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杞国（1100～1260年），是南宋时期滇东、黔西南地区的一个以“乌蛮”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1100年，自杞建立，至1260年为蒙古所灭，鼎盛时其疆域北至曲靖，南达红河，西抵昆明，东到广西红水河。

自杞国是由彝族先民东爨乌蛮阿庐部落中的弥勒、师宗二部建立的。

明天启《滇志》载：“爨蛮之名，相沿已久，其种类甚多，有号卢鹿蛮者，今讹为罗罗，凡黑水（红河）之内，依山谷险阻皆是”。居于泸西地区的阿庐部，系卢鹿蛮之裔，为唐时乌蛮七大部落之一。《方舆汇编·广西府（泸西）山川考》云：“阿卢山，在城西三里，广四十里，南接弥勒，北跨师宗，旧为阿卢部”。阿庐部之后为弥鹿部。《元史·地理志》卷六十一载：“广西路，东爨乌蛮弥鹿部所居，唐为羁縻州，隶黔州都督府，后师宗、弥勒二部浸盛，蒙氏、段氏莫能治”。《广西府志》载：“唐为东爨乌蛮弥鹿部所居，大和间（827－835）南诏蒙氏并其地，宋时析为师宗、弥勒二部，大理段氏莫能制”。《泸西县政务志》载：“东爨各部落分别散居林谷，内部长期保持着自己的氏族组织，部落与部落之间并不互相并吞，往往是部落发展壮大后，分裂出另一部落，散居到邻近的地方去”。《广西府志·师宗州》载：“宋时，爨蛮居岩浪，其后有师宗居匿弄甸，号师宗部”。《元史·地理志》载：“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竹园）、巴甸（弥阳镇）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师宗、泸西、弥勒这一流水，便用前辈部落首领弥鹿的名字命名，称为“弥鹿川”。

弥勒、师宗们是何时代人？宋人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十《南诏蛮》条在天龙二年（公元927年）西川奏闻之后，有200余字的一段十分金贵的补叙，文中提到督爽大长和国（此时南诏国已亡，郑买嗣夺蒙氏位建立了大长和国）宰相布燮上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其后列督爽陀酋、忍爽王宝、督爽弥勒等所著转韵诗十联，有类击筑词，诗中颇有思本朝姻亲之意，语亦不逊。弥勒的封号与宰相并列，可见，五代时的弥勒已是个风华正茂、踌躇满志、文韬武略皆备，敢于向大唐公主求婚，做中原皇帝乘龙快婿的大英雄了。

十年后（公元937年），“通海节度史段思平借兵于东方乌蛮三十七部，众十万，会于石城（曲靖），以董迦罗为军师，所向皆克，遂攻进大理”（古蔚《南诏野史》）。在这次推翻大义宁国的战争中，阿庐部落中的弥勒部、师宗部、吉输部均已参加，并成为三十七蛮部中强健的一员，从而为自杞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是，云南史学界尤中教授在《中国西南民族史·自杞国》中说：“自杞国是些莫徒蛮之裔弥勒部建立的。”

乌蛮三十七部与自杞国势力的崛起

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7年）十二月，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络白族贵族董伽罗等，在东爨三十七部的支持下，起兵一举攻克羊苴咩城（今下关），推翻“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南诏野史》载：段思平“借兵于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蛮部。”三十七部除落恐、溪处、思陀、铁容（在今红河县）等少部分为和蛮等民族外，其余均是滇东、滇东北、滇中、滇南及黔西的乌蛮。由于大理政权“其成功实赖东方诸蛮”，故于建国之初“皆颁赐宝贝，大行封赏”，减免徭役。如封乌蛮贵族阿而为罗婺部长，封“乌蛮”、“些摩徒”部于河阳郡，这些被封的乌蛮贵族都是“世官世禄，管土管民”的大、小封建领主。

在加封东方诸蛮的同时，大理政权统治者还封董伽罗为布燮（宰相），赐予成纪（今永胜）为其世袭领地，封高方为“岳侯”，赐巨桥（今昆阳）为其世袭领地。这些白蛮、乌蛮的大小封建领主，常侵占邻近各族人民土地以扩张自己的领地和势力范围。如鄯阐领主高氏侵占了世为乌蛮所居的易门为其领地；“大理国高护军”侵占了彝族先民磨弥部所居的交水（今曲靖市境）为自己的私邑，驱逐了磨弥部首领蒙提；在武定和曲州地区，据《元史·地理志》载：“僰、卢诸种蛮所居，地多汉冢，或谓汉人曾居。蒙氏时，白蛮据其地。至段氏，以乌蛮阿而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不唯罗婺部如此，“些摩徒部”也“析其子为三部”，即“强宗部”、“休制部”、 “步雄部”，而“步雄部”后又封其弟为“罗伽部”。

“些摩徒”即“徙莫祗蛮”，汉、晋时期未见史载。 “徙莫祗蛮”当是南北朝之后从叟、昆明族中分化出来，至唐初与乌蛮为同一族系的民族群体，至明代则被称为“罗罗撒摩都”。南诏兼并东部爨区之后，“徙莫祗蛮”仍居于今楚雄往东至澄江、玉溪一带。随着“徙莫祗蛮”人口增多，不断向邻近地区发展，至南诏末便形成罗伽部（今澄江县境内）、阳宗部（今呈贡东南至澄江县北部阳宗一带）、步雄部（今江川县境内）、休制部（今玉溪）、弥勒部（今弥勒县境内）。还有部分“徙莫祗蛮”散居石城（今曲靖）以南，步头（今建水县南部的红河岸边）以北的广大区域内。他们与爨区乌蛮各部接触较多，发展更为先进，已有阶级分化，也属于被南诏奴隶主征服之后留在原地的集体奴隶，故被列于东部乌蛮三十七部之中。就在大理国大小领主争权夺利，国势衰退，社会动荡之际，大理国所属的乌蛮三十七部相继割据称雄。三十七部中的“于矢部”统一了贵州南部地区，号称“罗殿国。”“些摩徒”各部势力继续发展状大，其统治区划已包括今昆明以南玉溪地区的大部分，并向东发展到今广西边境，建立了“自杞国”。

南宋时期，关于自杞国的记载，大多与“广马”相联系。所谓“广马”是指宋朝廷由广南西路所买之马。马产于大理，据《玉海》卷149《绍兴孳生马监》记载：前来横山寨卖马者，有自杞、罗殿、特磨等部落的商人，“今之马多出于罗殿、自杞诸蛮，而自彼乃以锦绵博于大理，世称广马，其实非也。”宋朝廷为抵御辽、夏、金及蒙古的侵扰，大量取马于陕、川、滇诸地，宋室南迁后，西马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广马即云南之马。建炎四年（1130年），宋廷命广西提举峒丁李域即邕州（治今广西南宁）置使买马，李域随即遣使入大理国求市，这年五月，李域上奏言江西道路不通，乞自广西入闽中送马赴行在（指临安，今杭州），旋而被罢提举官。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又复置提举官。三年春， “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此记载，大概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自杞历史的最早记录了。据当时任知静江府并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其著作《桂海虞衡志》中谈到广西周边民族状况时这样记述：“南江（右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又，清代《续资治通鉴》卷114载：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十一月，知广西路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张栻的一则奏议云：“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辐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罗甸、自杞，西南有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张栻另撰有《静江府厅壁题名记》一文，其记广西路羁縻州之外则云：“其外则有小蕃罗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属环之，其外则交趾、大理等国属焉。”以上，多有提及自杞，且与罗殿并以“国名”，而罗殿早在唐代后期已有活动的记载，历五代至宋绵延未衰。

据周去非《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载，早在北宋元丰（1078——1085年）间，广西帅司已在邕州置干办公事一员，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史载自杞本不产马，全靠贩马起家。《宋史》卷198：“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南诏，大理国也。乾道九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砦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烙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岭南自产小驷，匹直十余千，与淮、湖所出无异。大理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付江上诸军。”《岭外代答·宜州买马》云：“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然自杞虽远于邕，而迩于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自杞、罗殿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南宋朝廷于邕州置提举司买马，博易场地在邕州以西的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自杞等“每冬以马叩边”。大理马输入内地的总额也越来越大，据《玉海》卷149《绍兴牧马监》记载：邕州置马司后，自是岁得千匹。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二千四百五十匹”。又据李兴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8“广马条”记载，淳熙二年（1175年），竟达“六十纲”（每纲五十匹）。宋王朝用于博马之商品有黄金、锦、盐、缯及各种绫罗绸缎，于是“朝廷南方马政专在邕，边方珍异多聚邕矣。”

自杞国在南宋初年方异军突起，其势力在南宋的活动及其势力的膨胀，无不与广马贸易相联系。自杞以贩马致富，可以说是以贸易立国，以战马经济立国。就在这短短的百余年中，通过战马贸易，自杞势力已超出罗殿之上，一跃而起成为西南地区仅次于大理国的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范成大自乾道九年（1173年）三月赴广西任，至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离任赴四川，在其任前后，正是自杞势力发展至极之时。正如范成大所说：“自杞本小蛮，尤凶狡嗜利，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刃向人，亦尝有所杀伤。邕管亦杀数蛮以相当，事乃已。”由于自杞国贩马而致强，不止与罗殿相争，并敢称强于横山，甚至在淳熙四年（1177年），自杞一酋领名必程者 “持其国书”到邕州与宋地方官员交涉，同时提出“请以乾贞”为年号，这实际上是要求南宋政府承认其独立地位。

在淳熙三年的一次冲突中，宋与自杞双方均有所杀伤。权知邕州吴儆与自杞酋领兵庭相见时对自杞严厉斥责并威胁云：“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在分折了广西边地的形势后吴儆上奏朝廷说：“邕州化外诸国，如大理，如罗殿，如西南蕃，皆远小僻陋，各有安于无事。安南主少国危，悻臣用事，兄弟交兵，连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来，国势强盛，独雄于诸蛮。……异时为边患者，必此蛮也。”吴儆奏中还指出：“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岁有数千人至横山市马。以吾抚之之过，日益骄横。”

从吴儆奏中可以看出，自杞势力的膨胀与南宋广马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杞国通过开辟战马古道，以贩马致富，发展战马经济，使其不断强大起来，进而独雄于诸蛮。

自杞国地域及族属

关于自杞国的地域，从南宋邕州官员所著文章可知一二。吴敬《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言：“自杞东与阿者罗殿为邻，西至海，占（善）城为邻”，又言自杞国“南与化外州山僚，北与大理，东与西南夷为邻，西至海，亦与占城为邻。”《土俗记》又言大理、自杞“两国各有盐足自给，其酋各自称王”，而自杞国卖马益富，且“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自杞国广大，可敌广西一路，胜兵十余万，大国也。”这些材料，吴儆称是他于淳熙四年春“以邕州别驾被旨出塞市马，目所亲见。及分遣谍者，图其道里远近，山川险易，甚信。”其中，“大理盐池”何指？唐樊绰《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记其食盐产地之最东者为安宁城（今安宁），元初马可波罗游至押赤城（今昆明），其所撰《游记》言：“其地有盐井。”自杞国地本近善阐，又“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则其势力西边已达滇池一带。自杞势力东进，“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则其东域已不限今黔西南兴义、安龙，今广西西部隆林、西林等地当已在其囊中。自杞势力东进西突，横亘于南宋、大理之间，俨然已为一泱泱大国了。其地包括今云南罗平、师宗至滇池附近，南达文山、马关，贵州西南的兴义、安龙，广西隆林、西林的广阔区域，其大“可敌广西一路”当非虚语。“胜兵十余万”，可与秦汉时西南夷中“最大”的夜郎国相比了，后者如唐蒙对汉武帝所说，正是“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

以上，当是自杞国极盛时期的地域范围。其地，《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认为自杞国“东至师宗、弥勒，西至江川，北达阳宗”；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认为：“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所划出的行程路线是知，自杞国在特磨道（广南之北），自杞国的南境紧以特磨道为邻，则自杞国的南境即于今广南县西北部的邱北、弥勒、泸西县一带。可见，自杞国的范围，包括今贵州兴义县和云南省的罗平、师宗、泸西、路南、邱北等县在内。”

广西至云南的交通路程，宋元时期多有记载。可信且记载较详的如《岭外代答·通道外夷》：“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睢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种至安龙州，一程至凤村山獠渡口，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州，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城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之境，名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也。”此道所经地名，今多难确考，但也大致可辨。横山寨在今广西田东县境内；古天县约在田阳东部一带；归乐州在百色附近；唐兴州在百色西北一带；睢殿州在田林东南一带；七源州在百色与凌云之间；泗城州即今凌云县；古那洞、安龙州应在今凌云西北至贵州省册亨县东南的南盘江东南岸地带；凤村山獠渡口所指此段南盘江；上展、博文岭、罗扶应在今册亨、安龙县境内；磨巨即今兴义县，已属“自杞之境”。由磨巨三程到达自杞国的中心地带，即今云南的罗平、师宗一带，由此四程至石城郡，即到达今云南曲靖。今贵州兴义和云南的师宗、罗平是当时自杞国的北部一片。如此，则横山寨至“自杞之境”共13程，又10程至“大理之境”。自杞东西之境有10程之路，比善阐府（今昆明）至大理国都（今大理）还远4程。宋王象之《舆地经胜》卷106说：“自杞国，又一程至大理国。”宋《静江府图志》亦云：自杞“又一程，至大理界。”《岭外代答·通道外夷》所载说明，从自杞 地入大理之境乃其善阐府，自杞国距善阐之近是很清楚的。

需要说明的是，自杞国这样一个以贩马立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常以部落结盟的方式扩大其势力范围，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其疆域不会是长期稳定不变的。这个区域，在西汉时属牂牁郡西部地区，三国时诸葛亮把大郡划为小郡，则为建宁等郡辖地，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爨氏统治区域。自杞国的势力范围，既与各部结盟时的经济利益、政治势力有关，又与历史渊源相连。同称三十七部乌蛮之一的几个部落，原属朱提等郡所辖，故仍留在大理国控制范围内，而不属自杞国。

前述自杞国是南宋时期以乌蛮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乌蛮即罗罗，也就是今天彝族的先民。关于自杞国人，吴儆《论邕州化外诸国状》称：“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斗。”范成大对“至邕管卖马者”的体质特征、生活习性作了详细描述：“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性好洁，数人共饭一拌，中植一匕，置杯水其傍。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钞饭一哺许，传之拌，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这与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所记乌蛮罗罗“椎髻、佩刀、披毡、跣足”等特征相类。明代田汝成《炎缴纪闻》卷4称自杞等“皆罗罗之种”，所记罗罗习俗与范成大的描述更为接近：“其人深目、长身、黑面、白齿、椎结、跣蹻，戴笠而行。腰束苇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长刀箭箙，富者以金钏约臂。”所记共饭一盘、用匕抄饭、抟之而食的习俗亦同。并且，这些特征、习俗，在近世彝族中不同程度仍有保留。

由此推之，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先秦时期“巂”、“昆明”等部落族群，以及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甚或郦道元《水经注·温水》所说遍居味县（今曲靖）一带的“木耳夷”，均当与椎髻、珥饰、金环约臂的自杞民族相联系，是宋代自杞国民族的先民。汉晋时期的“昆”、“叟”民族降至唐宋，一直处在十分活跃的发展阶段，种类繁复，支系众多。在今滇东、滇南地区，《文献通考》记唐初有“徒莫祗蛮”内附，《元史·地理志》载昔有“些莫徒蛮”居住，明清志书则称作“撒摩都”，均乃一词之异写，是为汉晋时期昆（明）、叟民族的一支传人。

南宋末，两广总兵李曾伯曾记“广西江道”时说：“柳之下一江由自杞诸蛮而出，所谓都泥江者，至象州境合柳江而出……”都泥江即红水河，其所出之正源乃南盘江。南盘江流域在宋代为脱离了大理国段氏控制的“些摩徒蛮”所居。《元史·地理志》“广西路”说：其地“师宗、弥勒二部渐盛，蒙氏、段氏莫能制”。《元史·地理志》“广西路弥勒州”进一步说：“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明正德《云南志》卷七也说：“宋时，些莫徒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改其部曰弥勒。”时间及地域均合，是自杞为些莫徒之裔，又多一证。

近世昆明郊区仍有部分彝族自称“撒摩都”，汉族称之为“子间”或“子君”，这应是“自杞”一词的同音异写。

自杞国国王与都城

关于自杞国国王，据现有资料而言，所知情况不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自杞国国王材料是：“今其国王阿巳，生三岁而立，其臣阿谢柄国，善抚其众，诸蛮比多附之，至有精骑万计。阿巳年十七，阿谢乃归国政，阿巳犹举国以听之。”而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一文所记国王情况则多有不同，内容更为详致：“自杞今王名阿谢，年十八，知书能华言，以淳熙三年（1176年）立，国事听于叔父阿巳。先是，阿谢父死当立，生甫岁余，阿巳摄国事。……阿巳已摄事十七年，抚其国有恩信，兵强马益蕃。”而之后在吴儆向朝廷报告的奏状中也说：“今王名阿谢，年二十。……阿巳已摄国事十八年。”所记阿巳、阿谢的身份与范成大所记材料正好相反。

上述两个材料孰更为可信？范成大官居广西静江虽近两年，但与自杞国人没有任何交道，其《桂海虞衡志》成书于淳熙二年（1175年），即他离开广西的那一年，关于自杞国的资料当属转手而来。而任职邕州的吴儆则根据亲身经历，留下了《论邕州化外诸国状》、《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两篇文章，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有关自杞国的直接材料。如此看来，吴儆亲自与自杞国人交涉，“目所亲见”，所记史事当更可信。从吴儆所记材料，我们可知自杞国国王是阿谢，阿巳是摄政王。阿谢在一岁多时丧父，三岁被立为王，其叔父阿巳摄政国事，阿谢十八岁亲政，国事仍听于叔父阿巳。

由于资料缺失，自杞国统治者更多情况无从查考。直到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才有自杞国亡国前最后一个国主郍（那）句的记录。时任广西经略使兼转运使的南宋边防大将李曾伯在其《可斋杂稿》中记录了自杞国人对蒙古军队的顽强抵抗，并在开庆元年七月三日给朝廷的奏状中称“据谢济横山来报……及缴到自杞国王郍句并岑邈等公状，此则不过欲坚来春市马之约”。再一则为七月二十一日的奏状称据报告说：“初四日得自杞蛮主传来报，敌兵拟在今月初九日缚牌渡都泥大江。”都泥江即南盘江，该奏还称“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横山之境。”从李曾伯的奏状中可知，郍（那）句当为自杞的亡国之主，也是除阿谢之外为我们所知的另一位自杞国主。此时国虽已破，流动性本来就很大的自杞统治者仍然有一定的实力，且念念不忘市马这项立国大政，并率国人英勇地投入抗蒙战争之中。根据后来的记载，蒙古军队果然于当年七月渡过都泥江，八月攻下横山。南宋军队节节败退，蒙古军队则步步向前，而此后自杞国之名也随之消失。

自杞国既为南宋大理国时期之一番国，必有其都城，但由于资料的阙如，就如同古滇国、古夜郎国、罗殿国一样，实失于考。只能依据自杞国方位、后人传说及其遗存物诸端，试加以说明之。尤中先生在《南宋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政权》中依据对南蛮通道里程的分析，认为“……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兴义），三程至自杞国……”。此处，磨巨为自杞国东部边境，三程至自杞国指自杞国都城。按里程推之，自杞国都城当在今泸西县境内。

泸西，古称弥鹿部，明朝立为广西府。据清乾隆《广西府志》载：“原为东爨乌蛮弥鹿部所居，大和间（公元827—835年），南诏蒙氏并其地，宋时析为师宗、弥勒二部，大理段氏莫能制。”《云南地方沿革史》记载“弥鹿部，城名必罗笼，在今泸西，南诏以来，世为弥鹿部所居。”《元史·地理志》：“弥鹿部（今泸西县），唐初为羁縻州，东爨乌蛮弥鹿等部所居。”《元混—方舆胜览》：“弥鹿部，城名必罗笼。”《云南辞典》载：“云南历政区建置表中：必罗笼（泸西城）。”大理国时期的泸西城是旧城，元代置广西路才迁建于现在的城址。旧城镇的百姓中还代代相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旧城曾是一座古城，不知哪年哪月被一场大火烧毁了，古城后来东移30公里，迁到了现在的泸西城。古城搬迁时，用的砖是由人工排长队传递过去的，旧城遗址只有破砖瓦和埋在地下的房基石。

“必罗笼”即弥鹿城，弥鹿城位处今泸西县旧城镇南300米处，处于群山环抱、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势。据说当地村民在挖菜地水沟和进行农田建设、河道整治及水利施工中，曾挖出一些埋于地下的红砂石屋基用料石块。弥鹿城有古砖瓦和古屋石礅可见，城主体为土司头人私家住所，有大鬼主祭祀鬼神、供奉祖宗的庙堂宗祠，是部落首领和长老议事的中心。杨永明在《滇池晨报》2000年12月22日发表的《自杞古王国与滇东古长城》一文却明确认为，自杞国的都城在泸西金马爵册。爵册古称“部落村”，有2600多户，一万多人口，为云南罕见的自然大村。爵册彝语称“昨责”，其意一是部落首领集会议事的中心，一是部落举行盛大祭典的地方。在爵册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的山坡上常常能挖到许多火葬罐，还有“烧人山”。在距烧人山三公里的路溪白松坡曾发现一拱型地下石室，经过县文物部门发掘发现，这是一个城门洞式的拱型建筑物，系紫红砂石筑成，内有土陶虎俑一个，土陶罐一只。专家推断这是一座建于南诏、大理时期的火葬古墓，而这个时期均与古自杞国有关。

自杞国经济与军事

自杞国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同中原汉族政权战争最为频繁的历史时期。从北宋立国的公元960年到南宋灭亡的1279年，三百多年间宋王朝先后经历了夏、辽、金和蒙古的南侵。由于宋朝廷南迁，失去了北方的战马来源，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战马来源，而当时云南出产战马。《云南志·物产》载：云南马“尾高，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马出越赕川（腾冲）东面一带，岗西向，地势渐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马。”因此，宋王朝把目光投向了云南，并在广西的邕州、宜州、横山寨等地摆开马市，以求获得大批云南战马而支撑半壁江山。

大理国想到宜州、横山寨与南宋市马，但北有罗殿国、自杞国，南有特磨道阻隔，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南宋。自杞西部接善阐（昆明），东边出境即是邕州属地，不必经过其他番国、异道，能保证年年有战马到邕州横山寨出售。但自杞国人不满足于邕州横山寨为市，还直接到宜州城下求售战马。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宜州官员最后不得不答应自杞的卖马要求，“为之量买三纲”，与之约“后不许此来”。自杞、罗殿二国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而两国又彼此争锋并常发生纠纷。

自杞国独占横山寨市马数量的四分之三，100多年间每年都将价值二十余万两白银的数千匹战马输往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述了当时的卖马盛况：“每冬以马叩边，买马司先遣招马官卖绵缯赐之。马将入境，西提举出境招之，同巡检率甲士往境上护之。东提举乃与蛮首坐于庭上，群蛮与吾六校博易等量于庭下。朝廷岁拔本路上供钱、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锦付经略司为市马之费。经略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锦彩帛尽往博易，以马之高下，视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价，岁额一千五百匹，分为三十纲，赴行在所。1158年又令马纲分往江上诸军，后乞添纲令元额之外，凡添买三十一纲，盖买三千五百匹矣。此外又择其权奇以入内厩，不下十纲。马政之要，大略见此。”丰厚的利润使自杞国人把贩马作为主要的经济支柱，通过战马贸易，使自杞国迅速致富，独雄于诸蛮。自杞国人对南宋不但送去了战马，还送去了云南奇货。周去非《岭外代答》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携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所携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易。”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载：“长鸣鸡，自南诏诸蛮来，形矮而大，鸣声圆长，一鸣半刻，终日啼号不绝，蛮甚贵之，一鸡值银一两。”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自杞“有精骑万计”，吴儆《邕州化外土俗记》亦言“胜兵十余万”。自杞国由乌蛮部落发展而来，乌蛮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部落之民平时为民，战时为军，原始的军事民主主义色彩比较浓厚。正如樊绰《云南志》所载：“部落之民，桑田之余便习战斗，每岁十一、二月，农收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落，各依四军集人实验，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其法一如临政。每出军征役，每蛮皆携粮米一斗五升，各携鱼脯，此外无供军粮者，蛮军忧粮易尽，心切于战。用军之次，前面伤刀剑者许将息，傥背伤刀剑辄后退者，即刃其后”。《新唐书·南蛮传》亦说：“尚战死，恶病亡”。正是这种严格的奖惩制度和尚武精神，充分保证了部队战斗力，为自杞国拥有一支强悍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

自杞国的军队是为保土卫国和抵抗外来侵略而建立的。在其存在的百余年间，各种争战及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公元1109年，三十七部起义反抗善阐领主强占各部落的土地；1147年，三十七部再度起义，攻入善阐府，杀死领主高明清；在与南宋王朝的直接战马交易中，沿途需有强悍的兵士护送，并建造了无数的哨卡、战垒。由于战马贸易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必然会受到罗殿等国的阻挠，闯关、开路难免一阵厮杀，曾因假道罗殿而“罗殿难之，故数至争。”通过无数次的纠纷争锋，自杞已处于胜势，其势力膨胀已稍在罗殿之上。即便南宋邕州属地的地方官员也对自杞国的卖马要求莫可奈何，以致南宁市场、横山寨博易场“傍引左右江兵丁会合弹压，买马官亲带甲士以临之，然后与之为市，其形势固如此。”

随着蒙古军队的大兵压境，自杞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英勇抵抗。自蒙古军进攻善阐（押赤城）开始，到蒙古军渡南盘江进攻南宋之间，自杞国坚持抗战长达五年之久。在都城必罗笼被蒙古兵焚毁后，自杞国将士退到山区开展游击战，坚壁清野，使十万蒙古军队陷于饥饿和病魔的困境中，损兵大部。同时，继续为南宋军队提供军事情报，筹集战马，支持抗战。

自杞国的覆亡及其在宋蒙战争中的作用

1253年秋，元世祖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率领十万蒙古铁骑，从宁夏六盘山出发，行程两千余里，过大渡河，跨革囊渡过金沙江。丽江主阿良不战而降，大理相高禾战死于九禾，国王段兴智被擒，降蒙后献上云南地图及征服各地的策略，还组织大理军充当前锋，向乌蛮三十七部进攻。《元史·兀良合台传》载：“攻合剌章城，属之，合剌章盖乌蛮也；攻乌蛮所部押赤城（昆明），选骁勇以炮摧其北门，纵火攻之”。自杞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昆泽（宜良）州军民依山阻谷凭险要抗击蒙古军队，蒙军数日不得进，后“卷面向内，四面进击，兀良合台陷阵鏖战，又攻纤寨，拔之”。“攻乾得哥城（澄江），环城立炮”，澄江军民不屈不挠与敌“搏战城上”。1255年，蒙古军队在阿术带领下接连攻取乌普笼（石城）、落温、落蒙三城，又进攻赤秃哥山寨（盘县、普安一带）。1257年，阿僰国（建水一带）四万蛮兵坚持抵抗不投降，直至城破。阿术随后进攻滇东的阿鲁（阿庐）山寨，攻下阿鲁城（必罗笼），自杞国都城被焚烧而沦陷。但自杞国国王及其部属人员没有投降，也未被擒，他们仍然游居于兴义、罗平、师宗、泸西、丘北的南盘江一带继续抗战。直到1259年，兀良合台渡都泥江（南盘江）进攻南宋广西前线，国王郍（那）句还派人给南宋边关守将送去重要的军事情报。

从1254年至1259年，自杞国进行了五年的殊死抵抗。这从有关史料也得到印证，如南宋两广总兵来自特磨道（广南）上报的前线战报《贴黄》说：“臣今日得广西经略司申特磨道农士贵报，八月间，敌攻华沙寨，被蛮兵杀死万余骑。思、明州黄炳等报，九月间敌攻某阿国，退战敌人，杀死万余。”另，《可斋杂稿·帅广条陈五事奏》称：“去年一项（报告）敌人约七八万人，至今屯驻大理国，耕田种麦，未见出没之意。（今日）所有兀良（合台）兵马毙死之余，尚有三四万，屯阿毘、鄯善、楚威、阿僰、阿麻地头，夹带蛮人猎食等事。”这在《兀良合台传》中也记载这样的事实：“时兀良合台亦病，将旋师。阿术战马五十匹，夜为秃剌蛮所掠，入告兀良合台曰：‘吾马尽为盗所掠去，将何以行？’即分军搜访，知有三寨藏马山巅。阿术亲率将士攀崖而上，破其诸寨，生擒贼酋，尽得前后所盗马千七百匹……”蒙古军队在自杞国境内几年中也可谓处境艰辛，如南宋奏状中说，因为 “饥荒”到处讨粮，“天毙以瘴”，并“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修路阔一丈有余”。自杞国军队始终殊死抵抗，与国土共存亡。李曾伯《帅广条陈五事奏》称：“数年来屡下诸邑，选差体探，邕州常遣周超往罗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始知自杞有破三城。”《元史·地理志》“广西路”：“元宪宗七年（1257年），二部内附”。蒙古军攻下城池，往往焚毁城堡，屠戮平民，正如《兀良合台传》所说 “川谷为之一空”。

自杞国位处大理国与南宋之间，是南宋与蒙古军队在西南地区争夺的战略要地。南宋屡遣官员前往邕州以西的罗殿、自杞等地刺探军情。李曾伯于淳祐十年（1250年）所呈《帅广条陈五事奏》言：“边防所急，间谍为先……数年以来，屡下邕、宜诸郡，选差体探。邕州尝定周超往罗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在淳祐五年（1245年）因遣属官谢图南出边，得于招马官所报，始知大理告急，有破三城，敌三节度之报。蒙古军于宋淳祐四年（1244年）首次进攻大理国，不久被挫败。此事正史缺载，后来边将方大琮写于1254年《与广西蔡帅范》信中曾言：“七八年前，有敌窥大理之说。”他在信中还建议“自杞诸种好相仇斗，若有术以使之，用蛮攻敌，可使彼送死。要之，提备严密，威声远畅，彼不敢动，上策也。”

蒙古军队在征服云南各部之后，即着手向南宋进攻，东线指向广西，自杞国首当其冲。担任南宋两广前线统帅的李曾伯在宝祐六年（1258年）八月的一篇奏状中报告说：蒙古军因为“饥荒”，“欲出交趾、自杞等处讨粮。”继后又在《桂阃文武宾校战守题名记》中谈到这年秋天的军情：“是秋，寇犯州邑境，赖我师遏之不致深入。”蒙古军队既已犯南宋之“州邑境”，则当已越过了在宋辖州邑之西的自杞之境了。这在李曾伯开庆元年（1259年）六月所呈《奏边事及催调军马》中得到印证，是奏《题黄》说：“蒙古军于冬盘泊横山，窥邕州，犯武缘（今广西武鸣县）”。该奏又称：“敌人自正月退回，驻扎大理、自杞两处。”据此可以判定，蒙古军队于宝祐六年（1258年）秋占领了自杞国的主要领域。至于蒙古军暂时退兵的原因，李曾伯也言“天毙以瘴，兵扼于险，使之不得志以遁”。蒙古军暂时退回以后，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向前攻击。《奏边事及催调军马》据间探人田进自路城（今广西田林县潞城乡）的报告说：“敌寇兴兵打罗殿了，要分一项出莫大王路。”又据从利州（今广西田林县利周乡）的报告说：“其敌人在自杞管下莫贾墟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及敌人攻打罗殿国，其国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带修路，阔一丈有余。”自杞国在蒙古军队向南宋进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

自杞国历代君主

帝王 年号 年代起止

自杞 ----(37) 1100～1136年

阿唯 ----(23) 1136～1158年

阿巳(摄政) ----(4) 1158～1161年

阿谢 乾贞(30) 1176～1205年

阿摩 ----(36) 1205～1240年

郍句 ----(21) 1240～12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