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少棒队是位于中国台湾省台东县延平乡的红叶小学所成立的一支棒球队。

1968年8月25日以7：0的悬殊比数击败由关西地方选拔出来的日本少棒明星队，有人认为这促成台湾于次年组成金龙少棒队进军美国宾州威廉波特的世界少棒大赛，从而开启了台湾棒球史上的三级棒球时代。

但该队自1967年4月起，多次以超龄学童冒名顶替报名参加少年棒球比赛。遭人检举后，1969年，红叶少棒队副领队胡学礼、教练邱庆成、管理曾镇东因伪造公文书及行使伪造公文书罪，被台东地方法院各判刑一年，缓刑二年，为红叶少棒队的历史留下不名誉的记录。

由于红叶小学位于偏远山区，学生人数未满百人，棒球队实难以成军。校方为了能够参加比赛，找未升学而留在村内协助农务的毕业生继续打球。犯法行为并不足取，但因为红叶少棒队打败的是来自日本的少棒队，有助于当年台湾的“民心士气”，故其造假犯行被形容为是“其动机是为了参与运动与争取荣誉”而未获责难；同时由于当局利用红叶少棒队的良好表现，在台湾掀起少年棒球的热潮，因而红叶少棒队伪造文书、冒名顶替以参赛的犯行，并未普遍为社会大众所熟知。也使得红叶少棒队对台湾棒球运动的贡献，一直受到过高的评价。

台东红叶小学是个全校人数不及百人的小学校，位于在台东市西北方的延平乡红叶村，该村因每到深秋满山枫红而得名。红叶村在1960年代初期则是以种植玉米为主的布农人小部落，

1963年9月自卑南小学调至红叶小学的校长林珠鹏发现学生出席率不佳，体力旺盛的原住民小朋友喜爱户外活动与打猎，并且对棒球相当热衷。因此，林珠鹏便兴起成立正式棒球队的想法，并邀请曾担任过棒球选手的红叶村干事古义担任义务教练。球员们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开始练球直到升旗为止，放学后再继续练到天色昏暗。创队后的首次出赛，便夺得县内延平乡乡运会的冠军，在1964年的台东县县长杯又夺得第一。

1965年4月，红叶少棒队获得台东县政府的补助，赴宜兰参加“第十七届全省学童棒球锦标赛”，首次在比赛中亮相，便获得第四名佳绩。1966年5月，“第十八届全省学童棒球锦标赛”在台东举行，红叶少棒队在乡亲父老前勇夺冠军。

1966年9月，林珠鹏校长调往南王小学，红叶小学校长一职由胡学礼接任。由于原任棒球队教练古义同时也调往乡公所，于是改由邱庆成老师接任教练。

1967年4月，红叶少棒队获得“第十九届全省学童棒球锦标赛”亚军。1968年3月，获得“第一届秋茂杯少棒赛”冠军。同年5月，获得“第二十届学童棒球赛冠军”。

当年6月17日，来自台南市的23位立人小学少棒队球迷，联名写检举函寄给当时的台湾省教育厅长潘振球、中华棒球委员会及各报社。指控甫获第二十届学童棒球赛冠军的台东县红叶小学队及亚军嘉义县垂杨小学队，在参加全省性比赛时，有选手冒名顶替的情事[2][6]。

虽然当时台东县政府、台湾省教育厅曾先后表达要介入调查；而其他单位的调查方式也仅止于口头要求主动澄清，校方则矢口否认传闻；校方又在乡公所所领的队员户籍誊本上贴上冒名顶替队员的照片，所以经大会审查报名文件，并一一比对选手照片及户口名簿后，台湾省棒球协会会长谢国城出面表示红叶队所有选手均合乎比赛资格，红叶少棒队仍依棒球委员会的原订计划定期赴台北参加集训，准备迎战即将来访的“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队”。

1968年8月24日，“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队”应邀来台，预备举行五场“中日少年棒球对抗赛”。该队成员是日本业余棒球联盟在接获中华棒球委员会的邀请后，于7月间由日本关西地方选拔出来的[13][14]。7月29日选拔完成后，即实施集训至8月20日。全队共有十六名球员，年纪最大的是1955年6月5日出生，实足年龄13岁；最小的是1957年6月28日出生，实足年龄11岁；全队平均年龄是12.43岁。队中只有四名小学学生，其余都是初中一年级生。（当年5月举行的全省学校学童棒球赛规定：“选手必须是1955年8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籍国校学童’。”但日本学制是4/1开学，用与台湾学制相关的8/1日当关卡并不合理，所以大会的选手资格极可能是经由双方协调后，折衷修改为“1955年6月1日以后出生的学童”。）与即将迎战的嘉义垂阳、台东红叶等地主队球员名单相较，双方年龄相仿[14][15]。（但事后证实红叶队上场比赛的球员大部分为超龄冒名顶替的校友；垂杨队虽然也曾经被人检举有一名中学生参加全省学童赛，但查无实证，且与本次比赛无关[2][3]。）

在与红叶队比赛之前，日本队已于8月24日与全省学校学童棒球赛亚军的嘉义县垂阳小学队对垒，结果仅以1分险胜。台北的棒球专家们认为，以日本队的实力不会只限于攻取一分；只因为本次大会使用软式棒球，而日本队过去没有打过，只在集训时练习，因此实力无力发挥，从投手神田与城谷无法控制球可以看出[16]。

8月25日，红叶队在台北市立棒球场出战日本队，吸引全场爆满的观众。在该场比赛中，红叶队投手完全封锁日本队的攻势，使日队在21次打击数中，只有2支零星安打，未曾进占二垒，且被三振多达14次。而红叶队的打击则充分发挥，在22次打击数中，获得5支安打，包括2支本垒打，仅被三振6次。前四局双方僵持不下，红叶队在第五局得2分，第六局得5分，终场以7：0的悬殊比数击败日本队[1]。不过也有记者指出，虽然已经是访台的第二场比赛，日本球员对于软式棒球不习惯也不能适应，日本球员习惯打硬式少年棒球，这种球要比软式棒球大一些，而且软式棒球的球棒，他们也难于习惯使用。另外，台湾规则允许跑垒员提早离垒；而日本硬式棒球规则在球未通过打击区前，跑垒员不得离垒，使得日本队小选手不敢盗垒，也是落败的原因之一[17]。

由于当时日本已在美国宾州威廉波特的世界少棒大赛中连夺2届冠军，因此该场比赛被视为台湾少棒实力的试金石。经由该场的胜利，促成台湾于次年组成金龙少棒队进军威廉波特，从而开启了台湾棒球史上的三级棒球时代。

在后续的三场比赛中，日本队先于27日以1:5败于中华联队，28日再以2:5败于红叶队，仅在29日的最后一战以5:3胜嘉义市联队。由日本队得分能力逐场提升，显示他们已愈来愈能适应软式棒球比赛。

在对抗赛之后红叶少棒队原被安排到日本和菲律宾进行一个月的巡回赛，但在办护照时冒名顶替丑闻曝光[18]。1969年，台东地方法院判决红叶小学少棒队超龄学童冒名顶替案，该队副领队胡学礼、教练邱庆成、管理曾镇东因“伪造公文书及行使伪造公文书罪”，各被判刑一年，缓刑二年[3]。该判决还给那些被红叶少棒队击败的日本少棒明星队、台南立人小学少棒队及其他台湾少棒队球员一个公道，也为红叶少棒队的历史留下了不名誉的记录。

由于红叶小学位于偏远山区，当时全校学生人数不到100人，光是六年级的男生人数根本就无法凑足一个棒球队。校方为了能够参加比赛，找未升学而留在村内协助农务的毕业生继续打球[4]。犯法行为并不足取，但因为红叶少棒队打败的是来自日本的少棒队，有助于当年台湾的“民心士气”，故被形容为是“其动机是为了参与运动与争取荣誉”而未获责难；同时由于政府利用红叶少棒队的良好表现，在台湾掀起少年棒球的热潮，红叶少棒队的故事被渲染成“红叶传奇”，因此红叶少棒队伪造文书、冒名顶替以参赛[3]的犯行，并未普遍为社会大众所知。也使得红叶少棒队对台湾棒球运动的贡献，一直受到过高的评价[4]。

在1990年代，有不少书籍和纪录片等，探讨了在红叶少棒队成名之后，队员凋零和酗酒逝世等问题。1992年红叶村成立了红叶少棒纪念馆。

红叶少棒队尚未成名前，因经费短缺，球具皆零星购买，且使用较薄手套以节省经费，但大体上仍使用正规的球具练习[5]。后来有关红叶少棒队“树干为棒，石头为球”的说法，一开始是胡学礼校长所言[19]，后来广为一些文章所引用，以增加戏剧性，但并非事实。实际上“以竹为棒，以石为球”的球队，应该是同样出身台东，拿下第二十届学童棒球赛季军的博爱少棒队。[20]。

2005年红叶少棒队中外野手余宏开之子余贤明正式加入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兴农牛队，成为红叶少棒后代第一位加入职棒的球员；游击手邱德圣之子邱俊文则曾加盟中华职棒中信鲸队，目前效力于台北市成棒队。

1968年队职员名单

1968年击败日本少年棒球明星队的红叶队队职员名单，与至2011年时的现况：

领队：胡学礼，死亡。

教练：邱庆成，死亡。

管理：曾镇东 队员：

投手：江万行（胡武汉），延平乡卫生所担任工友，因未能圆棒球梦染上酒瘾，1991年肝功能衰竭死亡。 捕手： 江红辉（胡勇辉），江万行堂弟，在台中打零工。

余宏开，加入华兴中学当选三级棒球选手，退伍后进入台东监狱担任管理员，后来转任鹿野小学棒球教练，不幸1997年上班途中车祸死亡。

内野手： 徐合源（古进财），在林务局林班地打工，生活困苦，2011年5月30日家人发现猝死。

余佑任（胡福隆），球队解散后就失联，直到2010年才从亲戚口中得知，早已往生。

胡明澄（胡仙洲），死亡。

古进炎，死亡。

外野手： 邱德圣（王志仁），是课业最好的球员，后来当过捆工、司机，1992年红叶少棒馆成立后担任管理员，隔年因病过世。 赖

金木，当船员后返乡，意外受伤不治。

邱春光，留在红叶当地的球员，开出租车为业。

未上场： 古仁义（邱锦忠），死亡。

江元兴（余进功），担任警察。

胡仙洲，死亡。

注：括号内的姓名为当时冒用的姓名。

红叶小巨人，林清介编剧，张志超导演，学甫有限公司出品，1988年。

红叶传奇，纪录片，萧菊贞导演，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入围日本山形影展、韩国釜山影展，1

999年。 红叶精神，探索频道制作，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