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1936年4月14日），男，汉族，原名刘景桂，字子丹，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1903年10月4日，刘志丹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1922年，考入榆林中学，在魏野畴、李子洲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开始学习马列思想，积极组织学生运动。1923年，刘志丹在《榆中旬刊》上发表的《万恶的狂风》。1924年，陕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刘志丹成为榆林中学第一批团员。1925年，榆林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刘志丹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组织指派进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秋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夏，国民党反共“清党”，刘志丹转入地下活动。1928年5月，在渭华发动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刘志丹担任起义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刘志丹于1929年春返回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奉命打入陕北、陕甘边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开展兵运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

1931年10月，刘志丹与谢子长等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9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后，历任红26军42师参谋长、师长，率部北上庆阳、合水，与地方武装相互配合，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2月至4月，刘志丹指挥部队九战九捷，以劣势兵力取得了西华池等战斗的胜利，挫败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建立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

1935年2月，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红26军、红27军会合后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率红26军、红27军主力，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的战法，经两个多月的机动作战，攻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歼灭大量敌军，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8月，在陕北、陕甘边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歼灭国民党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主力撤回黄河东岸。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

1935年9月，刘志丹任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肃反”中被逮捕，备受折磨，但刘志丹始终坚持原则。不久，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毛泽东、周恩来等迅速纠正陕甘苏区党内“肃反”的错误，刘志丹从而获释。此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其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在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3岁。1941年3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决定，在志丹县城北建立刘志丹陵。1943年4月，刘志丹陵落成；4月1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派遣马豫章为移灵专员，前往子长县；4月18日，起灵易榇；4月19日，子长县党政军民各界举行隆重公祭；4月20日，刘志丹灵榇由子长起程，于22日下午抵达延安城东十里铺，在移灵过程中，沿途群众纷纷举行路祭；4月23日，延安各界1.5万余人在南门外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中共中央书记处敬送挽词：“志丹同志一生，对党抱无限忠诚，对敌人斗争，沉着勇敢坚定，对中华民族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有高度信心。志丹同志，是西北人民大众革命的旗帜，行动的指南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荣。全体党员，应该向志丹同志学习，争取革命最后胜利，以慰英灵。”朱德在公祭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4月24日，刘志丹烈士灵榇由护灵专员曹力如等护送，从延安起程，前往志丹县；5月2日，志丹县党政军民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林伯渠等亲自执绋下葬。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一生的夙愿。从青少年起，就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刘志丹1903年出生在陕西保安县，一个秀才之家，虽家境殷实，但黄土高原上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立志救国救民，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加入共产党组织，搞学潮，积极从事革命活动。黄埔军校的熏陶，让刘志丹更加坚定了革命信仰。1928年5月，刘志丹等人发动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震撼西北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渭华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和领导人物，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并将革命的火种引向陕北。

刘志丹看到民贫地瘠、灾荒不断西北大地，红色根据地长期处在包围和分割中。深知为人民打天下不是少数人能完成的事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朋友越多越好。刘志丹提出了著名的“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形式，在创建红军和根据地时，团结了不少国民党的中下级军官，县、乡官员，老秀才，民团头目和绿林好汉，影响和带动了很多仁人志士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陕北这块粗犷，豪放的土地上，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一起，接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者，天南海北的红军攥成一个铁拳，共擎起全民抗战的大旗。

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刘志丹认为，人民军队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必须走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才能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有光明的发展前途。刘志丹把分散的、弱小的群众武装逐步集中起来，先建立游击队，后上升为正规红军。这种办法与毛泽东建军路线是一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刘志丹根据全国抗日救亡的新形势，率部同吴岱峰阎红彦等部会师，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大胆尝试。红石峡会议后，刘志丹返回家乡保安，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把该县民团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随后，刘志丹多次打入国民党军，以合法身份发展革命武装，多次被捕和关押。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著名人士的营救而获释。刘志丹为了创建革命武装，以非凡胆略，一次次打入军阀部队，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

所谓“灰色”，就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一项成功实践。刘志丹认为，陕甘地区有许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同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5年1月，刘志丹赴赤源县水晶沟看望养伤的谢子长，促成统一领导陕北、陕甘革命武装的共识，使中国工农红军第26、27军成为统一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的武装基础，发展了“狡兔三窟”根据地创建论。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中共西北军委成立，刘志丹任中共西北军委主席，统一指挥中共西北武装；8月，在刘志丹指挥下，中共西北红军成功粉碎国民党围剿，在解放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县后，将陕北、陕甘根据地合二为一，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狡兔三窟”根据地创建论取得巨大成功，为承接中共战略转移和革命再出发提供了坚强后盾。

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刘志丹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领导这样的战争，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上，引导与动员参加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为此，刘志丹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成为红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与此同时，刘志丹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刘志丹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伸冤除害，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刘”，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周恩来称赞刘志丹：“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刘志丹常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刘志丹坚决主张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在生活上要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使地主、富农也有安身立命之本。同时，刘志丹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也采取区别对待政策，打击反动的，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实践证明，刘志丹实行的这些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刘志丹认为，在战争年代如果不重视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没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因此，刘志丹同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决定成立银行，发行布币，开办牧场和实行集市贸易，吸引外来商人经营，使根据地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民生活有了改善。刘志丹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还创办了列宁小学等，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

刘志丹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取得辉煌的战绩。

在战略指导上，注重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正确决策。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刘志丹立足战略全局，缜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刚刚入陕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刘志丹认为：高部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但其人地生疏，没有同西北军作战的经验，更不善于山地作战，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乘胜打通与陕甘边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桂滋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矛盾很深，难以协同作战，便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在战役战斗指挥上，刘志丹灵活机动，战法独特。刘志丹认为，处于防御地位的弱小红军，要打破强大之敌的“围剿”，必须抓住关节点，不能蛮干浪打；必须周密部署，有取胜的把握。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初，刘志丹周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打击西渡黄河不久、态势孤立、立足未稳的阎锡山晋绥军。刘志丹认为，打退晋绥军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具有关键意义。1935年8月20日，刘志丹率部在绥德、吴堡地区向敌军发起突然进攻，在定仙墕（今定仙焉镇）一仗就歼敌一个团，迫使入陕之敌退回山西。

避强击弱，是刘志丹灵活用兵的重要指导思想。刘志丹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刘志丹善于捕捉战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劣胜优，敢于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发动进攻，打破敌军的“围剿”。西北红军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仗越打越精明，战绩越来越辉煌，特别是西华池一仗，歼敌一个团部及两个整营，创造了步骑协同作战的范例。

刘志丹在指挥作战中，还十分重视培养部队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明的纪律。刘志丹治军严格，赏罚严明。对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指战员，及时给予表彰；对于违反纪律的，不论哪一级干部，都坚决处罚。由于西北红军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在西北红军建设中，刘志丹高度重视对党的干部的培养训练。刘志丹认为，加强干部培养，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在战争实践中摔打、训练干部以外，刘志丹坚持开办红军随营学校、军政干部学校，亲自兼任校长，亲手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经常给学员讲课。在刘志丹的正确领导和培养教育下，陕甘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军政骨干，后来许多人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才。

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中，刘志丹总是率先垂范，以大局为重，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坎坷，几多磨难，多次遭受“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特别是在错误的肃反中，刘志丹和一批干部被关押。但刘志丹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忠贞不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解救了刘志丹。刘志丹获释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刘志丹，并深情地对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十分感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刘志丹还多次告诫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红军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在刘志丹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刘志丹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这是对刘志丹的高度评价。

刘志丹之父刘培基（1878年—1954年），清朝秀才。20世纪初，刘培基携妻子刘王氏在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学堂教书。1942年，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1950年，当选为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刘景范（1910—1990），陕西保安（今志丹）人，刘志丹胞弟，原名刘荡平。1928年7月参加革命活动，在家乡为刘志丹、谢子长等担任秘密通信联络工作。193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刘志丹从事兵运活动。1949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参加了西北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党组书记，国务院监察部副部长，地质部副部长，民政部副部长等职。是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八大代表。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0年8月9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刘志丹妻子同桂荣，生于清末民初的陕北吴起镇，因其祖父同锡瑞和刘志丹的祖父刘士杰是金兰之交，为两人定下婚约。同桂荣本没有大名，家里人都喊同桂荣“三秀子”，与刘志丹成婚之后，刘志丹对同桂荣说：“你姓同，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桂，结合在一起，后边再加一个荣字，就叫同桂荣吧，寓意同生活、同奋斗、同光荣！”

刘志丹牺牲后，留下的唯一骨肉是年仅6岁的女儿刘力贞。刘力贞一生致力于救死扶伤的医疗事业，2014年11月去世。刘志丹的女婿叫张光。

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出征前，刘志丹对妻子同桂荣说：“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献出我的一切。这一去可能时间很长，我对你和孩子关心不够，你要谅解”。

1936年6月，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刘志丹烈士陵园位于延安市志丹县红都街162号，陵园始建于1943年，占地面积14667平方米，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展陈面积1800平方米，展线长2100米。

刘志丹烈士陵园是由纪念堂、原碑陈列馆、刘志丹革命事迹陈列馆三部分组成。刘志丹革命事迹陈列馆展出内容分为：在时代的激流中成长、渭华起义与兵运活动、创建红军开展游击战，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一西北革命根据地、坦荡无私的宽大胸怀、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等七个单元，共展出照片170多幅，实物100多件，文字牌40余块，电动图两幅，人物场景2处，内容丰富多彩，详细介绍了刘志丹将军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充分展示了刘志丹的丰功伟绩和精神风貌，是人们学习刘志丹精神的最好课堂。纪念堂由3孔坐北朝南石砌窑洞、5间厦檐组成，堂内中央安放刘志丹灵柩和将军铜像一尊，堂内两侧墙壁上镶嵌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彭德怀等手书题词石刻20方，还矗立着“刘志丹将军之墓”的墓碑。原碑陈列馆始建于2003年，馆里陈列着1943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碑共26通，供游人观赏学习。

1986年10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刘志丹烈士陵园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2004年10月，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刘志丹烈士陵园为“陕西省国防教育基地”；2017年3月29日刘志丹烈士陵园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7年4月5日刘志丹烈士陵园被确定为“国家级3A景区”。

《刘志丹》作为一首陕北革命民歌，歌颂和悼念了1936年东征中不幸牺牲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同时也成为1936年春，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东征的见证。

芦子沟刘志丹故居位于志丹县金鼎镇芦子沟村，为一排坐北向南的五孔石头砌筑的窑洞。故居分上下两院，里面有马棚、石磨、石缸等设施和用具。1990年12月25日，志丹县人民政府将刘志丹故居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由窑洞外墙基分别向外延伸10米。1999年，县文化局对刘志丹故居进行了维修，并聘请了一名文保员对故居进行管理和保护。2004年3月，县文体局向延安市文物局申报芦子沟刘志丹故居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汤刘志丹旧居位于志丹县金丁镇金汤村，为一排坐北面南的三孔石窑洞，是刘志丹出生居所。1986年12月20日，该旧居由志丹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习仲勋多次撰写回忆文章，纪念刘志丹，追忆他们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曾回忆道：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到过刘志丹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刘志丹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刘志丹“老刘”。1998年，刘志丹诞辰95周年，习仲勋在纪念文章中称赞刘志丹是一位“随和的好导师、好领导，也是好朋友、好兄长，刘志丹的确是一位光辉四射的革命家。”

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战役展区里，有一支精致玲珑的手枪。这是一支比利时FN公司制造的M1900式7.65毫米勃朗宁手枪，在中国有“枪牌撸子”的绰号。此枪的特殊之处是枪的握柄两侧有刘志丹亲手刻下的“抗日救国”4个字。1936年，在晋西中阳县三角镇与敌军作战时，刘志丹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左胸，壮烈牺牲，时年仅34岁。此后，刘志丹使用过的这支勃朗宁手枪几经周折，于1959年由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为国家一级文物。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毛泽东 评）

好导师、好领导，好朋友、好兄长。（习仲勋 评）

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周恩来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