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长（1918年9月—2014年4月15日），出生于四川苍溪，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相当于高中文化。1931年至1934年在四川苍溪县中学学习并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

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至1935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政治部宣传员，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干事、省委党校和省委秘书；参加长征；1935年至1936年任武装工作队队长，红军干部大队班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干事；1936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至1938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任党支部书记、党总支部宣传委员、青年委员，教员、研究员。

1938年至1941年在西安参加秘密情报领导工作并兼任党支部书记，曾打入胡宗南部队从事地下活动。

1941年返回延安；1941年至1949年，任延安枣园情报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延安中央情报部秘书、科长，第一室副主任、主任，在中央前委负责敌区情报工作和机要工作（1947年以后）；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后，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在中共中央前委主管敌区情报工作和联络工作。

1949年至1955年任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一局局长，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一局局长、部长助理、副部长，1954年10月起兼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

1955年7月起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秘书长，1957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1965年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1966年至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0年至197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1973年至1983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负责人、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1月起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同年5月起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81年8月起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

2004年9月离休。

罗青长是中共八大至十四大代表，十五大至十八大列席代表，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副秘书长。

2014年4月15日，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党委书记、部长罗青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罗青长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妻子：杜希健

罗青长的长子罗抗，次子罗挺，老三罗援，老四罗振，老五罗挥，老六罗扬。

“红小鬼”三过雪山草地

罗青长1918年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1931年至1934年在家乡苍溪县中学学习时，便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

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八十九师来到四川苍溪，16岁的罗青长等23名小伙伴一起加入红军的行列。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苍溪打响了强渡嘉陵江作战的第一枪，罗青长告别故里，跟随队伍开始长征。

60年后，在1996年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78岁高龄的罗青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回忆当年长征的经历。

长途跋涉使年轻的罗青长疲惫不堪，有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次在草地暂时休息后，他迷迷糊糊地跟着部队出发了，走到半路才发觉枪丢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正要回身去找，忽然看见干部大队指导员傅崇碧帮他扛着枪，他严肃而又和蔼地对罗青长说：“你这个当兵的，怎么敢把家伙丢了？ ”

“当时，我又羞愧又感激，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罗青长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三次过雪山草地，每一次都有一些红军战士长眠在那里。有一个小战士，生性活泼，平时总爱张着嘴乐，大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叉口”。过草地时，由于饥寒交迫，他倒下了。临牺牲前，他拉着罗青长的手说：“罗青长，我不行了，你们去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吧！”

隐蔽战线上的元老级人物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罗青长就是隐蔽战线上的元老级人物。

罗青长的“地下”工作始于西安。1938年底，罗青长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次年，罗青长打入胡宗南部，在被国民党称为“大特务头子”的吴德峰领导下，从事西安地下情报系统的情报搜集、整理和传递，为关键时刻我党掌握胡宗南部队动向，保卫党中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罗青长在“随时都要经受生死考验”的“地下”潜伏了3年。罗青长曾对儿子罗援提到，有次由于形势所迫，罗青长需将一个装有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绝密文件的保险箱送到城内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风云骤变，西安“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盘查甚严”。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决定冒死闯关，带着保险箱乘坐黄包车最终安全抵达。胡宗南部中尉军官这套军装则成了他的“护身符”，沿途的哨卡并没有过多地阻拦和盘查，他一步步接近了目的地。在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时候，罗青长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保密箱就跑了进去，终于化险为夷。后来，这个保密箱作为历史见证，由罗青长捐赠给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展览馆。

在出生入死中收获爱情

1940年，在西安胡宗南部队潜伏期间，罗青长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杜希健。当时，杜希健经延安社会部的报务大队培训，被派往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工作。

“当时，我们党派了很多优秀女青年到敌后工作，这和《潜伏》那个电视剧有些不同，那些女青年和那个翠萍是完全两样的。”罗援说，“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这些女青年都是非常优秀的，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

杜希健搭乘周恩来的卡车来到西安，然后被分到了西安吴德峰情报系统做报务员，正好由罗青长领导。在白色恐怖非常恶劣的环境里，他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后来，经过党组织的批准，他们在敌后结成了革命伴侣。在他们举行结婚典礼时，没有鲜花，没有美酒，只有北风的呼啸声，还有刺耳的警笛声。

参与侦破多起著名案件

1941年，罗青长回到延安进入社会部的核心部门。他先是担任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的秘书，随后进入了社会部一室工作。1946年，国共内战硝烟再起，情报工作成为重中之重。

罗青长博闻强记，是有名的活档案，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的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罗青长随行，负责情报保障，毛泽东说，“我们每天都有得用的情报”，“以后要发勋章首先应该发给这些无名英雄”。

1947年3月18日晚上，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辨，直到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率领的中央纵队才从容告别延安。

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有20万人，而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纵队只有800人，面临着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堵和追击，最终化险为夷，其中情报部门的贡献功不可没。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说过，“我们在陕北，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罗青长参与了侦破蒋帮特务阴谋刺杀刘少奇主席的“湘江案”、参加破获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罗青长见证了隐蔽战线的辉煌与成就，也亲历了情报部门的发展壮大。

四处奔走终为潘汉年平反

20世纪90年代，罗青长开始梳理自己的革命经历。他在回忆时会经常提起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情报“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情报“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以及谢士炎等“北平五烈士”。

抗战时期，潘汉年一直在华东做情报工作，成绩卓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迫不得已与南京伪政府的头面人物汪精卫有过一次会面。然而也就是这一发生在抗战之中的偶然事件，却让潘汉年在1955年陷入了一场冤假错案之中。

按照周总理要求，由李克农牵头，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担任组长，与其他两名同志组成三人调查小组。他们花了3个月时间，认真调查了潘汉年当时与中央的有关文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审查材料，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核实，并提出有力的五大反证。然而，在当时“左”风越来越盛的历史条件下，这份报告没有得到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很多人提出潘汉年的问题应该重新审查，罗青长也到处奔走，为潘汉年的平反进行呼吁。这时，陈云同志登高一呼，“潘汉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罗青长的工作因此更加得力，所以经过方方面面的工作，潘汉年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总理病重嘱咐“托托托托”

1975年9月4日，病痛中的周恩来看到《参考消息》转载的一篇《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的文章，当即批示：“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托。”

1975年12月20日早晨，病危中的周恩来提出要见罗青长。罗青长赶到医院看到总理憔悴的病容，难过地落下了眼泪。总理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顽强地支撑着，说：“青长同志，我的时间不多，咱们抓紧时间谈工作吧。”当他听完台湾问题的工作汇报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那些为人民做出过有益事情的老朋友……”随后，总理陷入昏迷。罗青长也成了总理弥留之际最后召见的人。

总理逝世后，罗青长担任了周恩来治丧办公室副主任，他强忍着悲伤，送总理走完最后一程，按照总理的遗愿，他和总理的两位卫士将总理的骨灰撒进江河湖海。

2008年罗青长诞辰90周年之际，罗援特地为父亲写了一首祝贺生日的诗——巴山蜀水育英雄，虎穴龙潭见忠诚。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喜迎华夏飞腾日，更待宝岛入怀中。堂堂正正九十载，郁郁葱葱不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