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效俭（J. Stapleton Roy，1935年6月16日—），出生于中国南京，成长于四川成都，美国外交家，1991年至1995年任美国驻华大使。美国外交界和学术界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

1935年6月16日，芮效俭出生于中国南京，父亲芮陶庵是美国传教士，任教于金陵大学。芮效俭出生后与父母回美休假，3岁时回到中国。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开始，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而芮效俭则随同父母迁往金陵大学设在成都华西大学的校园，在那里度过了7年少儿时光。

芮效俭说，儿时的第一记忆是，日本人经常来轰炸成都，炸弹爆炸的地点离大学校园很近，他们家所住的房子有时候会受波及而损坏，有时候要半夜爬起来躲到防空洞里。

成都的夏天很热，父亲经常带着全家去峨眉山或雅安的佛教寺院避暑。芮效俭依然记得，那时候是坐卡车去，过河没有桥，卡车带了一堆木板，过河时要把木板卸下，搭起临时浮桥，过桥后收起木板继续前行。住在寺庙里，经常能看见和尚念经拜佛，香雾缭绕，给他留下有趣的童年记忆。

1945年，父母带着芮效俭离开中国，乘美军螺旋桨飞机飞越中缅边境的高山区到印度，在印度呆了两个月后，搭船经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在日本人投降前两周回到纽约。

1948年，芮效俭全家回到中国，他的哥哥在上海美国人开办的寄宿学校里上学，他则与父母一起住在南京。此时解放军已经兵临苏北，偶尔会打炮。没过几个月，南京的美国学校关张了，芮效俭搭乘美国军舰沿长江东下，去上海与长兄会合。其间军舰遭遇炮火受损，在长江上抛锚好几天。到上海后没人接，13岁的芮效俭就自己找一辆三轮车，穿过整个上海城。芮效俭还记得，到目的地后，他拿出1个金圆券，因为金圆券在那个时候相对于法币太值钱了，车夫居然找不开。

1949年4月，南京被解放军占领，在上海的芮效俭兄弟俩与在南京的父母一度失去联络。美国的亲戚让芮效俭兄弟赶快回美，但他们希望继续留下来。1949年5月份，上海战役打响，正在期末考试的芮效俭面对兵荒马乱，非但不害怕，还经常晚上跑到屋顶去看炮弹划过夜空的“美景”。有一次炮弹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爆炸，芮效俭还跑出去看热闹。眼看着国民党军队撤离，几天以后解放军就攻占了上海。

在上海等待了一个月后，芮效俭兄弟回到南京，与父母团聚。那时候正值中国政权更替，没人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上海的美国人学校也关张了，他们只好在南京继续学习课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在大陆已经无法呆下去了，其父母在南京滞留了8个月，但芮效俭兄弟马上被送回美国。他们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旅行文件，从南京一路颠簸到上海再到广东，自己扛着行李过罗湖桥，到香港新界，再从香港搭船，于1950年7月底回到了美国。从此美中断绝来往，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基本隔绝。

芮效俭在美国先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56年毕业后考入美国国务院，任情报分析员。后来芮效俭前往台北进修中文一年，1959年在美国驻泰国大使馆工作，1962年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了5个月后被调往台北，在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工作两年。

1965年，芮效俭被派往联邦德国学习俄文，学成后派往莫斯科，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任二等秘书。1972年，芮效俭调任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司副处长。1974年，在美国国家陆军学院进修一年，1975年，调回国务院远东司中蒙处任副处长。1978年，芮效俭被派往北京，任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是主任伍德科克的主要助手，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全过程。1979年中美建交后，芮效俭任驻华大使馆副馆长。

1981年，芮效俭调任美国驻泰国副馆长，1984年升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1986年，奉调回国务院任助理国务卿帮办。1989年开始，芮先后任乔治·P·舒尔茨和詹姆斯·贝克两位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兼执行秘书。

1991年，芮效俭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1995年调任美国驻印尼大使。1999年秋，芮效俭升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

2001年从国务院退休。退休之后，芮效俭于2001年加入了基辛格事务所（一家战略顾问公司）并成为该公司的执行董事。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外交学会任高级顾问，在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任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在霍普金斯学会任美中关系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美国亚太理事会主席。

芮效俭表示，美中两国面临的共同敌人是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它有可能推动美中关系朝着进行战略合作的方向发展。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当然是坏事，但如果美中两大经济体采取积极合作的方针和政策，尽可能缩短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促使美中两国经济恢复增长，并帮助世界其它经济体摆脱危机和衰退，那么，美中关系也将因此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他说，美中两国如果把共同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列为下阶段美中战略对话的首要问题，并协调美中应对危机和衰退的政策和措施，若干年后可以看出，美中两国的合作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又一次积极的深远影响。

芮效俭指出，应该正确理解美中战略对话的含义。所谓战略对话，一是对话的内容涉及全球性或全局性的根本战略问题，对话双方或多方都非常关心；二是对话的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是全局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

芮效俭说，战略对话的关键不一定在于提高对话级别，而在于参加对话的是不是了解并负责解决有关战略问题的人，讨论的是不是双方都非常关切并希望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双方要了解和照顾对方的疑虑和担心。只有减少和消除对方的疑虑和担心，双方才能逐步建立起战略互信。

芮效俭强调战略互信非常重要，没有战略互信，战略对话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例如，奥巴马政府希望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它必须了解中国的关切。同样，中国政府希望在亚洲发挥积极作用时，也必须了解美国的关切，否则也有可能事与愿违。

芮效俭说，眼下美中两国首选的合作领域应当是共同对付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美中两国在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方面取得积极成果，其它国家就会纷纷跟进。这样的局面会促成美中两国的经济回到健康发展的道路，率领世界经济尽快走出衰退。反之，如果美中两国互不信任，各行其是，当前的金融危机和世界性衰退就可能持续下去，这对美国、中国和世界都是灾难。

芮效俭表示，很难准确预测奥巴马执政期间美中关系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从以往的经验和当前的形势来看，在金融、贸易和经济领域有可能出现争执、摩擦乃至互不信任。

芮效俭解释说，美国国会有可能继续通过针对中国的决议和法案，因为仍有议员认为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应当继续升值。这个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再度冒出来，美中两国政府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问题，有可能导致新的摩擦和争执。芮效俭强调说，美国国会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国会议员或者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或者对中国有误解，他们只有局部而没有全局观念，只考虑所在选区的选民的要求和利益。

芮效俭说，美国总统在竞选时曾表示要针对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实行保护主义的政策，但从他最终提名美籍华人骆家辉为商务部长就可看出，他不会那样做。骆家辉在华盛顿州当过8年州长，他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政坛，你不仅要听总统讲什么，你更要看他用什么样的人来执行他宣示的政策。”

2019年1月，曾担任助理国务卿的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实际上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而美国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他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仍然保持乐观。

芮效俭表示，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其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表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它必须放在具体情景中来看待。在某种意义上，中美两国现在所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情况，但它是累积发展的一部分。“眼下，我们的双边关系中有两个我们必须对付的问题：一是中美之间日益加强的战略竞争的意识；二是贸易问题。在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来解决最令人关心的一些贸易问题方面，存在广泛的支持。但同时有一种看法是，特朗普政府正在用关税来对待这个问题，而关税不是对付这个问题的正确途径，因为关税不可避免地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损害。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他说：“中国改变了很多，因此，自然我们对这个关系的思考也改变了很多。眼下真正的问题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没有人在努力建立一个我们可以处理所有更为广泛问题的框架。而且特朗普政府不从政策与策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因为特朗普总统不喜欢受到某一个政策或是策略的束缚，因此他的内阁部长害怕明确说出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总统可能会根据他在某一个时刻对局势的看法而改变它。”

芮效俭认为，特朗普政府把“竞争”和“对抗”而不是“合作”看成是国际局势的主调，但实际情况则相反。在芮效俭看来，和平时期大国之间总是有竞争和对抗的方面，但合作更为普遍。他还认为，由于两国关系的平衡发生改变，你不得不对国际秩序进行修改，但是美国没有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他还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是一个错误。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实际上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而美国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巴黎气候协定，重新谈判美墨加贸易协议以及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等。

在他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很多东西需要加以矫正，也有很多国内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特朗普。

芮效俭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仍然保持乐观。他说：“我认为，中国不与美国发展成敌对关系并且更加繁荣富强，是完全可能的。”

2019年1月，据美国《侨报》报道，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表示，美中之间存在战略竞争是一个事实，如何管控是关键；两国在很多共同利益的领域可以进行合作——相信美中两国终究还是会走向合作。

芮效俭大使的工作并不轻松，因为当时中美关系尚未恢复正常，特别是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后，美国政府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对改善中美关系缺乏紧迫感，因而对华施压的事件一再发生。如宣布中国为“超级301条款” 的“重点观察对象”（知识产权问题）、停止对华出售卫星及其部件、美国海关对中国在美国的几十家公司进行突袭式搜查等等。中方有关部门多次就上述事件向芮效俭大使进行交涉，使这位新大使有应接不暇之感。

到了1992年，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布什总统于1992年9月2日宣布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老布什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这是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的行动，但他在反华势力、亲台议员及通用动力公司老板的催促下，为了扭转大选中的颓势，企图多捞一些选票，并缓和同反华势力的矛盾，竟不顾中方的严重警告而出此下策，宣布要向台湾卖价值50亿美元的150架F-16战斗机。

芮效俭大使在北京听说布什要采取这一行动前，曾竭力表示反对，认为这无异于撕毁了《八一七公报》的协议。但他无力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只能以遗憾的心情准备接受中方的强烈抗议。

1992年9月3日，刘华秋副外长召见芮效俭，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提出中方要做出强烈反应的警告。布什政府接到芮效俭的报告后，只得采取修补措施，派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到北京就布什的行动进行解释，并提出了七项修补中美关系的措施，包括恢复两军交往和对话，颁发出售卫星许可证等。到1992年11月上旬，美国大选结果揭晓，民主党的克林顿将入主白宫。在此情况下，关于F-16战斗机的交涉只能告一段落。

芮效俭任驻华大使后遇到的第二次危机就是“银河”号事件。

1993年1月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上台初期，克林顿政府对中国实行“以压促变” 的高压政策。这个政策的重点有二：一是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企图迫使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做出政治让步；另一个是指控中国对外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政府内部成立了以助理国务卿洛德为主持人的各部门联席会议，专门负责人权和贸易问题。另外，还成立了以戈登·科勒为首的防扩散中心，其成员包括中央情报局、军方、国务院等部门人员，专门对付所谓中国对外扩散武器问题。

1993年7月，中央情报局获得情报，称中国货轮“银河”号将由大连港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船上装有可作为化学武器原料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美情报机关已得到上述物品的装船货单，可作为指控中国的证据。1993年7月23日，美方命其驻华大使芮效俭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指控。此时，“银河”号已驶至新加坡，美国在当地的情报站报告说，该船未在新加坡卸下化学品集装箱，相信化学品仍在船上。

1993年7月下旬，美国政府举行了高层会议，一致同意采取强硬措施。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后在小布什政府内任国务卿）命令美国海军对“银河” 号进行拦截。据此，从1993年8月1日开始，美国地中海舰队派出一艘军舰，以保持15海里的距离对“银河”号进行监视，包括用军用飞机在“银河”号货轮上空低空盘旋、侦察、拍照，也即进行不间断的近距离干扰。

1993年8月4日，外交部长助理秦华孙奉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中国政府已对美方的指控进行了彻底调查，经核实，美方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中方对美方的无端指责和干扰中国船只正常商业运输活动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1993年8月7日，秦华孙再次召见芮效俭，就美国干扰该船航行提出强烈抗议。

为了避免事态恶化，中方已指示“银河”号暂停航行。中方在驳斥美方指控时曾指出：“银河” 号是从天津港出发的定期货轮，其航线是：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迪拜、达曼、科威特，并非美方说的从大连出发，终点是伊朗的阿巴斯港。“银河”号主要货物是文具、五金、机械等，均为集装箱货柜，而伊朗的阿巴斯港并无集装箱码头。由此可见，美方的情报完全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美方仍一意孤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1993年8月10日向国会宣称：“美国决心检查那艘船只。”

1993年8月18日，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众议员代表团，芮效俭大使也在座。江主席直接向他说：“我亲自过问了此事，我肯定船上没有你们指控的化学品。” 芮效俭心里明白，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表态已经说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肯定有误，事态的发展将以美国的难堪而告终。他立即向华盛顿申述自己的看法，认为船上不会有化学武器原料，美方最好以低调了结此事。但中央情报局此时仍坚持己见，胡说中方的表态不可靠，因为美方有装船货单为证。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也都支持中央情报局的意见，同意与中方斗到底。于是美国政府又指示芮效俭向中方提出要求：必须制止该船驶往目的地，否则美方将对中国进行制裁。美方还提出要搜查该船。为向中方施压，美方还于1993年8月25日宣布，由于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M一11导弹，美方在两年内禁止向中国出口敏感的高级技术产品。实际上美方这一指控是克林顿总统上台前已经提出的，一直拿不出可靠证据，此时却突然宣布制裁中国，纯属进行恐吓，企图来个下马威，使中方在“银河”号问题上让步。

中方在与美方的霸道行径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从策略上考虑，同意在第三国与美方对“银河” 号进行联合检查，以便向世界舆论揭穿美国指控的虚伪性。

开始中方曾向“银河”号到达的海域近处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系，希望在其某个港口停泊，以便进行联合检查。1993年8月17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已同意提供此项方便，但1993年8月18 日突然改口，表示不愿介入中美纷争，拒绝让“银河”号入港。美方此时继续向中方施压，要求“银河” 号返回中国。这就表明，美方已感到心虚，最初是它提出的检查货物，这时它又向有关国家施压，不让它们让“银河”号入港，其不可告人的企图显然是躲避公开检查，让“银河”号返航，到时候中方如宣布货轮上未装载美方指控的化学物品，美方也可继续造谣，使中方背上黑锅。

经过中方努力，1993年8月底沙特阿拉伯政府同意允许“银河”号驶入达曼港，并愿由中、美、沙三方人员共同检查货物。当时中国政府同意检查时坚持一个条件：美方必须公布检查结果。

美方派中央情报局人员到沙特参与此事，在中国、沙特和美国三方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对船上782箱货物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全面检查，美方一无所获。1993年9月4日，美国国务院无奈地宣布，对中国船只的检查没有发现载有化学武器的证据。

美方耍了一个花招，它拖延到9月4日才同意公布结果，而这一天是星期六，经历一个“长周末”，在美国新闻已成了“旧闻”，可以大大减少美国外交上出丑的轰动性。美方在宣布时还加上一句活：美国曾掌握“可靠”消息，因此追踪和检查是必要的。

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银河” 号事件是美国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它给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国强烈要求美国方面公开道歉，赔偿中方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并采取措施消除其错误造成的恶劣影响。

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政府内部因此发生争吵。克里斯托弗、莱克和国防部长阿斯平都把怒火指向中央情报局和防扩散中心，而后者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又无中生有地说，中国货船已把化学品投入大海。这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为在大批美国军舰和飞机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下，中国货船怎么能把大量化学品投入海中而不被发现呢？

1993年9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上述谬论批判说：“‘银河’号事件真相已经大白的情况下，美国还在继续造谣，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这样做只能是欲盖弥彰。”

克林顿政府在对华关系的两个方面都遇到了麻烦：在人权与贸易挂钩问题上面临美国企业界的反对，政府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在防止武器扩散上，借“银河”号事件攻击中国的企图落空，政府内部出现争吵。美国的霸权行径和高压政策不但使中美关系不断下滑，而且在亚洲普遍不得人心，美国在外交上陷于被动和孤立的处境。在这种形势下，克林顿政府终于进行了一次政策评估，开始认识到，再一意孤行下去对美国自己是不利的，并决定进行政策调整。在“银河” 号问题上，克林顿接受了芮效俭大使早已提出的“低调处理”意见，派助理国务卿帮办汤姆森访华，向中方承认美方的情报有误，做了口头道歉，并表示美方今后乐于改善对华关系。汤姆森20世纪80年代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当时是洛德大使的主要助手（副馆长），后来调任驻阿富汗大使（长驻在巴基斯坦），过去同中国交往较多，一直主张加强中美关系。这时选中由他来缓和关系是一个用心良苦的选择：一是他同中方关系较好；二是地位不高不低，来华认错和道歉，不致引人注目，也不会引起媒体宣扬。接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于9月25日会见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表示克林顿总统愿扭转两国关系的下降趋势，对华采取“全面接触”政策，不但国务院和军方要恢复与中方有关对口单位的交往，而且克林顿本人将邀请江泽民主席出席当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将与江主席行单独会晤。1993年11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会晤，中美关系又有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开端”。

芮效俭任大使期间，中美之间遇到的第三大危机便是美国克林顿政府批准李登辉访美。

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宣布对华实行“全面接触”政策后，中美高层对话开始增加，到1993年11月中旬两国首脑在西雅图实现了正式会晤，两国关系开始好转。1994年11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印尼实现了第二次正式会晤。

中美关系有个令人不安的规律：每当关系有了转机时，反华势力便制造借口，设法加剧双方分歧，使关系倒转。这说明美国有些人抱着冷战思维不放，总想丑化、妖化中国。台湾当局也总是趁机推波助澜，把水搅浑；从中渔利。以分裂中国为己任的李登辉从1993年到1995年一直想以访问或过境美国的行动突破美台关系现状，他让亲信刘泰英（掌握台湾国民党党控企业的巨额资金）雇用美国卡西迪游说公司（原来每月付12.5万美元，此时又加付250万美元）在美国活动，为李登辉访美造势；同时又向康奈尔大学捐赠巨资，使校方邀他访美。当时美国国会几个委员会领导人发生变动，有利于共和党右派，其中有些亲台分子当上了委员会头目，形势变得对反华势力有利。1995年3月，参院外委会一致通过决议，支持台湾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同年5月，众院以390对零票、参院以97对1票，通过议案要求政府同意李登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克林顿政府开始拒绝国会的要求，但在国会决议压力下，克林顿总统步步后退，直至批准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康奈尔大学。连在人权问题上多次攻击中国的助理国务卿洛德都惊呼，“这将改变两党六任总统决定的对华政策”。

1995年5月22日，美方将此决定通知中方，立即引起中方强烈反对。李肇星副外长召见芮效俭，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1995年6月17日中国政府召回了驻美大使李道豫。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在东海进行了导弹发射和火炮演习。美国派遣两艘航空母舰驶至台湾以东海域，但未敢进入台湾海峡。

美国政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中美动用军事力量，一旦发生突然事件或意外冲突，局势将不可收拾。它向中方做了几项积极表态：今后将严格限制台湾领导人的类似访问；它将公开声明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它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这也就是报界所称的美国“新三不”政策。此后两国关系又逐步步上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