛乱，史称“五胡乱华”。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动乱中，黄河流城惨遭蹂躏，从而促发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仅据官方统计，公元313～450年之间北方南渡的人口即达90万人，占北方原有户口的1/7。

事实上这一统计由于流离混乱之际，户口多有隐匿流失而大大缩小。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移民的实际规模当远在上述官方统计之上。期内移民的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不少，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

（4）“安史之乱”

隋、唐两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迁移上的作为却远不如秦、汉，原因在于人民在此之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乱，饱尝流离之苦，安土重迁，从心理上对人口迁移十分反感。此外，秦、汉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垦戍边，大多未能终善其事，往往利未见而害先行，教训是很大的。

故隋、唐二朝官方组织的人口迁移甚少。直至震撼全国的“安史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触发了又一次人口南迁的大潮。据史书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次人口南迁大潮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至此，中国南方的人口规模第一次达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

（5）“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战祸遍及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高宗赵构经汴河退至扬州，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宋朝南迁后，由此引发了中原族人的又一次大规模南迁。此次中原人移居地包括今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地，其中多数北宋将相臣僚追随高宗移居临安。

由金人大规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难”以及其后长达100余年的宋、金对峙，使中国又遭到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堪与“永嘉丧乱”和“安史之乱”相伯仲，其性质和形式也相似。据记载，“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南宋的许多文臣武将亦多来自北方，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著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弃疾等。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入侵，临安陷落，南迁江南的中原族人又不得不再次南迁，拥进广东、福建等地，最初定居于广东粤北的南雄、韶州地区。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挥戈南下攻陷南雄、韶州，为避兵燹，那些于北宋末年及以后移居南雄的北方士民又于宋末元初继续顺北江南迁珠江三角洲。

（6）元末明初

中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在从“靖康之难”到元末的两个多世纪中屡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与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极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对人口迁移的现实需求，再加上开疆卫边的需要，使明初出现了人口迁移的一个高潮，但其性质与前几次因动乱产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后不久即着手组织人口迁移，如“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籍称“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镇，在国内其它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仅洪武朝三十一年设卫即达136处。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7）清代对台湾的移民

台湾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国版图。17世纪初被荷兰殖民者侵占后不久，郑成功即率兵一举收复。此后郑成功组织了对台湾的大移民，不长时间内移民数即达20万人，在全岛总人口中占了大部分。清朝统一台湾后，对移民问题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即不准移民携带家眷，使之难以在台湾生根，目的乃在于防止台湾人口日增，羽毛丰满后重蹈郑成功在台湾抗清的“覆辙”。

直至清代中叶，因大陆人口压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松动，从而引起对台移民的高潮。清代后期，朝廷鉴于国际形势之险恶，对台湾的战略意义有所认识，不仅完全解除了对移民的限制，还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以提供资助和优惠来促进对台湾的移民，为日后的发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础。

（8）清末和民国时期对东北的移民

在历史上中国的东北地区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并在辽宁境内筑起“柳条边”，严禁居民越界垦殖。同时又把东北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这些所谓“流人”，对东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加上违禁前来的农民，全区总人口至清代中叶仍有明显增长。

进入19世纪，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皇俄国对东北一直虎视眈眈。在此形势下，满清朝廷遂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弛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如此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压力，为朝廷开了一项财源，又充实了边防。此外，对移民还“酌量给以工本”。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股“闯关东”的狂潮，到1910年东北总人口已增至1800万人以上，比1840年增长近5倍。

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九一八”以前估计年均移入约25～30万人，大部分来自山东、河北两省，此后移入人数仍很可观。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区总人口巳近4000万人，比1910年再翻一番。纵观中国整个人口迁移史，清末民初对东北的移民，强度最大，效果最佳，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于中国人口分布状况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从迁移的原因来看主要有政治需要、战乱逃难和经济谋生三种。

一、政治需要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建都咸阳，为把关中发展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估计人口总数在70万以上。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为了戍边和开发新区，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夺取了河套广大地区，在河套建城设县，迁徙内地人民到那里，发展生产，加强边防。

同年，秦朝派军队征服了珠江流域的百越。秦朝政府在那里设置桂林、南海、象郡，派官进行治理，还迁徙50万中原军民到那些地区戍边，与百越族杂居。

西汉初期，为了“实关中”，刘邦继续由关东向关中大规模移民，总数不下30万人。西汉中期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节节胜利，武帝组织了向西北边疆的大规模移民戍边，总数70余万人。

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从而使大量的人口从内蒙古西部和山西北部迁到河南一带。

从16世纪开始，一些欧洲殖民者相继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侵略活动。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了在中国广东澳门的居住权。1557年以后，他们在澳门私自扩展土地，建筑炮台，设立官署，开始了对澳门的长期占据。在鸦片战争中，

英国强迫清政府割占香港，这样大量的外国人口迁移到中国居住。

明末清初，漠西蒙古中的土尔扈特人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因不堪沙俄的控制和压迫，于1771年在首领渥巴锡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终于回归祖国西北。

二、战乱逃难

西晋末年，许多北方人为逃避战祸迁往南方。

五代十国时，许乡人民流落到江南，增加了那里的劳动力，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北宋末年，由于战乱，北方居民为逃避灾难，大批人口南下，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建国前，由于军阀混战、日本侵略、美蒋压迫，许多人为逃避战乱，背井离乡，出现了“闯关东”（河北、山东向东北迁移人口）、“走西口”（山西向内蒙古、新疆迁移人口）、“下江南”（四川向云南贵州迁移人口）等习惯性人口迁移特点。从19世纪初到建国前的五十年间由关内迁到东北的人口就有3000万左右。

三、经济谋生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迁到河套和陕西、山西北部一带，同汉族人民交错居住地一起，共同生活，彼此融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元朝统一以后，许多汉族人民来到边疆地区，为那里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也大批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杂居相处。

从唐朝开始，中国就有很多人到南洋（东南亚）一带谋生。郑和下西洋以后，更多的中国人去到南洋，他们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积极投入南洋的开发和建设，华侨的辛勤劳动，促进了南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建国后的中国人口迁移可分为自发的和有组织的两种方式，逐渐形成了黄河下游、长江下游、四川省和湖南省四个主要迁出地区。黑龙江省由近百年来的人口迁入最大省，近年来变为最大的人口迁出省。原来迁入很多的青海、西藏、新疆等西部省区也变为迁出省区。近年来人口向西迁移的主要是苏、浙等东南各省的能工巧匠和个体商贩。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迁入城镇的“农转非”，务工经商的“下海潮”和“打工潮”已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倾向。

在大中城市及沿海地区的学生，对高中地理下册“民工流动”这部分内容兴趣颇大，“民工”已渗透到他们生活的诸多方面。很多学生片面地认为民工就是“犯罪”与“暴力”的同义词。为了正确对待民工，这里就民工流动的原因、特点及利弊做一简要分析。

一、民工流动的原因

1．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经济收入低

中国农村在1949年——1978年间人口增长率高达2.07%，而农业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仅为5.59%。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口若每年增长1%，要保持人们生活水平不下降，平均经济增长率就必须超过4%。因而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就形成了大规模低收入的农村劳动力队伍。据计算，按照现有的耕作方式和经济水平，农村劳动力剩余60%左右，约2.7亿。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村普遍存在人多地少，隐性失业人口多这一矛盾。加之农村生产具有季节性，农忙时间短，农闲时间较长，更加剧了这一矛盾。

2．农村生态环境压力大

农村人多地少，有限的耕地上堆积着过多的农村劳动力，这不仅给土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滥垦滥伐，生态失衡，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农业人口密度是指农业人口与国土面积之比。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1994年中国农业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94人，日本的人口密度大约是中国的3倍，但日本的农业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75人。中国的山区占了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耕地面积只有10%左右，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为了满足新增人口的粮食需求，不断的存在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过渡放牧的现象，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旱涝灾害频繁发生，极大的破坏了生态环境。

3．农村劳动艰辛，文化落后

农村劳动具有脏、苦、累的特点。翻田耕地，抢早插晚，劳动艰辛，体力付出多，但又不能直接获得货币收入。山高路远，交通极为不便，物质的搬运靠人力、畜力完成。

偏远山区的农村，通讯盲区，连县级的电波讯号都接收不到，文化娱乐根本谈不上。人的价值观念仍停留在传统的“固守一方”，“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的水准上。

4．农村体制改革

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本单位由生产队转换为家庭，那种乡土社会的不流动被打破，农民们有了支配劳动力的自主权，追求劳动力利益的最大化，从而走上转移的道路。

5．城市的吸引力

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特别大。城市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能直接获得货币收入。城市虽然下岗职工多，但他们对从事清洁、泥瓦、家具营建、装卸搬运等脏、累、差的非技术性职业不屑一顾，这就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腾出了就业空间。并且在城市信息灵通，生活条件比较好，有受教育的机会等。

二、民工流动的特点

1．民工流动据经济定向

民工流动的方向，主要是从山区流向平原，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四川、江西、安徽、贵州、湖南等农业人口多的省是民工主要输出地，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民工的主要输入地。

2．季节性流动以成年民工为主

这部分民工仅是在相对农闲时流动，主要是各大中城市和周围农村之间。流动距离短，从事建筑、修路桥等。春播秋收这两忙时间务农，农闲时间“务工”。

3．“外籍工人”以年青人居多

初高中刚毕业的年青人，绝大部分加入了“外籍工人”的行列。成群结队去较远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招工进厂，或从事第三产业，打工时间长，从17岁左右开始，直到30多岁或更长，有少数人在沿海安家落户，转化为“本地工人”，绝大部分回家自主立业。

4．流动不稳定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94年全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3%，而当年从非农产业返回占转移劳动力总数的24.2%。近四分之一的回流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不稳定性的集中反映。

5．文化素质偏低

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卫生意识淡薄，不讲文明礼貌的现象时有发生。劳动力素质低影响了转移的深层次发展。据1990年全国普查资料计算，民工的文化素质明显低于全国迁移人口的平均水平。初中文化程度占30.8%，小学文化程度占22.1%，这就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深层次转移，只能从事职业属脏、累、差的非技术性或技术性差的职业，文化素质偏低降低了转移的巩固率。近年，已转移的劳动力回流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占17.8%，文盲率高达21%，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9.5%。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技术构成不断提高，低素质劳动者将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民工流动的利弊

任何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规模更具深远意义。

中国各地外出打工的农民超过了5000万。民工的大量流动，特别是各地有组织有序的流动，有效地调整了中国各地区劳动力的余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许多外来民工承担了城市建筑、环卫、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工作，对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起了积极作用。民工的劳务收入，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对改善农村经济，促进乡镇企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利”是主要的。

但是民工盲目无序的流动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城镇民工的违法犯罪率有所上升。如1993年全国刑事案件共161万起，涉及流动人口的占到50%以上，广东占80%以上，对社会治安与当地居民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其它的社会问题有：违反计划生育，城市人口急剧增多，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损害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