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猫经济是可持续发展型增长类经济。生态环境通过影响智力流，进入了真实的生产函数体系里面，生态环境也构成了一种凌厉的生产力。

绿猫经济说白就是可持续发展型增长类经济。这个词来源于托马斯·弗里德对中国经济的一段评述，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中国宣讲了他的一个新发现：“绿猫。”他说，“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但是我觉得，不管白猫黑猫，不是绿猫就抓不到老鼠。”他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在未来是争夺其他地方知识精英或者挽留本土知识精英的重要变量。知识经济和开放的世界人才流动体系给予了知识精英挑选自己处境的特权，于是，青山绿水将比银元钞票更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很好，但是污染严重，那么，知识精英会逃离这个环境，这使得这个国家无法获得足够的智力资源在经济上升级。

这个“绿猫”显示了：在一个开放的以抢夺人才为至高目标的世界里，生态环境通过影响智力流，进入了真实的生产函数体系里面。生态环境也构成了一种凌厉的生产力。事实上，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正在沿着“绿猫”理论的逆向线走着。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目前大约有4300万慢性肺病患者，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此病。而且中国的慢性肺病患者日趋低龄化，30岁得病人群占比大幅度上升。慢性肺病的两大致因：吸烟和空气污染。由于吸烟有一个过程期，所以导致患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一定是空气污染，而空气污染将给那些年轻的知识精英产生心理上的阴影。随后，他们的走向也可能将会决定经济结构的升降。

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绿猫”是对Grossman和Krueger等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替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洋溢着一种愚蠢的乐观，认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虽会破坏环境，但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发展却能够带来更加环保的技术，从而有利于环境的改善。也许就像带来强大的冲击波的“斯特恩报告”说的那样：我们的确过去高估我们对环境的修复能力。

国外有专家预测，环保产业将会成为21世纪世界性的主导产业。在欧美，环保产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字眼。自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将环保产业列入发展日程，并用30多年的时间使其逐步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之一。

中国的环保业也开始崭露头角。在近年来国家环保总局掀起的三次“环保风暴”席卷之下，在发展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绿色GDP等多方利好消息的刺激之下，中国环保产业开始出现快速增长，其势难挡。

与此同时，在经济和产业研究方面也有学者提出了关于环保的“绿猫”理论，而且有国内外两个版本。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的一个讲座上指出，中国若能把“黑猫变绿猫”，积极推行环保、节约资源，东方巨龙的崛起将能深刻地改变自己和世界，并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著名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认真研究考察了中国的现状后，语出惊人而又耐人寻味地宣讲了他的一个新发现：“绿猫”。

胡鞍钢宣称的“黑猫变绿猫”，是将他提倡的“绿色崛起”视为中国今后发展的必选之路：中国不能走高消费、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黑色模式”，需要从“黑猫”模式到“绿猫”模式；中国不仅要“和平崛起”，也要“绿色崛起”，不仅是“和平发展”，也是“绿色发展”。

而在中国有“转行的全球化传教士”之称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先生，则为给中国带来蓬勃朝气的经典“猫论”下了个新注脚：“无论黑猫白猫，如果不是绿猫(健康环保)，即使抓住老鼠也不是好猫。”

理论与现实是分不开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过度地依赖于自然资源，并且还走着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导致环境问题更加突出，生态形势愈发严峻。(详见P39“有关中国生态形势的一组数据”)

“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难循环”，环保专家、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李恒远教授告诉《新经济导刊》，“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呈现出这五大特点，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否则我们的资源难以支撑长期的发展，环境也难以保护。”

与李恒远一样忧心中国环境问题的人还有很多。“中国人现在谈话自由轻松了，但呼吸更困难了，空气中充满烟雾。长此下去，未来的中国经济奇迹，将变成一场生态噩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位官员考察中国的生态环境时痛心疾首地说。

如此严峻的环境问题已逐渐引起中国全社会的关注，公众环保意识日益提高，国家对环保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大，客观上，正渐进实践着如胡鞍钢般悲天悯人的学者们所提倡的“绿猫”模式。

面对越来越多的期望,中国也逐渐意识到绿色经济的重要性。短短几年的时间,汽车业、能源、建筑等行业的绿色发展也显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据了解,由于巨大的市场需求和环保需要,汽车市场率先开辟出了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之路。比亚迪、奇瑞等民营汽车在开发新能源汽车方面表现非常突出。而按照政府规划,到了2011年,中国将年产50万辆新能源汽车,给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对此,宾利汽车主席卡尔·诺依曼评论道:“这类汽车（新能源汽车）对于中国大城市减少污染着实有用。”

除此以外,环保产业总产值从2005年2000多亿元开始,年增长率在17.5%左右,且不断扩大。可再生能源方面和建筑节能方面,仅“十一五”计划将单位GDP的能耗降低20%,而建筑节能的目标为1.2亿吨标准煤,占全社会节能目标的21%,在太阳能利用和风力发电方面,中国也逐渐从生产这些可再生能源设备大国到消费大国。 而中国在“十一五”规划基础之上设计的“十二五”中国发展蓝图,更是凸显了绿色发展指标:单位GDP能源消耗量继续下降20%;单位GDP用水量2015年比2010年减少30%;主要污染排放量绝对量减少10%或者10%以上;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20%;森林覆盖率从20%提高到22%等。

尽管潜力和目标都很鼓舞人心,但是也有人担心,中国绿色投入是否可以和产出成正比。首先在投资方面,每年就需要大量的投入和融资。麦肯锡研究院报告中就表示,如果中国想有效实行“绿色经济”,每年要投资1.8万亿元人民币的投入。这么大一笔钱从哪里来,将是未来政府不得不考虑的。

此外,如何克服中国在技术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障碍。气候组织在最新的报告《中国的清洁革命Ⅱ:低碳商机》里表示,尽管中国目前在发展环保科技方面自主研发投入甚多,但大部分企业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下端。而未来的一大挑战就是缩小和西方发达国家高端技术之间的差距。

绿色革命，迫在眉睫

“中国减排成功就意味着世界减排成功，中国减排失败就意味着世界减排失败。中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中国能源报：中国现在已成为全球二氧化碳第一排放大国、能源消费第二大国，但中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找到减排合作的共容利益？

根据IEA（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2004年中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欧盟；2007年又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预计2028年将超过北美、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总和。中国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占世界排放总量的5%,居世界第三位；2007年上升至9%,居世界第二位，仅排在美国之后；中国2007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量均是世界第一位，这些指标都不同程度地大大超过中国当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19.7%）和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16.1%），即使是中国的人均各类污染排放量，也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00-2008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从27亿吨提高到70亿吨，年平均增长率为12.28%,其累积排放量为415亿吨。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标准将减排责任一分为二已经不够科学，我们提出以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分类为基础的四分组原则替代发达两分组原则。

中国能源报：这个指数制定的依据是什么？是否包含了人均GDP指标？中国在这四分组中处于何位置？

HDI是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提出的用于测度和比较各国的相对人类发展水平重要指标，包括健康、知识和生活水平，它包含并优于单纯的人均GDP指标。我们在UNDP以HDI为指标划分的基础上，将中等发展水平国家做出进一步区分，总体上分为四组：高HDI组、上中等HDI组、下中等HDI组、低HDI组，即“一个地球，四个世界”。

中国目前位于上中等HDI组，属于全球减排的第二梯队，是有条件减排的国家。但减排还有一个污染排放大国减排主体原则，考虑减排责任应该同时参照这两个原则。从这点出发，中国和美国应当带头主动减排。中国近年来各项数据都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典型的黑色发展模式，中国需要从世界最大的“黑猫”转向“绿猫”，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减排成功就意味着世界减排成功，中国减排失败就意味着世界减排失败。中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绿色路线，切实可行

“我国要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时提前达到碳排放高峰，之后进入碳排放总量下降阶段，并使碳排放高峰幅度和累计碳排放量都明显低于库兹涅茨曲线的相关数据。”

中国能源报：中国这些年来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却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代价。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3600多亿元，即使是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也只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的4.9%。因此，我们把加快发展作为基本理念和核心目标，并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奇迹”，却出现了环境污染上的“大折腾”。“九五”规划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为8.6%,能源消费增长率为1.1%,煤炭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是负增长；然而在2000-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10.2%,能源消费增长率达到9.4%,煤炭消耗量增长率为10.8%,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率达到12%。这些数据都高于经济增长率，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严重脱离了中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紧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基本国情，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迫在眉睫，并将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及今后一时期的主题。

中国能源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已经体现，这样的模式应如何转型呢？

中国在“十一五”规划当中明确提出要将节能减排作为工作重点，而在考虑和设计“十二五”规划时，气候变化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限制性因素和国内外制约条件，因此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家核心发展政策之一。这是与历次五年计划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最大的创新之处。

我们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总体思路及目标研究提要报告》中指出，“十二五”规划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的内涵是经济发展和碳排放污染脱钩，它不是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而是需要绿色发展理念创新、绿色消费市场创新、绿色中国国家治理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它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生态安全、减灾防灾等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也是21世纪中国的长期基本国策。

“十一五”规划期间我们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十二五”规划中应该在继承这些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建设气候适宜型社会、发展低碳经济、发展新型战略产业，并建立综合的国家防灾减灾战略，以应对异常气候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总之，绿色发展不应该只是理念，而是具有可操作性。

中国能源报：中国政府公布了到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从更长远来说，中国的绿色发展路线应该如何制定？

从长远来看，中国减排意味中国选择绿色现代化，这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实现上述目标，即使我国在2020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约80亿吨，也就是使这一时期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也达到914.5亿吨；第二步是在2020年之后二氧化碳排放量开始下降，到2030年降至2005年的水平，约为50亿吨，也就是使这一时期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为650亿吨；第三步是到2050年使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至1990年时水平的一半，与世界减排同行。

其中，前两步是从“黑猫”到“绿猫”模式的关键时期。我国要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时提前达到碳排放高峰，之后进入碳排放总量下降阶段，并使碳排放高峰幅度和累计碳排放量都明显低于库兹涅茨曲线的相关数据。

绿色攻坚，多管齐下

“中国面对的是两个‘前所未有’：一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挑战，本质上是对传统的黑色发展模式的最大挑战；二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质上是创新绿色发展模式的最大机遇。”

中国能源报：在确定上述的绿色发展指标和路线之后，我们应该怎样进一步制定有效的综合政策体系？

第一，要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率，防止高排放的经济增长率；第二，要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工业增加值比重，严格限制几大高耗能产发展，转而加快发展技术密集、人力资源密集、就业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第三，要调整能源政策，提高使用优质、可再生能源比例，大幅度减少使用高碳能源比例，应当明确今后能源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实质是大力限制煤炭产业发展，并在全国强制性提高清洁利用煤炭比例，不断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中2010年和2020年的节能目标，并实施能源价格改革，开征污染税；第四，鼓励引进和使用世界目前所有的节能减排重大技术，鼓励国际合作创新绿色技术，发展各类气候适应性，使技术技术创新成为实现中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第五，根据HDI原则实施减排的地区政策，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的减排约束性指标；第六，扩大绿色生态空间，发展林业产业，大力发挥森林这一陆地最大的储碳库和最经济高效的吸碳器这一作用；第七，实施绿色投资，扩大绿色新政，支持和发展绿色贸易，加强国际绿色合作。

中国能源报：绿色发展路线需要长期执行，中国应该如何衡量减排成本，如何平衡实施绿色路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九五”规划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8.6%,经济增长率高但是能耗不大，经济增长过快必然会造成能源消耗迅速和污染排放的增加，因此经济增长应该保持适宜的速度。调整能源结构，发展绿色产业，投资绿色能源，能促使能源输出地提高生产清洁能源的能力，并带动相关产业和就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走绿色路线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经济新增长点，我国将成为最大的绿色能源生产、消费、相关设备制造出口大国，市场潜力不可估量。

中国面对的是两个“前所未有”：一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挑战，本质上是对传统的黑色发展模式的最大挑战；二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质上是创新绿色发展模式的最大机遇。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发明专利最多的国家，走绿色现代化的路线不但不会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率，还会大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安全、适应气候变化的“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