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英语：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1919年10月26日~1980年7月28日），伊朗末代国王，礼萨汗的长子，1979年被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流亡国外。1979年6月24日，巴列维以政治难民的身份获得了埃及总统萨达特给予的永久居留权。1980年7月28日病逝于埃及开罗。葬于里法伊清真寺。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是礼萨·汗国王的长子。1925年底被立为王储，礼萨·汗对其十分宠爱，先后把他送往英、美等国接受西方教育。1941年登基为王。同年英苏军队进驻伊朗。次年美军进驻伊朗。二战后他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将苏联军队赶出国界。并于1946年12月攻占了由苏联控制的阿塞拜疆省。并且以美国为靠山，成为美国的附庸。1951年摩萨台出任首相后，他被软禁在王宫。到1953年8月在美国的支持下夺回权力。1965年后进行了白色革命。1976年开展开明运动，假意民主改革。却引起了人民的不满，爆发了民主运动。他在美国的支持下大肆镇压。到1979年1月被伊斯兰革命推翻，逃往埃及，1980年7月28日病逝开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礼萨汗暗中支持纳粹德国，英苏入侵伊朗后强迫其父亲礼萨汗禅让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巴列维在位期间，伊朗的石油工业在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的领导下基本完成了国有化，但美国支持的1953年伊朗政变推翻了摩萨台，外国石油公司重新进入伊朗。巴列维也主持举办了庆祝居鲁士二世建立波斯帝国的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他领导了伊朗的白色革命，促成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并称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国有化若干产业和给予妇女参政权以使伊朗进一步现代化并成为世界强权之一。

作为一个世俗主义的穆斯林，由于巴列维推行的现代化、世俗化的政策与传统巴扎商人（bazaari）阶层的冲突，对以色列的承认以及皇室及领导阶层的腐败丑闻，巴列维逐渐失去了伊朗什叶派教士和劳动阶层的支持。他随后推行了若干富有争议的政策，如查禁共产主义的伊朗杜德党和建立镇压政治异议者的情报机构——萨瓦克等。根据官方统计，伊朗在1978年有2,200名以上的政治犯，这一数字因革命而快速增加

巴列维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冲突、英美对他的支持以及国内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加剧了伊朗境内若干人群对他的反对情绪。1979年伊朗的政治动荡转变为一场革命，这导致他在1月17日被迫离开伊朗，随后伊朗皇室被正式废除，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领导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由于巴列维回到伊朗后很可能被处决，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给予他庇护权，使他得以流亡并逝世于埃及。穆罕默德-礼萨沙·巴列维常被称为“伊朗末代沙阿”或是“沙阿”。

美国一直是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主要支持者。随著民主进程发展，1953年改革派穆罕默德·莫沙德哈当选上伊朗首相。在阿贾克斯行动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巴列维国王和保守派发动政变推翻了莫沙德哈。前后八位美国总统为巴列维国王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用以换取伊朗的石油供应，以及在中东的战略存在。那些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人（因为他1960年代早期曾许诺自由及改革，后却食言）对于美国的做法非常反感乃至愤怒。而巴列维国王及其亲信中饱私囊，奢侈地按照西方的生活方式生活，让国内的宗教保守人士十分愤怒。社会及宗教人士的不满情绪汇合在一起，最终爆发了伊朗革命将巴列维推翻。1979年1月16日他流亡国外。

他一生先后有三任妻子，分别是埃及的法丝亚·福阿德公主（Fawzia bint Fuad）、留学瑞士，伊朗南部部落的望族之女索拉娅·巴列维（Soraya Esfandiary）和法拉赫·巴列维。意大利导演将他和挚爱的第二任妻子蓄意维新伊朗及两人的爱情婚姻故事拍成电影《苏瑞亚：悲伤的公主》。

1919年10月26日出生，礼萨·汗沙王的长子。

1925年底被立为王储，礼萨·汗对其十分宠爱，被送往送往英、美等国接受西方教育。1941年登基为王。他统治伊朗期间，自英国手中拿回石油的开采主权，使伊朗石油国有化；庆祝自居鲁士建立波斯王朝以来2500周年；并进行“白色革命”——一连串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以期伊朗进入现代化国家。

1941年英、苏军队进驻伊朗，次年美军进驻伊朗。

1945年后他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将苏联军队赶出国界。

1946年12月攻占了由苏联控制的阿塞拜疆省。

1951年摩萨台出任首相后，被软禁在王宫。

1953年8月在美国政府中情局的支持下夺回权力。

1965年后进行“白色革命”，但因个人生活的奢华与敌视伊斯兰宗教势力，引起了下阶层人民和伊斯兰教徒的不满，爆发了反对王室的抗议行动。

1979年1月被霍梅尼所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流亡国外，最终定居于埃及。1980年7月28日在开罗病逝。他在回忆录感慨自己“像一只死老鼠一样被美国扔出了伊朗。”

“如同所有伊朗人一样，巴列维也怀有波斯的强国梦。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将个人权力和王室利益置于国家和民族之上的君主，而且还将自己的命运与美国绑在了一起，因此，他人生最后的悲凉也许是命中注定的。”（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