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苏（1915－－1986），男，原名谢相箴，浙江镇海（今宁波）人，中国电影剧作家。作品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善于运用曲折的情节编织故事，长于人物性格刻画，注重通过人物命运揭示作品主题。 胡苏现在担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编剧，满腔热忱地从事电影创作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且搜集创作素材，积极从事新的创作。此外，胡苏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担任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及中国戏剧家协会吉林省分会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省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务。

1915年出生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家里穷得经常缴不起学费，但他学习很用功，广泛阅读书籍。14岁时缀学，到上海当学徒。1934年，他与友人组织了宁波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并组织了时代剧社，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1937年，他来到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延安鲁艺戏剧系。曾任延安鲁艺、华北联合大学教员，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副社长，冀中文协主任。毕业后，创作了《好日子》等独幕剧。1939年，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戏剧系教员，后在冀中火线剧社任副社长，这期间，他创作了“自己的书”、“母亲”等颇有影响力的多幕和独幕剧三十多个。1949年后任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等职，长期的农村生活，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1951年，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开始系统地学习、探索电影剧本创作艺术的理论与技巧。1956年,调至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年，与方荧合作创作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女社长》 。并将梁斌同名长篇小说《红旗谱》改编成电影剧本。1959年，与吴天、王滨合作将话剧《双婚记》改编成电影《换了人间》 。这期间，还创作了独幕话剧《闺女的心》(1953年)、四幕话剧《敲钟的人》 (1964年)等。八十年代，还写了剧本《海风寄语》 、 《父女情》 。建国后，历任河北省文联主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副厂长，中国影协第四届理事，中国剧协第二届理事、吉林分会主席。

1915年农历十月初三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的一个城市贫民家中。他的父亲经常失业，为糊口四处奔波，家中生活常常陷于困境，当他上小学时，每学期学校催缴学费的布告上，总是有他的名字。目不识丁的母亲，常常拿出当票让他辨认，唯恐过期。加上同学的羞辱，使他过早地体味了人生的艰辛。但是，在他少年的心灵中也曾燃起欢乐的火焰。他从父亲旧箱子里翻出的《水浒传》、《石头记》等书籍，就象磁石般地吸引着他，使他忘却一切苦难。念高小时，校长很喜欢这个聪明好学而又穷得缴不出学费的孩子，让他免费上了暑期补习班，学习古代诗歌、散文，使他在激情横溢的古代诗词和散文的熏陶中成长。同时，他还经常随同酷爱戏剧的表哥去看“文明戏”。1925年大革命风起云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戏台上演出的爱国戏剧中，那些“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吾辈肝脑涂地之日”的慷慨陈词，不仅启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也使他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十四岁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中途辍学，到上海一家呢绒号当学徒。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高涨的爱国热情，点燃了他胸中爱国主义的火焰。当 1934年他到宁波一家钱庄当小店员时，与友人自发地组织了宁波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由胡苏任理事，并组织了业余的时代剧社，由他任社长。时代剧社先后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回声》等抗日话剧，活跃在宁波抗日宣传舞台上。1937年“七·七”芦沟桥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国热潮更为高涨。胡苏等人读到了上海出版的《光明》月刊上一篇《丁玲在肤施》（“肤施”即延安）的文章。这篇文章深深地打动了追求真理，渴望抗日的青年，他们向往抗日、民主、自由的革命圣地——延安。1937年9月4日，胡苏等十几个青年组织了宁波战时流动宣传队北上奔赴延安。1937 年 10 月，这些来自遥远南方的青年们，踏入了梦寐以求的新天地。胡苏入延安抗大学习。在那里，他懂得了更多革命道理，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38年3月5日，胡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他转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嗣后，曾任“鲁艺”教育科长、普通部助教等职，从此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的习作是独幕剧《好日子》、《买卖》、《冷淡酒》，曾在延安演出。1939年6月，他被调到华北联合大学，随校长途行军到晋察冀边区，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戏剧系教员，编讲《剧作法》等课。

1942年冬，调任冀中火线剧社担任副社长，曾深入生活，任定南县区民政助理员。在这里，他有了更多地接触群众的机会，结识了农村干部，学习了北方农村语言，在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中受到了锻炼。这时期，他先后创作了多幕和独幕剧三十多个，其中以描写抗日战争中儿童反对奴化教育的独幕剧《自己的书》（1939年）、表现童养媳命运，争取妇女解放的两幕话剧《三丫头》（又名《妇女进行曲》1940年），三幕话剧《堤》（1941年），《我们的母亲》（1942年，后改名《母亲》），演出场次最多，影响较大。独幕剧《自己的书》还被选入边区政府小学课本中。这时，他成了晋察冀边区一名有影响的剧作家了。

1945年冬，他担任了冀中容城县委宣传部长，忙于支援前线的宣传、组织工作，并参加了收复容城县的战斗。1947年他在饶阳县担任土改工作组组长、区委委员。较长期的冀中农村生活，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生活基础。从 1949年春起，他先后任冀中文协主任、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等职，并从事小说创作，写出了短篇小说《秧歌》（1948年）、中篇小说《周春贵南下》（1949年）。1948年5月，胡苏率冀中京剧团到冀西平山县西柏坡村，给党中央演出时，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并亲自聆听了周恩来同志关于戏曲改革和如何正确对待与评价历史人物问题的谈话。1949年7月，北京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胡苏是河北省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召集的各省市代表团团长座谈会。周恩来同志听他汇报后，对河北省提出的口号作了修改，改为“积极发展新文艺，大力改革旧文艺”。在两次接见中，使他深刻领会到如何正确对待戏曲改革，并应以极大的勇气和精力去改革旧文艺的问题。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胡苏在河北省文代会上，当选为河北省第一任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任，从事全省文艺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发表了《河北人民的新文艺》的论文，总结了抗日战争以来河北省的文艺运动和创作活动的成就。1950年4月，又发表了《积极发展新文艺与大力改革旧文艺应密切结合起来》 的文章 （ 《人民日报》 转载此文），文章中认真贯彻了周恩来同志两次谈话的指示精神，对推动全省文艺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和艺术创作活动，为他进入影坛，从事电影编剧工作，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早在胡苏的青少年时代，当他观看了《渔光曲》、《大路》等优秀影片后，对电影就着了迷。在延安“鲁艺”学习时，他第一次读到电影文学剧本《列宁在1918》更是爱不释手，盼望在全国解放后，能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1951年，他的夙愿实现了：被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开始系统地学习、探索电影剧本创作艺术的理论与技巧。1956 年调至长春电影制片厂。他创作、改编并已拍成影片的电影文学剧本有：反映农村生活的《女社长》（1958年与方荧合作）、据梁斌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红旗谱》（1958年）、据柯夫话剧《双婚记》改编的《换了人间》（1959年与吴天、王滨合作）、塑造林业战线一个为祖国森林持续更新而斗争的创业者的《万木春》（1959年与潘青合作）。这些剧作不同程度地受到观众的好评。胡苏为发展我国电影事业做出了可喜的贡献，从而成为著名的电影剧作家。这期间，他还创作了独幕话剧《闺女的心》（1953年）、四幕话剧《敲钟的人》（1964年）。他在电影文学剧本创作上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善于运用曲折的情节编织故事，力求剧本结构完整、层次清晰、情节跌宕，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抒情色彩，长于人物性格刻画，注重通过人物命运去形象地揭示作品的主题。这同他生活基础扎实，广泛阅读古今中外名著有着重要关系。胡苏创作的电影剧本中，有几个是由其它文学作品改编的。他认为电影剧作的改编应遵循的创作原则是“取精用宏”。这就是撷取原著中之精华部分，用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去丰富原作，舒展发挥，精心构思，深化主题；对长篇名著，因其精华纷陈，改编时如过分压缩，势必将舍弃原著中不少精粹，甚或有损原著，于是宁可改编成二集或三集，使之仍能择其精华而加以充分舒展。电影剧本《换了人间》，通过描写魏秀兰一生的遭遇，深刻反映了我国煤矿工人新旧社会里的不同命运，热情讴歌了新社会，歌颂了解放后党领导工人阶级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样一个重要主题。改编过程中，胡苏取原剧里母亲因自己在旧社会在婚姻上的惨痛遭遇而反对女儿嫁给矿工，但她自己心中却还在爱着一位老矿工，解放后，瓦斯问题解决了，在同一天母女双双结婚的这个精彩部分，增加了魏秀兰流亡、出关、初婚、再婚、瓦斯爆炸等情节。为表现三代矿工的命运，增加了魏大爷这一老矿工的形象。突出了解放后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真正成了国家主人这样一个更深刻的主题。剧本对电影民族化也进行了可喜的艺术探索：为了适应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对原剧中时间跨度二十余年的故事情节，以正叙手法有头有尾的结构故事；采用我国民间艺术中的说唱形式做影片伴唱来烘托剧情；充分利用了我国文学艺术中常用的对比手法：如魏秀兰解放前婚姻上的悲惨遭遇与解放后和鲁万春的美满结合、解放前后工人生产和生活上的显著变化等，都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注重运用我国文学艺术中以情感人的手法：如魏秀兰倚门望夫、荒冢埋骨、和鲁万春桥头话别、久别重逢等情节，都令人荡气回肠，不觉泪下。影片上映后，全国观众反应强烈、受到广泛好评。胡苏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红旗谱》，按自己的“取精用宏”的原则，计划把原著中的农村斗争部分改编为两集。因此，在他发表于1958年《电影创作》创刊号的稿本是他原拟的第一集，取原书中朱老巩在千里堤上大闹柳树林开始写到老忠仗义为严志和去济南探监、乡亲们在千里堤上送别为止，即以“千里堤”为始终，不仅在全剧结构上自成起讫，而且对原著中的精华不致有所割爱。例如，剧本中围绕着富有地方特色的关于“红靛颏鸟”所展开铺陈的故事情节，给人留下了生动深刻的印象。从孩子们捕鸟所展现的一幅冀中乡土风俗画，到卖鸟中别开生面地反映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压迫和反抗；从春兰绣鸟笼罩到放鸟，以鸟笼罩做戏中贯穿道具，生动地写出了春兰和运涛的爱情，让人窥见了春兰对爱情的喜悦及她听到运涛被捕后痛不欲生的复杂的内心波澜；从鸟又自然地引出冯老兰为未能夺得鸟而抓大贵去当军阀的兵，达到双方矛盾的激化。正是充分利用“红靛颏鸟”的舒展发挥使剧情徐疾相间、疏密有致，推动了情节发展，刻画了人物性格，起到了“一石数鸟”的艺术效果。又如，在千里堤送别这场戏中，也是在原著基础上，浓墨重笔，写得酣畅淋漓。朱老忠告别乡亲时，他对严志和、运涛娘、春兰等人叮咛嘱咐，从他那披肝沥胆、义重情切、掷地作金石声的铿锵言语里，一个义垂千秋，有着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人物朱老忠，在读者面前栩栩如生。剧本改编成功，也是和胡苏曾长期生活、战斗在冀中，对冀中人民生活熟悉，对革命斗争有着深切的感受分不开的。按胡苏原来打算，尚准备以朱老忠济南探监开始写到反割头税运动胜利为止，作为第二集。但当时他正忙于《万木春》剧本创作，无法分身。经影片导演凌子风等人在胡苏剧本基础上，把他的原意一、二集合为一集，拍摄成影片。凌子风出色的导演艺术处理和崔嵬等炉火纯青的演技，使影片获得成功，上映后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胡苏主张电影文学创作，首先应重视电影是视觉形象这一艺术特征，但也要重视其文学性。因此，他的电影文学剧本都有着强烈的文学色彩。“外面正下着雪。镜头从窗上的红喜字拉出。十八岁的魏秀兰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双乌黑的眼睛充满青春活力；紧闭的嘴唇表现出童稚和娇嫩，她额前留着刘海，后面有条长辫……她正羞羞答答地端坐在炕沿上，一身新媳妇的打扮，大红花袄、淡青长裤、绣花鞋……”（《换了人间》）这生动地描写，使剧中人物呼之欲出，为拍摄者提供了感情、形象的依据，也使读者得到了文学欣赏的美感。善于抒情、功于写景、巧妙结构布局在胡苏的散文中也很突出。他发表的十余篇散文中，《新媳妇》（1953年）曾两次被选入《中国散文特写选》，并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在这篇散文中，他以凝炼、优美、抒情的笔触，通过“我”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探亲见闻，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合作化运动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人们新的精神面貌。他的另一篇散文《第二个浪头》发表后，又曾集印于《经济建设通讯报告文选》中，并被作为大学文科教材选入《新闻文选》，可见其散文受到重视之一斑。胡苏曾长期担任电影创作的组织领导工作，是位创作的组织者，领导者。

做为一个剧作家，他熟知电影艺术创作规律和创作者的甘苦。在领导剧本讨论时，他总是细心听取别人意见，善于发现剧本长处，坦率地指出剧本症结所在，大至主题、情节、人物，小至一句台词都谈得详详细细，他的见解和建设性的意见，常常使作者受到很大启发。多年来，他一贯主张，对待有一定基础的来稿，不应只是指出其不足之处，而应积极地帮助使其更臻于完善和完美。在一篇文章中，他形象地把作品比作“产儿”，指出有关领导要有当好“助产士”的精神，“使胎儿顺利生下来”。他还主张，领导者个人的艺术好恶，不应在指导创作中强加给作者。为了指导创作，他撰写了许多电影剧作理论、影评、书评等。他的关于电影剧作长篇论文《断续篇》，从创作方法、如何对待生活以及表现方法等方面的探索，立论生动，深受青年电影剧作者欢迎，被收入《电影剧作探索》一书中。正当胡苏在创作上的黄金时节，却遭到一场十年浩劫。他被扣上“走资派”和厂“反动学术权威”的双重帽子，受到残酷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又焕发了革命青春，满怀激情地迅速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北斗》的创作。

《北斗》简介

电影文学剧本《北斗》，通过描写解放前陕北一对贫农歌手申长源和谢桂兰悲欢离合的故事，形象地揭示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求解放的指路人这一重大主题。剧本以广阔地展现陕北高原的风貌，塞外农村穷困生活和具有浓郁色彩的陕北民歌而独具特点，是一个富有民族色彩的抒情音乐故事片剧本。它通过主人公家破人亡和寻找生活之路的幻想的破灭以及走向革命、遭受挫折等情节来展示人物命运，故事层次明晰，情节跌宕有致，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农民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求解放才有真正的出路；通过描写刘志丹等人无辜被捕和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来才使刘志丹等人获释的情节，进一步揭示了正确的革命路线是何等重要。剧本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其另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如通过申多余问天这一情节，透过他被逼得喜怒无常，吹唢呐、打老婆的变态心理，直至满腔仇怨大叫问苍天，不但把申多余的独特性格描绘得栩栩如生，而且在他身上让人们看到了在旧社会的苦难深渊中绝望挣扎的农民典型形象。他的问天，集中凝聚了在中国穷苦农民心头多年的疑问。剧本贯穿着富有浓厚色彩的陕北民歌和演唱，歌词朴实生动，如安兆祥手拨三弦，脚打板唱的：“穷的越穷皮包骨，富的越富粮成山，世道不公恨难消，咱受苦人为甚不造它的反！”对表现典型环境，烘托人物性格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北斗》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胡苏孜孜不倦地进行新的艺术探索的可贵精神。最近他又完成了描写为端正党风，勇于同不正之风作不屈不挠斗争故事的电影文学剧本《海风寄语》的创作。

《北斗》 下集 (1980) ……编剧

《北斗》 上集 (1979) ……编剧

《万木春》 (1961) ……编剧

《红旗谱》 (1960) ……编剧

《换了人间》 (1959) ……编剧

《女社长》 (1958) ……编剧

《闺女的心》(1953年)……编剧

《敲钟的人》(1964年)……编剧

《海风寄语》 ……编剧

《父女情》……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