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诽谤是指借助网络等现代传播信息手段，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网络与传统诽谤相比，有其更为鲜明的特性，因为对网络诽谤的管制更容易产生公民言论自由和公民名誉权的价值冲突。司法实践中，如何在打击网络诽谤的同时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以衡平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难题。

随着网络的普及，利用互联网发布公民隐私、欠文明甚至诽谤色彩言论的网络诽谤行为时有发生，统一论坛人身攻击现象甚嚣尘上，或政治攻击，或无中生有，或秽语谩骂，完全无视法律，将论坛搞的乌烟瘴气，有些人身攻击大有文革遗风，以政治帽子和污蔑替代说理，肆无忌惮，霸道蛮横，令人憎恶。

2009年新伊始，国新办等部门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活动，提倡自觉抵制网络低俗之风，创建和谐文明的网络环境。

网络诽谤与传统诽谤相比，有其更为鲜明的特性，对网络诽谤管制更容易产生公民言论自由和公民名誉权的价值冲突。实践中在认定上存在很大分歧，因此，如何通过具体情节确切认定，确定罪与非罪，乃至归责都至关重要。

互联网的出现将影响传统诽谤法的许多方面，尤其是跨国诉讼问题。互联网比传统出版和广播技术的普及和便利，信息交流的快速、便捷，极大地改善了公民的言论自由。

网络交流可以轻易跨越国界，比如居住在美国的被告，可能将诽谤信息传到英国，如果被告在诽谤诉讼有利于原告的管辖区（英国）答辩，那么被告就可能要收敛一下他们的言论以遵从原告国家对言论有较多限制的法律。理论上，遭受互联网诽谤的原告，可以在有利于自己的管辖区（英国）内，对处于有利于被告的管辖区（如美国）的诽谤者提起诉讼。

对于一个对言论自由有较多限制、新闻媒体较多为政党服务的政府来说，互联网上的诽谤无疑是一个恐怖的东西。持不同政见者如果想向他们的祖国传播诽谤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很容易地办到，而且能够远距离做到。受到诽谤的政府官员甚至难以找到诽谤的来源。传统媒介信息主要由官方提供，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以及政府官员本人在互联网上成为人人可以评论的对象。

1、公民如遇到网络诽谤，可保存相关证据材料后向辖区公安机关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将依法进行调查处理，在此期间，报案人可向受案单位咨询办理情况。

2、新规中“被转发500次或点击5000次”是以实际点击为准，相关统计情况属于公安机关侦查工作，报案人并不需要了解。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公安机关将依法通知报案人相应情况。

3、报案人所需准备的材料是视具体案情而定的，不同案情所需报案材料将有差异。因此，建议公民报案时先与受案单位联系，确定所需材料后备齐相关资料前往报案。

2013年，中国最新司法《解释》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该司法解释今天起实施。

在网络诽谤案件中，有可能涉及诽谤责任的主要有三方，即网络服务商、公告板服务商及图片及文字的作者。

如果有人在报刊上撰写文章诽谤别人，不仅作者可能被起诉，编辑、报刊出版机构也可能被起诉。由于法律规定不同，在有的国家印刷商也有可能被起诉。如在中国清未的报律就规定，如涉官司，作者和印刷者要共同负责。在网际网络上，网络服务商就像印刷商那样的角色，而公告板服务商就好像编辑和新闻机构。

那么如果有人在网络上撰写文章、散布谣言诽谤他人，网际网络服务商（ISP）是否也须负法律责任呢？一般来说是不用的，这就好像在中国的新闻官司中，印刷单位一般不负责任，因为印刷单位只负责印刷技术工作。

对于网络服务商不负诽谤责任这一点，在有的国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新加坡就有电子交易法。该法令有条文规定，网络服务商无须对第三方在网上所提供的资料负责，因为网络服务商只是提供技术上的服务，让第三方能在网上提供资料。所谓第三方也就是指不在网络服务商控制范围内的人。也就是说，网络服务商无须负诽谤的责任。

所以一般来说网络诽谤的责任承担者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诽谤言论的作者；另一部分是诽谤言论的传播者。编造诽谤言论者，自然会被起诉诽谤，那些只是用手指轻轻一按，通过电子邮件把这些言论转而传递出去的人，也可以被起诉诽谤。

传播者或许会觉得不公平，认为言论又不是他写的，他做的只是将信息传送（forward）出去。但是应该考虑到，当他接获诽谤言论时，可以读过就算了，即读过后就将有关言论删除，但他却选择将之传播出去。每传出去一次，在法律上就等于一次发表或散布（publication），所以应承担法律责任。只要起诉人有办法查出传播者的真实身份，传播者就可能被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在中国，诽谤行为可能构成违反民法，诽谤行为人被追究民事责任；也可能违反刑法，构成犯罪，诽谤行为人要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诽谤行为既可能构成侵权（民事的），也可能构成犯罪（刑事的）。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最高三年有期徒刑；最低管制一个月。

一般来说，中国有关网络诽谤的民事侵权成立，须具备以下个要件：

1、要有损害行为。就是指行为人为通过网络传播了有损特定人名誉的文字、图片或语言。

2、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行为人明知传播内容必然或可能会对他人名誉造成损害却希望和放任结果发生的，为故意。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损害他人的民事权利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结果导致他人的名誉受到损害的，为过失。

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下称《解释》）公布。该司法解释通过厘清信息网络发表言论的法律边界，为惩治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提供明确的法律标尺。该司法解释子2013年9月10日起实施。

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

（二）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三）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此外，一年内多次实施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行为未经处理，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转发次数累计计算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的共同犯罪内容，此外，还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犯罪与其他犯罪的数罪问题及其处罚原则。

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为其提供资金、场所、技术支持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对于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同时又触犯其他罪名的，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不知他人犯罪帮助不违法

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而为他人提供资金、场所、技术支持等帮助，与他人共同完成相关犯罪活动，符合诽谤、寻衅滋事等犯罪构成要件的，应承担相应刑责。需要强调的是，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罚当其罪，防止扩大打击面，本条明确规定，追究提供资金、场所、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必须以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为前提。如果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相关犯罪活动不明知，即使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作用，也不构成犯罪。

一、加强对网民的法治教育，积极引导网民文明上网。

网民有言论的自由，但在行使自已的言论自由权利时，不得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网民在网络上遨游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并要对此承担法律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首例“网络暴力”案的判决，就有很好的法治教育作用。

二、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步伐，使信息的披露与保护在法律的规范下达到平衡。

要防治网络诽谤，应加强法治建设，用法律手段保护网络隐私权不受侵犯。中国现行法律里面有许多与名誉权有关的规定，这些规定散见于前述的法规中。但是就公民隐私权的立法抑或是公民个人信息立法尚是一片空白，特别是在网络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上，中国基本还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而在首例“网络暴力”案就是因为网民对他人如住址、电话、单位等个人信息的传播，致使一些诽谤性的语言攻击能准确地瞄准被传播者。网络侵犯隐私权的情形主要集中在个人信息在收集、处理、传输和利用等环节中。世界上国家或地区已经有超过50个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通过限制公权力的途径来保护个人信息已经是通用做法，这方面中国尚处于落后地步，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会有效遏制网络诽谤行为。

三、建立合理的网络规则，加强行业自律，同时建立完善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

中国互联网协会曾于2002年发布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然而,该公约规定：中国互联网行业从业者接受该公约的自律规则，均可以申请加入本公约；本公约成员单位也可以退出本公约。实际上该协会也就200来个会员单位，为数甚少。2003年，中国互联网新闻信息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等30多家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共同签署了《互联网信息服务自律公约》，承诺自觉接受管理和公众监督，坚决抵制“有害信息”，但参与者只有30来个，这个数量是中国互联网的冰山一角。建议互联网行业采取律师业的做法，从事互联网经营的单位当然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的会员，当然地受《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的约束，这样才有自律力度，同时要建立起违反行业纪律的惩处制度。

网络诽谤时隐时现，只有切实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并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文明上网、健康上网的政策、方针，网络诽谤才可能最终烟消云散，人与网络才能和谐相处，到那时，诽谤不再，自由依旧。

由于法律对于网络诽谤这种新型犯罪的相关规定尚不完善，网络诽谤案件在办理中经常面临“不作为”和“乱作为”指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逮捕嫌疑人、自诉案件却由检察机关公诉等现象更是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

网络诽谤案曾在多个地区发生，但大多以撤诉或办案机关道歉而不了了之。河南青年王帅诽谤案，发帖遭跨省追捕后，公安机关不仅向王帅赔礼道歉，而且追究了办案人员责任。山东青年段磊诽谤案，段磊起初不仅被公安刑拘，而且还遭逮捕审判，后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撤案，公检法主要负责人向段磊家人公开赔礼道歉。

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案最终以“陕西省首例网络诽谤案”之名进行了公开审理，激发了公众更大的疑惑。

从山东“曹县帖案”到河南灵宝“王帅帖案”，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网络发帖诽谤案”到陕西省首例网络诽谤案，网络诽谤案在全国各地一再发生。2008年岁未之际，被称为首例“网络暴力”案件的北京市民王菲诉大旗网和北飞的候鸟网站名誉侵权一案，由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两被告构成侵权，应停止侵权，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在一审判决的同时，朝阳区法院还向工信部发出司法建议书，对本案所暴露的“人肉搜索”等网络诽谤问题的治理提出了建议。这是法院首次以判决的形式对网络诽谤行为进行民事责任制裁。

线下阻碍交通 线上诋毁诽谤

2008年5月16日，汶川大地震刚刚过去4天，正忙于救灾的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接到万邦公司报警电话：“公司周围来了很多来历不明的人，并扬言要炸平万邦。”汉台公安分局迅速出警。据查，两名社会闲散人员以每天50元的价格雇用当地人闹事。发钱的人是西安鑫龙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工。

5月23日，矛盾升级到在网络上发帖攻击。鑫龙公司经理韩兴昌捏造事实，撰写一篇《国殇期间，拷问史上最牛的省人大代表》的文章，安排员工在西安的一家网吧传至互联网。文中虚构“……5月16日在陕西汉中，陕西省人大代表、汉中万邦公司董事长杨海明纠集黑恶势力，将讨要拖欠工程款，急着返乡救灾的施工人员打成重伤……”并将其公司项目负责人李可欣的照片附上，对其面部进行处理冒充四川灾区被打伤的施工人员。同时，该帖还“详细”捏造了所谓的杨海明发家史与没落史。

这之后，韩兴昌又安排员工撰写编辑虚构事实的《汉中投诉无门，奔走西安讨公道，痛斥省人大代表恶行》、《老板，别再闹了，我们穷的连块遮羞布都没有了》的帖子上传至互联网。

据了解，截至2008年6月8日，这些帖子约有3.8万人次浏览，1200篇跟帖，对杨海明及其万邦公司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及经济损失。

网帖惹祸警方立案 专家论证结论相反

2009年5月6日，汉台公安分局以涉嫌诽谤向韩兴昌发出了《取保候审决定书》，决定对韩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并规定韩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韩兴昌立即赶赴北京，他指望向更高一级公、检部门寻求支持。6月30日，汉台警方在北京抓住了韩兴昌被汉台警方从北京带回。7月1日，韩再次被带回汉中，此次被羁押在汉台区看守所。

2009年7月13日，汉台区法院对汉台区检察院诉韩兴昌诽谤一案，进行公开审理。据汉中地方媒体报道，此案被称为陕西省首例“网络诽谤案”，吸引了百余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韩兴昌严重危害抗震救灾期间的社会秩序，严重侵害了被害人的人格权、名誉权，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情节严重，应当以诽谤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庭审理中，被告人韩兴昌在最后陈述时表示自己法制意识淡漠，将一起简单的经济纠纷演化成刑事案件，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当庭悔罪，并数次向被害人道歉。

释疑之一 既在西安发帖 汉中可否管辖

被告人韩兴昌及鑫龙公司的所在地为西安，而受害人万邦公司董事长杨海明住所地在汉中，根据法律规定，汉中市和西安市两地的公安机关均有管辖权。而共同管辖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本案是由杨海明举报并由汉台分局受理侦查的，因此，汉台分局管辖于法有据。

释疑之二 既属自诉案件 检察为何公诉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在中国，大部分诽谤罪都要自诉。中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侮辱罪、诽谤罪一般情况下是自诉案件，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受害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自诉。但该条第二款也规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是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是此类案件自诉和公诉的分水岭。

释疑之三 既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为何只以诽谤罪起诉

本案中，诽谤罪是目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是手段行为造成的后果（附带结果），两罪属于刑法上的“牵连犯”，根据“一行为一罪名”和处理“牵连犯”“择一重处”的原则，不应在类罪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去寻找具体的罪名。“故我们最终按照诽谤罪，且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按公诉案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