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渡天主堂是上海尚存较老的天主教堂之一，位于董家渡路和万裕街的交汇处。 董家渡天主堂兴建于公元1847年，它的外观造型属西班牙风格，建筑风格则归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式。

1844年中法《黄浦条约》签定后，西方教会利用政府对老天主堂的赔地（一为小南门外大悲阁，二为老北门外张家祠堂，三为大南门外教会墓地）。于道光27年（1847年）二月在董家渡建造教堂。同年11月21日罗伯济主教主持了奠基礼。咸丰三年（1853年）落成，同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主历四月四日）正式开堂。该堂奉圣方济各沙勿略为主保，故定名为圣方济各沙勿略堂。这是中国第一座可容纳2000余人的大型教堂，其规模之大，为当时全国之首。董家渡天主堂又是上海教区第一座主教座堂，座圣堂由范廷佐辅理修士设计的，仿照罗马耶稣会总会的圣依纳爵大堂建造，期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工程建造长达6之久。

董家渡天主堂教堂正立面为三段式。下段以四对爱奥尼克式柱划成三间──使大门开有三个入口。进门旁的双柱当间有砖砌的中国式对联，外端的两对立柱间则塑有神龛；中段墙面正中嵌入一只圆形大时钟，其上两端各耸立一座钟楼，楼内铜钟据说是一个半世纪前的原物；上段山墙做成具有典型巴洛克气质的卷涡式样，中央辟出一额，直书“天主堂”三个大字；顶上竖起铁十字架，长近四米，据说有一吨来重。大堂内部采拱顶而非穹顶，辅之以青绿藻井图案构成天花；堂内粗壮的立柱测算来约有四米周长，其中一柱内还有楼梯可上唱经楼。唱经楼是位于进门上的一道夹层，这里遥对远处的祭坛，侧望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堂内墙面高处的精美浮雕。作为中西合璧的具体体现，这些浮雕表现了十分中国化的莲、鹤、葫芦、宝剑、双钱等内容。在建造期间，当时发生了瘟疫疾病，传教士把部分资金分施给急需的人，解了眉然之急。最后取消了上层一排的玻璃和中央圆顶。在原来式样的三分之二高度处封顶了。缩小和简化了钟楼，并形成圣堂内几个硕大的柱子，形成室内2.5米×2.5米的柱子，它们的周长约有十米左右，其中一柱子内建有旋转梯子抵达唱经楼。大堂顶部是拱形吊顶，能起共鸣作用。教堂的钟楼内有大小四口与教堂同年龄的铜钟，祈祷鸣钟时，方圆几公里都能听见。圣堂顶上的铁十字架长逾四米，重达一吨。

董家渡天主堂圣堂正面为巴洛克式风格。室内更多地采用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平面呈长十字形，中央主廊较多，两测较低为三廊型巴西利卡式，极为宽敞。同时室内装饰也添加了中国文化的风韵。室内浮雕呈现中华民族图案，如莲花、仙鹤、双钱、地坪铺大方砖，为早期天主堂延袭中国装饰习俗品范例，体现当时东西文化在建筑上的交融。

公元1557年，当时作为东印度耶稣会布道团观察员的范礼安曾给东方的传教事业制定了开拓性的新方向──即“文化顺应”政策：他要求到中国的传教士首先中国化。范礼安本人未到中国，但他的思路却被证明有预见性，而且最终产生了效果──他的追随者罗明坚和利玛窦，尤其是后者很起作用。他不仅进入了中国，而且还到了当时明朝的两个首都。他在北京住了10年，致力于向朝廷的官员们宣讲天主教教义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并且成功地为相当范围的士大夫群落所接受──徐光启就受洗于他。他比起另一个注定也要在西方在华传教史上留下一笔的传教士幸运得多──那就是与董家渡天主堂有关的第一位旅华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董家渡天主堂最初的名字就以他命名──圣方济各﹒沙勿略堂。方济各﹒沙勿略于公元1551年前来中国，由于无法进入广东，而困于现今台山县的上川岛达 4个月，最后死在那里。

咸丰元年（1851年）在董家渡主教公署曾举行被称作董家渡主教会议的中国东部地区主教会议。太平天国时期，不少以沙船为生的教友迁至董家渡。民国二十六年教友达到一千七百余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圣堂内宗教活动正常进行。迨至“文革”期间，宗教活动曾一度被迫停止，圣堂被工厂当作仓库所占有，圣堂内的建筑均被损坏，主教墓被挖出。1978年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80年初向南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递交了“要求归还董家渡教堂”的提案。1981年12月归还大堂西测二楼用房100平方米，当时修缮用作“小圣堂”。1982年在“小圣堂”内恢复正常的信仰生活，由马耀祖神父主持弥撒圣祭。1983年12月又归还大堂的部分及教堂西测底楼用房，圣诞节在即因陋就简，在大堂搭建临时祭台，由李思德主教主持复堂大礼弥撒。1984年，恢复了大堂的大部分。2000年5月1日，大堂及大堂西测用房全部归还，修缮一新，同年9月17日由金鲁贤主教主持复堂大礼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