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亚入欧，是日本近代化以来，明治维新开始后产生的社会文化符号，即倡导“全面西化”。公元7-8世纪，日本模仿中国唐朝都城长安建造起奈良，全国掀起了自上而下全面学习当时世界强国中国的风潮。19世纪中叶，随着日本封闭的国门被美国人用炮舰打开，日本人首次接触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从此，日本走上了全盘西化，学习欧美先进制度的“脱亚入欧”之路。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日本近代文明的缔造者之一。他一方面介绍先进国家情形，以促进“文明开化”；另一方面又鼓励日本人发扬独立精神，以保持在列强环伺下的日本民族的独立。著名的口号“脱亚入欧”，即是福泽谕吉首先呼喊出 。福泽谕吉生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汉学家。受父亲影响，福泽谕吉熟知孔孟等儒家名著和中国历史，青年时代在长崎学习荷兰文。曾在大阪师从著名兰学家绪方洪庵，并成为优秀的兰学学生。福泽谕吉在26—34岁的时候，三次出访欧洲和美国，并将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写成《西洋事情》、《西洋导游》和《西洋衣食住》等书。这三本书轰动一时，影响甚大。福泽谕吉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在日本完成“脱亚入欧”的历史进程后，曾经用支那歧视中国。因此，他也成为歧视中国的第一人。

19世纪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时间、变法取向、主导思想上都非常相像。“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初叶，“戊戌变法”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末叶，其先导运动“洋务运动”则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叶。“明治维新”的那些改革措施，如废藩置县，摧毁封建制度，成立新的常备军，实行全民教育，统一货币等等，其实远不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设计周密。中国光绪皇帝虽然也发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图新，但最终慈禧太后政变后发布训政谕旨，变法流产，前后只持续了103天。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倡导“全面西化”。但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这就好比旧时单身娶亲、妻丧续弦或者只是纳妾，都比较好办，但若喜新厌旧、休妻另娶，问题就复杂了。好比在废墟上另起高楼，相对容易，但要把已经建好的楼房推倒重来，谈何容易。所以中国骨子里也想全盘西化的戊戌维新领袖，实际上为了操作的可能性，与“洋务派”一样，也是“中体西用”。中国当时主流的“中体西用”话语和实践与日本维新派“脱亚入欧”的“西体中用”，其实不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而是思想观念背后的那个制度基础和利益格局的差异。

日本是一个孤悬于太平洋上的群岛国家，在世界新航路开辟以前，日本与远在亚欧大陆西面的西方文明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联系。在历史上，日本也曾实行过闭关锁国政策，且比中国的“锁国令”早颁行10多年。1633年，德川幕府由于害怕西方枪炮，同时也担心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主教涌入会威胁和动摇其封建统治，颁布了以“禁止日本人与西方人贸易”为主要内容的“锁国令”。但日本的“锁国令”有一个例外的保留，即特许日本人与中国、荷兰人在九州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并允许荷兰人在种子岛长期生活居住。几代日本人从荷兰人那里获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即所谓“兰学”，为日本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播下了种子，长崎因此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和培养通晓时代先进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人才的摇篮。

1860年，福泽谕吉随幕府官员乘船访问美国。当这些腰佩武士刀、脚踏草鞋的日本使节走进饭店时，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皮鞋在上面走来走去。两年后，福泽谕吉再次随团远赴欧洲，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和几十个铁丝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考察医院、银行、邮政、兵制、议会等，福泽谕吉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发达，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

《脱亚论》开篇说道：“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福泽又写道：“文明犹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治愈）其术。有害无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挡其势，何况利害相伴且常以利为主之文明乎！”他认为西洋的文明必将征服世界，东洋各国对它绝对没有抵抗能力，就像东京人无法抵御从长崎传来的麻疹；既然无法避免，因此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福泽在日本也正是这样做的。

基于福泽对日本现代化的看法，他很支持甲午战争。一如不少日本政府的官员，福泽深信要实行亚洲的现代化，最好的途径就是战争。他认为清国的弊病在于其制度陈腐且一成不变。鸦片大量出口到清国，令国人精神萎靡。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范外国侵凌：朝廷被迫出卖铁路、采矿等权利，以偿还国债。当时的日本，同样要承受不平等条约的委屈。对福泽而言，战争不但可以给日本一个翻身的机会，还可以借此令她强大，让其他亚洲国家早日“警醒”，变革图强。但是，日本尚未完全承认战争对她们的伤害。

福泽曾写道：“依吾之见，以西方文明猛击东方之势，此两国（清国与朝鲜）诚不能存活矣……此如一城以愚昧、法斁、暴横与无情而恶名昭彰，一义者居于此，其德鲜有人知，此为乡人丑行之所蔽也。”

对于东亚的邻国，由于福泽谕吉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之战”；认为朝鲜王朝‎、清朝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在主张与东亚邻国“绝交”之外，福泽还主张“东洋连带论”。他认为东亚各国只有进行改革旧体制的革命，才有可能摆脱被西洋国家殖民的宿命。因此，福泽主张对邻国的革新派给予实际支持，帮助西洋文明在东洋的“蔓延”。福泽曾支援朝鲜的金玉均等人，并将自己的财产投入到朝鲜首份以朝鲜文字出版的报纸《汉城旬报》的创办上。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象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春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根据平山的论点，虽然福泽批评了中国和朝鲜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至于将清朝的士兵称为“猪猡”等国籍歧视的说法，其实是德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等国家评价的。

如同千年前模仿唐朝长安建造奈良一样，明治时期，日本人在东京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这里仿照欧美街市，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亮。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日俄战争后的十多年间，又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电力产业革命”，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经济上完成了“脱亚入欧”。一战后，日本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与新老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美等共同主持和参与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从而在政治上完成了“脱亚入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