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绩效（economic benefits），经济学术语，指经济与资源分配及资源利用的效率评价。

经济绩效的评价标准，主要是由与资源分配以及资源利用有关的效率所决定的，其他方面的标准则与公平和应付外来突变因素的能力有关。正如人们所了解到的，要兼顾到这两方面的评价标准是很困难的，即使只考虑一方面的评价标准，也会有不同的结论，没有一个一致的和明确的评价方法。当经济发展时，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可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做得不够好，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就很难把两方面的标准综合起来进行评价。因此，我们的目的非常简单明确，就是把英国看作是早期北美殖民地可以得到的一个资源库，我们没有必要在一个更大范围里，对涉及所有经济绩效的评价标准进行兼顾和综合考虑。在这样的范围里，才有必要和可能对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经济绩效进行评价，也才可以把英国与在北美地区有移民的其他国家进行适当的比较。

第一个试金石就是有关的社会资源是怎样被全面动员起来的。确实很难得到比较接近的看法。财富不均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就意味着富裕者可以有足够的资产把持着市场。对土地的私有权使大量的土地仍然作为狩猎地区而保留下来，并使这些土地退出农业耕种范围。与中世纪相比，这时候用于宗教经济结构扩张方面的资本要少得多了，但由于过分的消费和军事开支，使资本的投资受到很大的限制。

从劳动力方面来说，“完全资源动员”的观点是最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区性的贫困问题、妇女普遍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男人和女人都很穷、劳动力的重新安置行动迟缓等系统性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土地在文化价值和可能得到的投资资源方面，表现出它的局限性。在上流社会中，有天赋的人（主要是有天赋的男人）都被吸引到如律师和宗教人员这样的职业中来，而那些职业并不具有较高的物质生产力。而社会又是高度分化的，许多社会集团如失败的保皇主义者的年轻后代们，他们已经感到提高社会地位和改变命运的机会非常有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只有空想家和冒险家才会远离家乡到北美去殖民的。

从这方面来说，看来第二个观点即“静态资源分配效率”的观点也是明显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分配，以至于它们没有得到其最大的要素收益率。实际上，许多制度性的东西、社会习惯以及某些行业受到压制的特点（比如行会和外来居民所控制的某些商业活动），都影响了生产要素的分配和效益。资源的重新分配确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由于有限的交通网络的整合以及比较差的信息发布方式而受到一定阻碍。一直到18世纪开始时，还没有出现一份地方性的新闻出版物。

另外一个是“动态资源分配效率”的观点，只有以最佳的收益率出现了资本积聚时，这样的观点才能得到界定，并与实际情况相符，它是由个人的偏好和国家的优势地位所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需求，缺乏非常清楚的政策目标。无论如何，是因为特权和权力才使资本从高收益的经济活动转向土地的投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贫穷的社会里，这毫无疑问会降低经济增长率，甚至会低于我们所能想象的经济增长水平。1663年以后，通过农产品的出口补助，主导国会的土地所有者的农业经济得到了保护。与主要卷入贸易活动的个体商人不同，一个有影响的非土地资产阶级的形成过于缓慢。例如，只有到18世纪末期，才有一些经济繁荣的城市的居民支持向外殖民，包括威廉·格兰特爵士（William Grant），他在1776年之后是加拿大的律师和将军，当时在德文郡出现了被称作“道利什圈子”（Dawleishcircle）的集团。但是在那个时候，推动英国官方向加拿大南部地区移民的机会已经溜走了。

要求经济在边际生产线运行的“静态技术效率”的观点，也同样是不切实际的。作为最好实践技术的完全应用，静态技术效率的观点可以得到说明。这可能是一种理想状态，问题是在早期近代化时期，英国如何达到其这样的目标。从2015年往历史时期追溯的时候，总会存在“基础的影响”，因此对所要进行判断的情况作历史的分析。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把近代早期的英国与同时代的国家如法国和荷兰进行比较。

要作出一个大胆的切中要害的结论，我们肯定要牢记的是，英国在中世纪时的应用技术水平以及邻近国家的技术水平。尽管英国在当时还是一个工业与农业模式以及工厂规模与农业生产方式同在的巨大混合经济模型，但是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英国的经济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在许多工厂和农业生产中，许多更好的生产方法肯定会得到传播。但是实践的多样性意味着，最好的众所周知的技术在运用时也远不是千篇一律的。

从“动态技术效率”来看，英国是当时比较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之一。18世纪晚期的许多工业化的基础理论，实际上都是在法国发展起来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英国形成了一个工匠阶层，能够把这些理论具体地运用于实践之中。在这一方面，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没有英国做得好。

在希望“收入分配平等”方面，看法是非常不同的。有人认为达到平等所需要的税收和经济管理注定会减少生产的内在动力。英国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又是很突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不仅没有存在程度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还取得了比较高的平均收入水平。这虽然大概归功于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一个潜在的原因是英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并没有提供一个相当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最后，我们要了解对“外来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是什么。从历史的角度，这才能得到很好的合理的解释。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无论是战争、瘟疫还是火灾，都不能阻止国家财富的积累。在大火灾发生之后，一些建筑的重建速度就可以提供一个最好的恢复能力的例子。这不仅是指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的重建事例，当时在伦敦，仅仅利用非伦敦居民的工匠劳动，就很容易地把楼房建造起来了。其他许多城市也经历了严重的大火灾，毁坏了大部分的房屋和资本存货，一时间数以百计的房屋被夷为平地（伦敦大火就有13200间房屋被烧毁）。当地的资源和城市中非正式的互助都动员起来了，政府还发行“临时文件”（允许个人收集“救济品”进行救助），几乎所有这些措施都促进了重建工作的快速进行。

英伦三岛甚至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也不是一个能够动员其全部资源的社会，甚至也不是一个能够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佳分配的社会。但是与当时最发达的社会，甚至所有的经济体相比，英国却是一个相当有弹性的国家。它的要素市场变得越来越自由，技术的革新也出现了，从总体来说，英国社会是富裕和富有活力的。北美殖民地的开启，才会有一个最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