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雌”（yīng cí）是一个汉语词汇。

它在晚清开始流行时，寄寓着中国女性报国的责任。

标志人物：唐群英等女界代表。

1903年，《湖北学生界》：世世儒者，赞诵历史之人物，曰大丈夫，而不曰大女子；曰英雄，而不曰英雌。鼠目寸光，成败论人，实我历史之污点也。

柳亚子：“良妻贤母真龌龊，英雌女杰勤揣摩。”

受中外女杰榜样的感染，晚清具有壮烈情志的女子日益增多，由此使得以往用于女性的赞美词语大有相形见细、不敷应用之势。此时因而出现了一批新造用语，试图准确概括这些新女性形象。万昭平、秦浩之称许创立“对俄同志女会”的郑素伊等人为“女中大志士”，《云南》杂志编者之赞美只身赴日留学的女士孙清如为“巾帼而须眉者”，终不如高旭诗中喜用的“金闺国士”更精彩。“国士”乃国之精英，世上当得此称号的没有几人。女子而为国士，自是极高的赞誉。而高氏1905年作《游爱宕山》（其四）诗所寄怀的“金闺国士”，正是其未婚妻何昭。二人日后的结合，为柳亚子比作“罗兰、玛利”，并非毫无来由。

不过，无论是“女英雄”、“女志士”、“巾帼须眉”还是“金闺国士”，其构词方式，都是把关联女性的用语叠加在原本指涉男性的语汇上，意在指出乃其人虽为女性而有男子气概。与此同时，也有人为了突出女性的中心地位，将上述形式倒置，而成“英雄巾帼”一词，如马君武之“英雄巾帼古来难”、广东女士同怙之“英雄巾帼岂无人”均此例也。其说法仍不过是具有男子一般英雄气概的女性。此类用法，字面上不免互相矛盾，且终究脱不开男性语境的范围。为避免这一类的尴尬，其时己有人提出彻底解决的办法。《中国女权愤言》的作者便站在女性的立场，主张使用“英雌”一语。文章厉斥“扶阳抑阴”之说流行，而使女子成为男子的“寄生物”，也失去了独立的表述语面：

世世儒者，赞诵历史之人物，曰大丈夫，而不曰大女子；曰英雄，而不曰英雌。鼠目寸光，成败论人，实我历史之污点也。

作者为清洗历史污点，便自我创意，自署其名曰“楚北英雌”，以为女界表率。而这一更改，使女性由“女英雄”之类的修饰语变为中心词，并完全摆脱了与男性历来剪不断的语言直至潜意识的依附关系，方始画龙点睛地揭示出晚清女子独立自主的全新精神境界。柳亚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英雌”一语。所言“良妻贤母真龌龊，英雌女杰勤揣摩”，实乃其反对“贤母良妻”教育的男性中心立场，要求女子教育以培养女英女杰为宗旨的诸多论述的诗语表述。不过，这一次对男性中心的否定，一直贯彻到与女性相关的词语运用上。因而，其标举“英雌女杰”，便不只是对“贤母良妻”的语词贬抑，还将柳氏对女性一贯的尊重爱敬态度，准确、完满地映现出来。晚清少数先觉之士对于男女平等要求之强烈、思虑之深入，也在以“英雌”与“英雄”对举的语言改造层面上得到充分展示。尽管“英雌”这一新创词语日后并未流行，却无碍于其作为历史遗留物的价值存在。

杨联芬认为，晚清英雌的生成，是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流。也就是说，“英雌”形象的建构中，既有她们追寻自我价值、争取自我权益的努力，也有特定历史环境下民族国家话语的感召。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地位并不对等，“英雌”们能量的增长和权利的诉求，需要绝对服从于救亡图存的大业。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英雌”们大多服膺这种安排，二者并无大的冲突。如蒋智由悼念吴孟班：“女权撒手心犹热，一样销魂是国殇”，刘韵琴吊怀秋瑾：“女权未许庸奴占，种界空嗟异类团”，都可以看出女权追求对国家命运的自觉依附。

而在革命之后，救亡的任务已经完成，昔日的启蒙者摇身一变为国家权力的占有者，那种尚武的、不守规矩的、反抗既定秩序的“英雌”便不再受欢迎。一如“楚北英雌”实为女学生，沈佩贞成名之前也曾在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就读，晚清众多的女子革命团体，女学生亦充当了主要力量。考察清末民初的“英雌”话语，可以说，女学堂是其诞生的温床，女学生则是“英雌”出世前的主要身份。因此，分析“英雌”的现实处境，追根溯源，也须从女子教育的宗旨谈起。

清季各路人士竞言兴女学，所持宗旨也大不相同。约略言之，学务官员和一般社会舆论大多主张由日本传入的贤母良妻主义，而激进的革命者将女学生视为后备力量，平日即注意培养其反清意识，灌输尚武思想，意在使今日学堂“文小姐”成为它日战场“武将军”，蒋智由1902年在务本女学的开校式上，即认为“今开学堂，则将使女子为英雄豪杰之女子”，而柳亚子1909年更是宣言：“良妻贤母真龌龊，英雌女杰勤揣摩。”这种与贤母良妻思想截然相反的女豪杰主义，直接刺激了辛亥前后女学生的革命、参政热情，且与晚清小说中对英雌的描画息息相关。

但在革命成功之后，女学生们对国事的热情与贡献很快即被怀疑、消解，《民立报》评论此前上海的众多从军女士，认为“月糜无数金钱，于国事终无一补”，作者的结论是“女子从军，有百害而无一利”。此种批评，较此前的热望，已相去万里。

曾有男学生以“经”与“权”的关系来论述女性在平日与革命中的表现，认为“季清之世，提倡女学，亦明定宗旨，以养成良母贤妻为要义，何尝教女子以从军乎”，女子仗义从戎，只是“权也，暂也”，民国成立，自当重归旧职：

幸生承平无事之时，其操井臼，事翁姑，理家务，作阃范，自当绍太姒之休风，传孟母之衣钵，又乌能舍妇德妇工而专事枪林弹雨间乎？

这篇小学生的习作，显示了男性启蒙者在“英雌”问题上强烈的功利性，且颇能代表民初社会对于女学生的普遍心理。《教育周报》亦有文称：“使女子欲为军人者，吾非所望于今日之女子也”，“使女子尽为侠客者，吾亦非所望于今日之女子也。吾之所望者，即数千年相传之妇德”。其用意乃在劝导她们重回学校与家庭，做贤母良妻或为国家培养贤母良妻。

民初的女子教育，经过1912年昙花一现的参政热潮之后，很快平静下来。辛亥前混乱驳杂而颇具生气的女学思潮，此时已经变得明了、划一，保留下来的是工具性十足的、充满男权色彩的“贤母良妻”主义。新女性的角色安排，已难见到“英雌”之身影。对女子的评判标准，很大程度又复归于传统道德。这时再返观晚清时的“英雌”，已经多有变形；现实中要求参政的女性，已几近众矢之的。沈佩贞、唐群英诸人，自然被目为德行有亏，而挽救之法，唯有重回校园，积累学识，砥砺女德，如1913年《大公报》之议论：

女子乎！苟欲言女权，请先修女德，女德而不张也，女权适足以亡国。吾非仅谓唐（唐群英）沈（沈佩贞）诸人之女德有缺，吾特恐继唐沈之芳躅，而继起以滥用女权者，尚复大有人也。所谓女德者，无他，请以简单出之，盖亦德言容工而已。如欲得其详，请返而从事女学。女学者，为女权之根本问题也。苟能孳孳于女学，而勿急急于女权，是非惟女界前途之大计，盖亦中国今日之幸福。

晚清英雌们的初衷，是想以女学为起点，通过参与国家事务扩大活动空间，并以其对国家的贡献来换取女权。然而在辛亥革命短暂的光荣之后，她们从军和参政的经历都不被认可，在舆论和文学中都遭遇讥嘲。她们的角色，最终还是被安放到女学堂——这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综上所述，可知“英雌”话语是在晚清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下生成的，“英雌”的主要表现是革命与参政。这一词语的感情色彩与革命、女学、女权诸种社会思潮联系密切，在清末民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种演变，大体可以辛亥为界：革命之前，英雌为革命启蒙者期盼和鼓舞；进入民国之后，则多被舆论嘲弄和唾弃，并在文学作品中全面沦陷。沈佩贞的遭遇，生动地体现了这一转变。她的歧途与困境，背后正是众多新女性在“贤母良妻”的性别定位下由家庭人、学校人走向社会人的惶惑和对男性由依附走向独立的难局。而从现代社会与文学叙事的走向看，女性与国族话语、男权意识、传统道德、商业文化的紧张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