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观是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把个别杰出人物夸大为主宰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英雄是同人民群众相对应的历史观范畴，通常指杰出人物。有的场合也泛指对历史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如帝、王、将、相和思想家中的一些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都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

主观唯心主义者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和帝王将相的意志、品格、才能决定的，认为人民群众不过是消极、被动的“惰性物质”，是少数英雄人物的盲目追随者。英国的T.卡莱尔（1795—1881）认为﹕全世界的历史“实际上都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伟大人物的思想外在的、物质的结果”，“这些伟人的历史真正构成了全部世界历史的灵魂”。英雄史观在德国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基础，19世纪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些人把具有“批判的头脑”的个人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如鲍威尔.B.就说，“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就是“批判”。在他们那里，“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他们认为，只要少数杰出人物提出了更高的思想，历史马上就会改观。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德国产生了F.W.尼采的“超人”哲学。尼采认为“超人”是历史的主宰者，没有“超人”就没有历史，而人民群众则是“奴隶”和“畜群”，是“超人”用以实现其意志的工具。这种哲学后来成了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治的思想武器。

某些客观唯心主义者的历史观也带有英雄史观的色彩，G.W.F.黑格尔虽然认为，历史不是个人随心所欲的结果，而是由某种客观精神决定的，但他又认为伟大人物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他曾把拿破仑（1769—1821年）称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他认为这些伟大人物是为了满足世界精神对于发现自己、实现自己、返回自身的需求而创造历史的。他虽然看到没有人民群众，即“进行再生产的个人”，社会生活不能继续下去﹔但他又认为，群众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而伟大人物的优越性就在于他能知道和表述绝对意志，所有的人都集合在他的旗帜下，他就是人们的上帝。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但是他们所说的社会环境主要指政治和法律制度。这样，社会的发展仍然决定于少数具有思维理性的立法者，即开明君主一类的“伟大天才”人物。

英雄史观的产生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从认识根源看，英雄史观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停留于历史现象的表面，把活动在历史舞台前面的少数英雄人物的作用尤其是他们的意识的作用加以夸大并绝对化，而把默默无闻的广大人民群众及其历史活动置于视野之外。从社会历史根源看，英雄史观的产生同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大多数人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少数人从事政治统治、垄断精神文化生活有关。广大人民群众在私有制社会处于无权的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其积极性备受压抑，其历史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和社会应有的承认，而少数剥削阶级则掌握经济、政治权力，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似乎他们在为所欲为地主宰历史。这就为英雄史观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土壤。从阶级根源看，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于阶级偏见，不敢承认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而需要用英雄史观来为自己服务。这是英雄史观得以产生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同英雄史观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承认个别杰出人物的作用，而在于如何回答谁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力量。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和个别人物的关系，使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英雄史观仍然以新的形式不断出现，如存在主义主张少数领袖人物所体现的神秘化了的个人情感、意志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支配力量，认为“负责的个人是社会变化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