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美琦女士（1929-2012.3.26），江西南昌人。钱穆先生的第三任妻子，比钱穆小34岁。胡美琦女士积极推动两岸四地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其著作甚丰。

胡美琦（1929-2012），出生于江西南昌，其父胡家凤曾在民国时期曾担任过江西省主席，是著名国学大师、历史学家钱穆的第三任妻子。著有《中国教育史》。胡美琦女士于2012年3月26日在台北去世，享年83岁。

第三位妻子

钱穆一生共有三位妻子。第一位夫人无锡邹氏因为难产1928年便早逝了，第二任夫人名叫张一贯，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他跟随钱穆告别了江南古城北上燕京，在北平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了好几年，等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钱穆独自一人南下跟随西南联大流落到了大后方，而张一贯则拖儿带女回到了苏州生活。1949年，钱穆应王淑陶的邀请南下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后因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钱穆再也未能回到大陆与妻子团聚，而是流落到了香港，与唐君毅等共同创建了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1951年冬，钱穆应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学院新建的礼堂开展演讲，在演讲的过程中礼堂顶的水泥塌落，砸中钱穆头部，导致钱穆受伤昏迷。在养病期间，钱穆先住在友人徐复观的家中，后来搬往台中，在那时他认识了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并得到了她的悉心照顾。在养病的这段过程中，年轻的胡美琦为钱穆的博学所倾倒，心中由崇拜转向爱慕，不禁燃起了爱的火花。而钱穆的妻儿都留在大陆，一人独居孤苦。最终两人突破了世俗的偏见走到了一起，时年胡美琦27岁，钱穆已然61岁。对此钱穆曾作对联一幅：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以表达新婚以来妻子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

为夫执笔

晚年的钱穆一直在素书楼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的弟子们上课。但是由于年迈岁高，晚年的钱穆常常是写完一篇得意的文章便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劝胡美琦限制钱穆的用功时间。胡美琦虽然心中很感激朋友们对自己丈夫的爱护，但从来没有限制过钱穆的读书写作。

钱穆夫妇三十多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携手致力于教育，静心专注于学术研究。钱穆的应酬外交跟文稿征订都依赖夫人胡美琦，尤其钱穆晚上虽然目盲力衰仍能佳作不断，这主要得益于胡美琦的功劳。这可以从钱穆给幼女钱辉（钱穆跟张一贯的小女儿）的家书当中看出来。原文写道：你们继母姓胡名美琦，52岁，我们结婚已经25岁了，但未育有子女，她亦以教读为生，和我在同一大学任教，亦有几本书出版，最具学术性的是《中国教育史》。……我此数年，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前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写此许多稿。“并嘱咐爱女，”黄棣出瓜子，勿忘带一小包给你后母一尝。“

整理钱穆最后一篇文章

钱穆最后一篇文章是1990年他临终前的三个月由自己口授，胡美琦整理出来的。表达了钱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对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理论”大彻大悟“的一种快慰。

原文如下：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顿，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今逢中华书局建立八十周年庆，索稿于余，姑将此感写出，以为祝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当代，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界界其它人类所少有。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说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它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以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意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