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生于天津。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声誉卓著的美术史家、古籍版本专家、西方美术史学史的翻译家，艺术通感研究中心主任。倡导“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从20世纪80年代起，为中国建立美术史学科做出杰出贡献。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备受同行尊敬。

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1979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1982年至今，任职于中国美术学院。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领域：

一、美术史领域

从20世纪80年代起，系统翻译西方美术史经典，介绍美术史研究的各种理论、方法。包括完整地翻译和组织翻译贡布里希的全部著作（1989-2016），主编《美术译丛》（1983-1989）、《新美术》，主编“学院丛书”（1996-2001），至编撰《美术史的形状》（2003）时，已完成将美术史学科的面貌完整地呈现给中国同行的宏愿。从此倡导“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的观念，对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做出业内公认的贡献。

从90年代后期开始迄今，一方面继续与各大出版社合作出版西方美术史经典译丛，另一方面专心推进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出版《图像与观念》（1993）、《附庸风雅和艺术欣赏》（2009）、《中华竹韵》（2011）等专著，主编以收录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献为主的“艺苑珠尘”丛书（2000），和曹意强共同主编具有影响力的《美术史与观念史》学刊（2003-）。

二、古籍版本学、文献学和美术史交叉领域

编《柳如是集》（2002），辑录出版《柳如是事辑》（2002），出版《藏书铭印记》（2002），发表《铜活字套印本〈御制数理精蕴〉》（1999）、《清代活字套印本书录》（2003）、《套印本和闵刻本及其〈会真图〉》（2005）、《“借书还书”与抄书》（2003）、《高罗佩的版画秘藏》（2008）、《从艺术的观念看书籍史》（2021）等文。

三、哲学与美术史交叉领域

翻译出版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1996）、《走向进化的知识论》（2001），选编波普尔文集《开放的宇宙》（1999）。后又主编“波普尔哲学著作集”丛书（2003-2008），完成了对波普尔全部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

范景中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可能比较早。原因很简单，他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后来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条件画画了。那时候出身不好，在各方面都轮不上，走上一条至少能够自娱自乐的路，就这样开始在书本中寻找乐趣。

初中一年级，范景中喜欢填词，对“词乐”感兴趣，主动读书从这时就开始了。那时主要读夏承焘先生的著作，还给他写过信。他在民国年间发表过关于“词乐”的论文，范景中当时读不到，就建议他结集出版，这已经是1965年的事情了。那时候形势并不好，他回信说自己血压高，医生嘱咐说不要多费脑筋。我那时年纪小，还不懂得老先生们面临的压力，“文革”以后才明白那信多么不合时宜。记得在1965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上，我曾读到夏承焘先生的《诗余论》，“诗余”就是“词”，这个称呼已经对“词”透露出批评的意味，“文革”以后才明白个中意味。

《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影响终生

初中时主动读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父亲上学时用过的苏联课本，一直在家里保存着，范景中读来倒是非常认真。上中学时，自己想学习和钻研的是诗词，另外一个爱好就是读哲学。

到了1978年上大学，经历了抄家、上山下乡。其间，范景中在农村的最大收获，就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是杨成凯，现在在社会科学院语言所。他俩认识很早，早在上中学时就因为共同的诗词、版本学爱好结识了。“文革”来了，这些爱好都变得不合时宜，彼此的来往便转向别的话题。杨成凯是一个数学天才，范景中下乡以后，用通信方式跟他学习数学。这个收获，不只是一般的解题收获，而是从数学思想上得到的很大收获。这对范景中的影响相当大，跟他后来的读书经历也有很大关系。

范景中下乡的地方，有一个很特殊的优势，天津最好的中学的学生都下在那里。很多人都带着好书，大家互相借阅。他也把抄家时保存下来的书带在身边。《莎士比亚全集》《古希腊悲剧》等，都是在农村读完的。劳动之余，煤油灯下，我也画过《巴黎圣母院》。他们还经常谈威尼斯的事情，一起做数学题，甚至还对局势发表一些“谬论”。对这些东西，还是很向往，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梦想。

1975年前后，范景中读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这本书可以说影响他终生。通过这本书，范景中把以前学过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优缺点，看得很清楚了。

在江南，找到了贡布里希

进入大学以后，范景中在北师大哲学系基本没有上课，哲学书却没少读，读得也比较偏。那时他在读塔尔斯基，波兰一个数理逻辑学家。1963年，商务印书馆就出过塔尔斯基的《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读大学时，他一边读他的书，一边做数理逻辑的习题。另外一个是波普尔的书，他的“三个实践”理论刚介绍进来。在那之前，实际上，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60年代出过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著作选读”，其中有波普尔关于“人性论”的观点，那是第一次接触波普尔。70年代后期，他的“三个实践”理论通过《哲学研究》杂志被介绍进来，范景中才开始大量读他的书

大学时间很短，读了一年就考研究生到了浙江美院。原因很简单，北京诱惑太多。那时西方电影开始在大学里上演，像《根》这样的，觉得安不下心来读书。以前读诗词，对江南的画意一直很向往，再加上下乡在内蒙，在塞北已经生活了八年，于是想去南方的新天地。

去了浙江美院，范景中在读书上遇到了困惑。一个终生要从事的工作，和过去仅凭兴趣的读书，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同的。他的老师卢鸿基说，艺术的学习主要靠自己。范景中于是开始摸索一套读美术史的方法，根据要追溯到初中读夏承焘先生时的目录索引法了，读他的著作，同时研究他都读些什么，范景中很自觉地进入一个版本目录学的读书领域。那时，没有人告诉你美术史该怎么读，该读些什么。循着《牛津艺术指南》这样的工具书，从附录中寻找重合频率最高的书来读。就这样找到了贡布里希，我日后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读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一个新的天地打开了。这跟以前看的美术史截然不同。范景中找到杨成凯，游说他合译《艺术故事》。这是范景中美术史工作的起点。范景中心里想着中国美术史，可是从外国美术史入手，想做一个迂回的尝试。后来的读书，范景中主要是读波普尔和贡布里希，他们也是我的工作。

钱锺书和陈寅恪的“琐碎”

毕竟是学诗词出身，范景中对中国的旧学一直念念不忘。上世纪80年代以后，范景中主要读两个人，一个钱锺书，一个陈寅恪。这两个人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非常大。钱锺书的《管锥编》一出版，范景中就开始读了。之前他在50年代的《文学研究》上读过他的《论通感》，还读过他的《宋代诗人小传》，这实际上是他在《宋诗选》中给每个诗人写的小传。读钱锺书的文章，我觉得非常愉快

此外，就是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读完这本书之后，范景中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不能再写文章了。觉得自己功力、学力都不够了，没有资格再写东西。之后，他很少写文章，基本上不敢写书。陈寅恪先生写这书的时候已经目盲了，他引用的文献，能否给出更好的版本？从这个问题入手，范景中开始陆续为《柳如是别传》做一个补充性附录的工作。后来，他跟我夫人出的两本书，《柳如是集》和《柳如是事辑》，就是这个工作的结果。

有人批评钱锺书太“琐碎”，钱锺书也曾批评陈寅恪“琐碎”。很有意思，这俩人都得到了“琐碎”的评价。范景中却不这样看。范景中读钱锺书，他的书确实非常琐碎，可是一旦站开一个距离，会发现这些琐碎的东西组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宇宙。范景中并不认为钱锺书的理论水平多么深刻、多么高明，但他在用他琐碎的知识建立一个新的知识结构上，我觉得了不起。读陈寅恪是另一番趣味，当他把无数琐碎的东西组织在一个历史的长卷中时，这些琐碎仍然有它熠熠耀彩的光芒。可是现在的学者欠缺的，恰恰就是琐碎。这让我产生一个奇异的感觉，如今论道著作不少，论学著作太少。所差的不是理论，而是真正的学问。

读书人要给自己打“警惕针”

范景中写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读了钱锺书的《论通感》还觉得不过瘾，可以读一下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你会发现，贡布里希三言两语把通感说得非常深刻；可是钱锺书在《论通感》中谈到的通感现象，给人的艺术感受的给养，也是别人书中得不到的。所以，读书经常需要克服自己身上过激、偏颇的见解，还有知识上的盲点，这是读书人需要给自己打的“警惕针”

一方面做着西方美术史工作，另一方面读钱锺书和陈寅恪，还有线装古籍，也是范景中长年不离的。实际上我读书非常杂，但主线就是这三条，像《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自己读了不会少于15遍。我经常告诫自己，在学术上不要赶时髦，读书也如此。

有一个人的书，范景中是不读的，就是海德格尔。他说他读不懂，觉得晦涩。其他人的著作，也有许多留下一些印象。有一本书，是两位年轻人写的，克里斯和库尔茨的《艺术家的传奇》。这是研究艺术家绕不开的一本书，论述得又非常广阔。最近，广州美院的邵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翻译出来，作者是美国的克里斯特勒，20世纪研究文艺复兴的大师。这本书翻译难度非常大，邵宏给出了一个完整译本，对于国人认识文艺复兴有非常大的帮助。

与其写书，不如译书

在西方美术史领域，很多重要著作尚未翻译进来。中国美术史相对其他学科，确实比较滞后，但近年来也发生着一些变化，特别是2000年以后。比如对于文人画的研究，广州美院的黄专和深圳画院的严善金享写过一本书，《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把文人画研究的视野、角度给出一些崭新的看法。前两年，中国美院一位博士万木春研究晚明文人李日华，他的博士论文《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水平相当高，这本书也已出版。还有我的博士生董捷，他的博士论文《湖州版画的批评研究》，不论理论还是方法，都是中国版画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进展，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与西方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被介绍到内地有关系。读完陈寅恪之后，范景中对自己有一个评价，与其写书，不如译书，读者可能更能受益。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太残缺不全，最好的读书年华都被历史风尘淹没。也因此，范景中对书籍一直抱着感恩的态度。

范景中最近还想重读《微积分概念史》，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翻译的，它教会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事物的连续和分离这对矛盾。当范景中用分离的语言概念来捕捉连续的绘画时，会遇上很多问题，考虑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微积分概念史》。数学对他的美术史研究影响很大，但只是一个方面。范景中还经常思考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他认为是人对于艺术的感受力，而这是从诗词和中国山水画来的

个人感受

一想到这30年，范景中最大的感受是学术氛围越来越自由，正因为有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安心读书，研究点学问。展望未来，大概30年以后，人们可能有希望继续出现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师。如果说到遗憾，陈寅恪在国外呆了10年左右，他从不为学位读书，而是为学问、知识去读书，用西方人的话来说，他是为黄金般的智慧去读书，现在人们读越来越功利，这恐怕是想起来让人遗憾的事情。

出版的论著有：《法国象征主义画家摩罗》《古希腊雕刻》《图像与观念》《柳如是集》《柳如是事辑》《美术史的形状》《藏书铭印记》等。

主要译著有：《艺术的故事》《艺术与错觉》《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波普尔论文集》《艺术与科学》《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论文集》《希腊艺术手册》《图像与眼睛》《走向进化的知识论》《贡布里希论设计》等。

主编丛书有：《艺苑珠尘丛书》《学院丛书》《学术史丛书》《艺术世界丛书》。

课题研究方面，范景中教授承担了教育部艺术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雕版艺术史》（项目负责人），并且承担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题《艺术史基本理论》，以及广州白马广告公司资助课题《西方美术史学史》。范景中教授多次参加国际学术活动。1996年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应邀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

发表论文：《比较美术和美术比较》《研究和方法论》《谢赫的骨法论》等。

范景中教授目前指导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发表论文3篇以上，并且有的还有著作出版。

主讲的研究生课程有：中国版画史、中国书法理论史、中国绘画史的基本概念、西方美术史的基本概念，等等。曾经给硕、博研究生作的专题讲座有：“Vasari 的《名人传》”、“艺术史与人文科学”、“评《历代名画记》”、“古籍版本鉴定”、“Gombrich 的《木马沉思录：论艺术形式的根源》”以及“Plato的‘理念’与艺术理论”。

范景中教授的译著《艺术发展史》，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银奖、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译著《艺术的故事》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曾获潘天寿美术理论贡献奖、英国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院伊拉斯莫斯研究基金奖，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著作《中华竹韵》，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艺术学”著作二等奖，2015年

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2009年

论文《书籍之为艺术——赵孟頫的藏书与〈汲黯传〉》，文化部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

“中国美术史教学科研一体化模式的实践”，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1/5，2009年

译著《艺术发展史》，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999年

译著《艺术发展史》，国家新闻出版署银奖，1998年

英国瓦尔堡研究院伊拉斯莫斯研究基金奖，1994年

潘天寿美术理论贡献奖，1993年

范景中教授

范景中，1979年理论教研室的第一届研究生。史论系与中国美术学院一同经历了风雨历程，在“文革”之后史论工作开始逐步走上正轨，当时并不叫史论系，而是理论教研室，于1979年起，理论教研室开始招收史论研究生，注重史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接班人问题。首届研究生的导师，中国美术史为史岩、王伯敏；外国美术史为钱景长、严摩罕；美术理论为卢鸿基。当时录取的5名研究生中范景中为美术理论方向卢鸿基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为理论教研室增添了有生力量。

在八十年代下半期至九十年代上半期，史论系的学术研究逐渐偏向人文学科方面，同时关注了方法论问题，不再是以往的单纯分析艺术品，具备了更广阔的视野，将艺术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把艺术放在文化史、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等背景中进行考察。同时，1984年底范景中接任主编的《美术译丛》及1986年的《新美术》成为史论系的学术阵地，一度在国内影响最大。

自1984年以来，范景中陆续地在《美术译丛》上向国内的美术史学者介绍了国外同行的一些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尤其是对瓦尔堡学派的系统介绍，使国内学者耳目一新。与此同时，他也有针对性地选刊一些文章，及时地纠正那些急于求成者的误解。

“机遇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范景中教授从小就对美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在小学时就不得不放弃了他对美术的热爱。但是范老师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知识的渴望，整天泡在图书馆和书店里看书。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后，范景中教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但是因为对文学的喜爱，加上一份对美术割舍不掉的情结，他又在1979年考入了浙江美术学院攻读艺术理论。范景中教授多年热爱美术的梦想就在此时得到了实现。

当问到范景中教授怎么看待他现在取得的成就时，范老师非常谦虚地告诉我们：“机遇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我读书只是在‘读书无用’的年月中排遣有涯的人生。如果说有成就，那只是别人的幻觉。我觉得读书是一种幸运，又逢上了机遇，不至于有衣食之忧。这比起那些聪明有才华而没有机遇的人来，确实是运气。希望年轻人多努力，机遇到来时，就能够抓住它。”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范景中教授有着相同命运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天资聪颖者，但是因为范景中教授有着对学习的执著和不懈的追求，这使得他能够抓住机遇，在高考制度恢复后圆上自己上学的梦。虽然范老师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神情非常轻松，但是我们看得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论是心理方面还是精神方面，他都经受了我们所无法想象的痛苦和磨砺。

“教师素质决定教学的质量”

“一个好的教师能够带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反之，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也能够磨灭一个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的路子应该正，只有教师的路子正了，学生才能往正确的方向努力。”

范景中教授一直认为，“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好的教师能够带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反之，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也能够磨灭一个学生的学习兴趣。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应该是亦师亦友，亦师亦生。”他说，老师要正确地引导学生学习的方向。虽然，现在教师的整体素质越来越高，但是由于某些方法的不得当还是使得一部分同学对学习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范景中教授认为，教师的路子应该正，只有教师的路子正了，学生才能往正确的方向努力。当记者问道：“那如果遇到了不怎么样的老师应该怎么做呢？”范老师回答说：“其实有时候自学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式，虽然没有了老师在旁指导，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答问题印象会非常深刻，效果也会很好。”范老师在谈起他的学生时，脸上便洋溢出自豪的表情。他认为，在许多方面，他的学生可以称得上是他的老师，他说，他在教授学生的同时也能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新的知识。

新的工作蓝图 新的努力方向

“一个国家的美术教育史非常重要，它对社会的形象、建筑、广告以及国民的穿着打扮都有一定的作用，对于提高国民的内在素养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力。所以，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生打好基础，提高学生的整体美术素养。”

范景中教授谈到了现在教育体制中还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认为现在文科的发展速度不但没有理工科的快，反而有停滞的趋势。主要表现在语言的衰落上。这并不是讲我们的说话在退步，而是我们的外语水平、中文写作水平在退步。现在外语课程的教学已经将语言与文学划分开，只是单纯地教授语法和词组，没有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范景中教授认为，学习外语也要学习外国的文化，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文学水平的退步在文言文与文学作品上体现了出来。当我们问到范老师对今后的教学有什么新的设想时，范老师笑了笑说：“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目前正在联系人文学院，希望在人文学院开课程，带博士生，为学校培养一些美术史方面的人才。

其次，通过我们这些老师，特别是年轻老师的共同努力，提高我们学校的美术教育水平。我很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美术教育史的研究和教学非常重要，这门学科对社会的形象，例如周围的建筑、广告以及人们的穿着打扮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提高国民的内在素养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力。我们现在还停留在表面学习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打好基础，提高学生整体的美术素养。”据了解，范景中教授现在已经在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请一些在美术界非常有权威的名家走进校园，为全校师生作综合素质方面的讲座，届时，他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走进这些名家课堂，感受美术的熏陶。

对于国内美术史研究的现状：范景中说，我们的第一个缺陷是对原作关注太少，美术史毕竟是研究作品的，如果对研究对象不关心，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

在欧洲，经常会在博物馆、教堂、宫殿看到老师领着幼儿园的小孩去参观，他们从小就受到美术教育，有一个很好的视觉感受环境，在不知不觉中鉴赏的眼光就训练出来了。而由于我们从小缺少这种条件，使得我们的公众丧失了艺术的敏感，现在很多城市建筑乱七八糟，而公众都可以容忍，就是这个原因。

另外，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很快，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也走得很快，我们在学到好东西的同时，也学到一些糟糕的东西。二战以后，西方人文学科的地位下降，直接表现在人文学科上投资下降。研究人员要通过申请项目来获得资金，学术研究丧失了高贵性。这是很不利于人文学科发展的。

谈到美术馆教育的缺失问题：范景中说，中国博物馆教育的作用，现在已经开始在发挥了。像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黄宾虹画展，这是好事情，实际上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在改变我们，因为我们看了之后，知道了我们看不懂。如果有人想理解文人画，那么他自己就会想办法获知答案，他可能会去看一些书，也会去听一些专家学者的讲座。我写了一篇文章《附庸风雅与艺术欣赏》，就是想回答这个问题。例如说我听古典音乐听不懂了，我只好请教音乐专家。听了专家的见解，可能我觉得不以为然，也可能在某些观点上受到启发。这样一来，我的眼光、感受就会慢慢发生变化。一开始可能是不懂装懂，听专家的，慢慢就会有自己的感觉了

他认为，艺术欣赏只能从附庸风雅开始，因为艺术欣赏不仅是生物性的感官反应，也是一种社会性的感官反应。如果一个人进了博物馆，却以一种拒斥的眼光来看待艺术品，那么吃亏的将是他自己，因为他进了等于白进，丧失了学习的机会。他为什么不问一问，自己看不懂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只因为觉得看不懂，就转身从博物馆里出来，这就完全断裂了自己和博物馆的联系。

天乐。我最佩服的是那种吃苦而不诉苦的人。”

在1989年时，范景中教授被检查出患有癌症。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范老师并没有痛苦绝望，而是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挑战病魔。那时候，他甚至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范景中教授非常喜欢音乐，他曾用莫扎特与贝多芬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态。他说：天乐。他们的生活都不幸，但不像某些哲学家那样，自己不幸还要让别人一起来感受。我最佩服的是那种吃苦而不诉苦的人。”

许多同学现在一直在考虑学什么才能有出路，才能找到工作，所以很多冷门的职业越来越少有人去涉足。但是范景中教授却认为，“其实学什么都能够找到工作，关键是你学得怎么样。”他说，天分好的人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勤奋的人一定能够成功。

世上有两种人最可怕：一种是年轻人，因为他有时间，有精力，潜力无穷；一种是有天分，但又非常勤奋的人。只有天分不可怕，因为大部分有天分的人都会依仗自己的天分偷懒，如果一个人既有天分，又勤奋，那他的前程是无限量的。“我常用的一句古训是：是日已过，命亦随减，但念无常，慎勿放逸。时间宝贵，抓紧时间，努力学习。”这是范老师对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提出的希望。

范景中说，兴趣是我研究的动力，他的研究领域是随着兴趣的转移而变化的。我一直很想写一本书的历史，可以说我从小就是在书店里长大的，我常说我的大学就是在书店里读的，上大学时我没上课，经常到书店逛。所以，写书的历史也是向书表达我感恩的心情。

我会从雕版书的起源开始写，从唐代开始，当然也会交代雕版书出现之前的抄本书。具体到内容，我会从目录学、版本学、美术史、书法史、绘画史、出版史、印刷技术史等方面，来写书的历史。

范景中作品

基本信息

书籍名称：《附庸风雅和艺术欣赏》

作　者： 范景中 著

出 版 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9-1

字　数： 100000

版　次： 1

页　数： 197

印刷时间： 2009-9-1

开　本： 16开

印　次： 1

纸　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810838887

包　装： 平装

所属分类： 图书 ＞＞艺术 ＞＞艺术理论

定价：￥30.00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出生于一九○九年三月三十日，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他是艺术史，艺术心理学和艺术哲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他有许多世界闻名的著作，其中《艺术的故事》从1950年出版以来，已经卖出400万册。本书收录了论述贡布里希及其著作的数篇论文。

序言

贡布里希与中国文化

人文科学的危机与艺术史的前景

贡布里希对黑格尔主义批判的意义

附庸风雅和艺术欣赏

书籍之为艺术：赵孟頫的藏书与《汲黯传》

附录

范景中

悼念恩斯特·贡布里希教授

迈克尔·波德罗

追悼恩斯特·贡布里希爵士

E.H.贡布里希

周年纪念的历史

范景中著作

这位以译介西方美术史专著著称的学者，看起来一身中国旧式文人的儒雅谦和之气，作为一位贯通中西的学者，他创作旧体诗，用古文写作，自称最喜欢中国文人画。

在今天的中国美术界，范景中几乎已被视为中国的贡布里希。八十年代一部分中青年艺术史家从《美术译丛》那里开始意识到“方法”问题的重要，并试图迅速地找到一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先进方法时，范景中就请杨思梁尽快地将贡布里希的《艺术与人文科学交汇》一文翻译过来，刊登在1986年的第二期《美术译丛》上。

结果，一些细心的读者大失所望：“瓦尔堡研究院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它某些特定研究方法，而是它意识到了文明的整体性。”这位瓦尔堡学院的前任院长还告诉我们，瓦尔堡学派的一些艺术史家是如何从对古典艺术意义的阐释而转向了对阿拉伯占星术、东西方交通史、中世纪科学等学科的研究。事实上，只要我们细心地读一下范景中编译的《艺术与人文科学》就会发现，贡布里希是如何机智地运用他那丰富的知识来解决各种不同的艺术问题，正如贡布里希在中译文前言所说的那样：“方法只不过是工具，应该随着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作相应的变换。”

范景中在《贡布里希传略》中曾称呼贡布里希为“古典学者”，但是这一称呼用在范景中教授本人身上也再合适不过。拿贡氏的著作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解读这位伟大学者的思想，许多人由于自己对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常识”缺乏足够的了解，也只能止于门外。范景中的知识量之大可以从1984年来的《美术译丛》《新美术》及他主持编译的贡氏文集窥之一般。

范景中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美术史、美术史学史、中西美术交流史，以及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工作，着重于把美术史的研究与人文科学研究相结合，成果丰硕，影响巨大。其有关美术史、美术史学史方面的研究，在国内独具特色。范景中在接受采访中说到：《美术史的形状》这套书主要是想通过从瓦萨里以来这些艺术史的大家来勾勒艺术史的整个面貌。反过来我们可以反思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实际上，我的目标指向是中国美术史的，但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我希望年轻一代能把这个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我觉得这也是我报答我的老师完成老师遗愿的方式。我就觉得对于学术史而言，个人的写作是微不足道的，微不足道主要是因为我个人能力不行，所以我就想，与其自己写书不如自己译一本书，《艺术的故事》翻译完成之后，天津那版就可以看到后面有长长的注释。这个书放在天津迟迟不能出版，我自己没事就给它写个详细的注释吧。现在看来此书之后的注释甚至比书本身更重要，其中所含的信息量更大。

范景中不仅对西方文化有着相当精深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化，尤其是文论和美术史，他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见解常常能引导学者们去发现新的问题。范景中常说他的大学是在旧书店上的。1970年代末在北师大读书时，能免修的课程老师都让他免修了，大量的时间他都泡在琉璃厂的旧书店。也许正是这样练就了他对版本学的独到研究。在范景中一万多册藏书中，有不少异常珍贵的版本，他重视的是那些书。范景中的家就在西湖边上，他经常坐在湖岸看对面，一下雨，西湖就像一幅变化着的水墨手卷，一段一段打开，读着书，看看自然的美景，“我的心情一直保持在非常平静的状态，跟自然的熏陶有关系。我最喜欢传统山水画，有时候想起这一点我就会心存感恩，上苍让我学了艺术，我的动力还是从艺术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