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生，上海人。1956年进入人民出版社，1979年任《读书》编辑部副主任，1986年担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1987年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3年回北京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4年创办《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创办“韬奋图书中心”，2014年创办“活字文化”。

董秀玉，女，1941年生，上海人。1956年进入人民出版社，1979年任《读书》编辑部副主任，1986年担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1987年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3年回北京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4年创办《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创办“韬奋图书中心”。在2002年退休前，与同仁一起续写了新三联的辉煌。

1956年考入人民出版社，任校对；

1975年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任编辑；

1978年下半年参与《读书》筹备，1979年任《读书》编辑部副主任；

1986年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

1987年赴港，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

1993年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

2002年9月退休。

2014年创办“活字文化”。

1956年，我16岁，稀里糊涂又欢欢喜喜地考进人民出版社。做校对，做出版，做编辑。没想到一干就是50年。

做校对的时间最长，十几年，但很喜欢，因为可以每天读书稿。校对时不能仔细读，就中午读、晚上读，遇到喜欢的更是来来回回反复读。校对不可改原稿，但能提问题，我就用铅笔提好多问题，作者退回，杠的杠，改的改，就像改我的作文。校对工作让我有机会请教了无数的老师。这是我熟悉出版、积累知识的重要时期。用心做，好的校对真比一般编辑都厉害。

做出版，只是挂了一个名。刚提我当出版部副主任，我对当干部兴趣不大，正在磨蹭，就听说编辑部一临时项目要组一临时编辑组，缺一责任编辑，这楞头青立马冲上去报了名。就这样，副主任的桌子空了大半年，直到我正式调到编辑部才撤掉。

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1978年文革结束，参与筹备《读书》杂志并在其中工作。那之前，年年劳模、先进，还当过全国“三八红旗手”，――但那只是一股冲劲，肯干，肯吃苦，愿意学习；思想上的升华不够，理性层次不够。真正的提升，形成明晰的文化理念和觉悟，还是始于参与了《读书》的工作，接触了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出版人和学者。

1978年下半年，四人帮刚刚打倒，个人迷信未除，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大部分人余悸未消，政治空气乍暖还寒。刚从干校返回的老同志，陈翰伯、陈原、范用、倪子明等就开始酝酿和筹备《读书》创刊。那真不仅是一本杂志的问题，那是拨乱反正、捍卫真理、科学与启蒙，是向极左思潮的宣战！以翰伯同志为首的老同志高高举起了这杆大旗。

筹备会多半在翰伯同志家里开，讨论作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思想境界，在思想界的战斗作用，如何“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真正做到让读者开卷有益，强调记录时代脚步，更强调实事求是探索真理坚持真理。

翰伯同志写了《告读者》，迎着十年浩劫后的春寒料峭和文化的一片凋零，明确表示本刊性格：一、不怕顶头逆风，不信歪门邪道，解放思想的旗帜始终鲜明。二、平等待人。只用批评的武器，不用武器的批评。打棍子的文章不登。三、提供知识。博采中外，掇拾古今。四、文风可喜。废话、空话，帮腔帮调不说，八股文不要。

编辑部规定不登应景文章，不要领导人签字题词，不要用伟大领袖、敬爱的…英明的…等词语，不要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

大家也讨论韬奋先生“刊物无言论即无生命”的话，力争每期都有思想境界高的重头文章。文章不拘一格，但“要有材料，有观点，能够启发思想。”要求“切中时弊。大胆些，得罪些小人无妨。”

陈原同志特别重视“读者.作者.编者”这一栏，说“这一栏办好了，是民主论坛，胜似摆起姿势拍照，少些装模作样。”

还有作者们，《读书无禁区》，《人的太阳必然升起》，《真理不是权力的奴仆》……每期几乎都有震撼心灵的文章。

这种思想和心灵的熏陶，为我开启了全新的世界。让我懂得应当怎样爱我们的国家、民族；怎样才是真正的文化事业，做个大写的人应有怎样的担当。这一切让我受益终生。

这是个大题目，几乎包括了我事业的一生。

三联以前是人民社的另一个牌子。《读书》就在人民社期间以三联名义倡刊出版的。所以，我应可算在三联从一而终的吧？

1986年三联从人民社独立出来，让我做副总经理副总编。可自己觉得没啥改变。范用同志刚退，但还能常来，前面还有沈老总，我只要认真做事就好了。

那两年可真叫形势大好，后面有甘阳他们的现代学术文库编委会帮着选书编书，前面市场如饥似渴，什么书拿出去起印就两万册。最神的是海德格尔那么难懂的《存在与时间》居然也销到7万册。大伙的心那叫齐，热火朝天。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那次书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们抽签到的摊位位置不好，在很里面。那天我守摊，看到两个女学生，一面到处看一边说，“你看你看，这么多好书，怎么办怎么办？”她俩从裤袋里掏钱、点钱，悄悄说：“不够啊，怎办？”“那可一定要买的啊”“这样好不好，下月我俩吃一份饭，省下一份，好吗？”

她俩点着头笑了，我却差点掉下泪来。为这些人，这工作真值、真好。

当表婶的日子

1987年下半年，联合出版集团聘我到港三联。为什么选我？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比较傻？呵呵……

其实当时我还真挺傻的，啥也不懂。在北京干得正欢，孤身一人赴港，干什么、怎么干都不知道。有朋友说，香港，英人统治，文化沙漠，看不起大陆表叔，尤其你还是个女的？！也有老同志说，那三联可比北京的大，有出版社、大书店，还有最大的简体版图书的总发行所，海外的大批机构和业务。…我心里也真怯。一直拖着下不了决心。忽然不知哪里刮起个风，说可能要调我去哪个司，这下把我吓着了，我可不是进衙门的料，于是赶快答应去港，就这样当了香港三联的老总。

难不难？好难啊。语言不是问题(虽然我到回来也没学会讲广东话)，关键是思想隔阂和经济上的窟窿。

集团领导很坦诚，全盘托出问题，并明确任务：给两个月调研做方案，88年初上任，当年自负盈亏。我一听就跳起来，“害我哪？十年亏损的大窟窿，让我当年盈利？”可是不能讨价还价。我只能抱着个大脑袋来回转。完全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一下子给扔进了完全不熟悉的文化市场。

第一天去上班，还没坐下，代理总经理就说，“董秀玉哪，我们昨天开会，大家都反对从大陆请人过来，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一下就傻了，听不见他下面说什么。可我的犟劲也上来了，说，“我了解。可是我已经来了，那就先试试？不行再回去。”

第二天开会宣布决定，然后代理总经理说，“为了锻炼董秀玉，大家不要讲普通话。…”

其实，这只是开始的隔阂，进入后同事都非常好，真正的压力还是实际问题。

欣慰的是《读书》帮我跨出了第一步。不久报上发了小块豆腐干文章，标题是《有料表婶》，讲由北京《读书》来港，尤其推崇杂志的影响力。想不到，一下成了“表婶”。

从此开始了五个年头的港三联工作，同时直接告别了一沾枕头就睡着的幸福生活。那几年，做了调整改革、团结员工、开拓发展三方面的工作，从经营理念、组织架构、干部队伍的转变调整，到发行方式、进货制度、门市服务的革新完善，再是选题的优化。其实最根本的还是经营理念的转变，从封闭式的内部管理，转变为真正直面市场，其余的改革就顺理成章了。

第一年，就摘掉了长期亏损的帽子，开始盈利，士气大振。89年再接再厉，在当年职工流失45%的情况下，还是将赢利增长了44%。三联热气腾腾，干劲十足。三联要彻底改变面貌，必须在突破中求发展。我们开了三联40多年历史上的第二个更大、更新型的书店，当年赚回货底；与上海合作在淮海路开了沪港三联，至今效益甚好；在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韩国办了一次大型中国书展，几百万图书一本也没带回来……90年比上年增加利润139%，91年又增加62%。而更重要的是，干部员工在发展中看到了三联的希望，士气高昂，这才是企业成功的保障。

这又是人生的一大拐点。几年真正市场经济的拼搏，锻炼教会了我太多。集团领导的放手和支持，干部的专业和配合，员工的兢业和努力，香港文化界的热情和呵护，都让感恩于心。在离港前职工自发组织的送别会上，被大家的热情感动得又哭又笑，只会说，这是福气，有这份情，什么都值了。

董秀玉是个奇妙的女人。在文化人中，她特别能干实事，像“开荒牛”，十几年里把香港北京两个三联书店打理得风生水起；在“出版商”中，她又特别的有文化关怀和文化自主性。她能像男人一样态度强硬地干大事，又存留着女人柔软而敏锐的心，还有孩子一样彻亮的眼睛和童真的笑。她40来岁到香港三联执掌大局，独当一面地拼杀，老辣干练；而到了60多岁，聊天到动容处，她还会含泪、会做鬼脸、会趴在桌上笑得发颤。她就是这样一个矛盾而和谐的人。

发展战略的确定，真是一个企业发展最为重要的第一步。

当年在联合出版集团，交代任务后就放手让你去搏。三联当时在地下室画出“一机两翼”的发展蓝图：以本版图书为中心、打开通道、发展期刊群，这是面对现实、把握趋势后的系统思考，也是整合资源的策略把握，更是大家团结奋斗的方向和凝聚力。为以后的发展明确了目标。这个时代，面对竞争剧烈的市场经济，没有目标的过一天算一天，瞎猫碰死耗子，是没有希望的。

团队的培养。人是竞争力的第一要素，创新的基础。出版事业必须依靠团队合作才能做出优秀成绩。

三联队伍的素质很好，虽然负荷重、压力大，但始终努力乐观、团结正派。三联的编辑从来没有利润指标的压力，但选题被批准之难也是众所周知的。要求不但是好书，还必须适合三联文化特色，必须可以长销；选题应该创新、有市场空间又不同质。这要求编辑关心市场，多读书多交朋友多思考，心志要高眼界要远。我们给了一些条件，如内部培训、鼓励参与各种学术研讨活动，活跃选题讨论会等，但总的说还是系统培养少，创新机制也不够。

现在不少出版社作跨学科、跨媒介的员工系统培训计划，在总的发展战略上的不断创新，给干部员工实战的锻炼和教育，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根本工作。

守住文化尊严，扎根品牌形象。这是我上任北京三联后不断在谈，并坚持实践的根本问题。

1993年初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界，一直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两种功能的巨大混乱中拉锯。启发知性的出版物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而商业利益亦是企业发展必备的动力。出版者必须在不断抗拒一元化及平庸化的压力中，紧跟时代与社会，寻求持续的突破和发展。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他的出版物，他的事业发展，就是出版人的追求和理念的写照。”

1994年，我在“总编辑新年献辞”中发表《留住尊严》，强调出版作为文化产业，必须坚守文化尊严，通过不断增长实力去引领市场。

完全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守住文化的尊严何尝不是品牌的基础。哪一家著名的大出版公司会没有方向、不管不顾的乱出书？又有谁把自己的招牌掰碎了随便卖？只有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的博弈中运转自如、具长远战略眼光、守得住根本，不断积累、强化自己品牌，才会拥有最多的忠诚读者，才真正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三联为什么做金庸？这个问题好。首先，品牌的积累应该是多元的，三联当时的书刊是“分层一流(小众、中众、大众均要求一流)”的结构模式，我认为金庸小说可以进文学殿堂，是大众读物中的一流作品。我从香港回来时，其他武侠小说大家的作品也拿得到，但不敢拿。我得守紧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中形成的三联品牌。由于合作方式的原因，发行量虽大，我们的利益并不大，我还是接受。因为流动资金量大，光这一套书，每年现金流几千万，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企业极为重要(93年我接手时全年销售总码洋才711万)。但我经营时也极为小心，从不让它上订货会。因为每次订货会的货款有限，订了金庸就很难再订别的。我不上，书店只能订本版书，保证了我的根本，金庸则随要随添，不影响销售。这样，即使金庸撤走，我也不会受太大影响。事实上，十年后的版权转移，真对我们没影响。

政绩、面子重要，还是企业的长远利益重要。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问题最大。政绩、面子还连着位子票子，衡量起来难度就大了。

我在三联干过一些傻事，但自己想想还是值。

先是盖楼，因为土地面积极小(2000平米)，后面又是居民楼怕挡光，只能盖两层。后来变成个斜坡形的四层(三层3/4，四层1/2)。可这地点实在太好，盖这么点房真不甘心。遂决定挖两层地下室(这可得多花不少钱)。再捉摸，按发展规划，我们有机会买下那居民楼，那我们这楼就可以长高，十层没问题，于是决定打下十层的地基，以后长高就不必推倒重来了。当然，这更得多花钱。这就挺傻。

房盖成，想开书店，从传统或发展看，都应开。全体员工也支持。于是最好的楼下两层加最大的地下一层交书店，全社只得挤进那1/2的四层里，员工大统间，领导小小间。有领导笑我们，舒服的大办公室不要，开什么书店？傻不傻！

《三联生活周刊》起起落落反反复复，好不容易到99年开始赢利，2000年继续赢利，仍是双周刊。几年下来期刊格局大变，周刊纷起。“生活”如不及时改周刊，一定优势尽失；而要改刊更是大难，一是又需资金的大投入，二是又会有1-2年的亏损期。原来的合资经营方不干，需另找资金投入，原有的合作方又不甘心，封砸了办公室，打起了官司。我一面找资金，一面打官司，同时还必须在不动用出版社一分钱的情况下(我答应过社委会办周刊不花社里一分钱)把周刊转过来。那一年我真是疯了似的忙，而那一年我已经应该退休了。关心我的朋友说，“你傻不傻，不转，你这块账是赢利；转了，账是赤字。你几十年做得辛辛苦苦漂漂亮亮，为什么退休了还非要弄成这样一张成绩单？”我说，“不会啊，我手里的广告可以保证最多两年后一定赢利，而且一定是大利。”“两年后，那会是你的成绩吗？”我哑然。但想来想去，这是必须的选择。就算我傻吧。

最后，就傻到底吧。为了让后任不要有太多负担，我清库房、理坏账，尽可能在任上把这些从我账上清掉，使利润从2001年的上千万元尽量下调。财务说这样对以后的发展会好，我同意。其实，只要做了应做的事情，成绩单如何，对我来说真不重要。

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傻，但在企业的长远发展利益面前，我觉得还是傻一点为好。

这些，是我那十年在北京三联做的、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些基础工作。审计小组和集团有关领导也肯定了这些工作的扎实。但那真还只是个起步，只有在这些基础工作上继续改革创新和不断调整，才能实现三联的真正飞跃。

2002年，我打的退休报告被批准，9月正式退休。我在57岁的时候就给署里打过报告，希望上来新人(也举荐了具体的年轻人)，自己退二线。这样有个共同工作期，有较长的沟通与交流，对企业发展有利。署里认同这想法，但还是难以实施。其实，事业就像滚滚长河，一浪推一浪，新老的及时更替很重要，新鲜的血液为企业带来更强劲的生命力。

我交得干干净净就出去开会、玩儿了。以后就一直忙，倒是困绕我20年的严重失眠，退休一个月后居然不治而愈，真是我的大开心。

我离开后，三联确实发生了很多事，包括起伏和波折，我没什么话好说，只希望三联好。我对三联从来有信心。

《我们仨》是我退休后编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我知道会畅销，但没想到那么畅销。一开始我估计起码可印20万，可最后卖了70多万册。杨先生用她的全部感情在写，读者也用心在读，这种心和感情的深入交流真是太难得了。

是的，按照三联现在的规矩，编辑是有提成，但我退休了，大概就不能算他们的编辑了吧。我没想这么多，只是觉得这书应该是三联的，我离开了，就算是送给三联的一份礼物吧。

现在我当着工作室的顾问，又组织和参与着几个国际性的年会，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自己喜欢的书。我觉得很充实、很开心，真有做回我自己的感觉。

2014 年，资深出版人董秀玉退休后再度出山，创办北京传世智库文化有限公司（活字文化）。

与一般作坊式的文化公司不同，“活字文化”更像是一个具有同样志趣和情怀的几位资深出版人组成的松散组织，颇有几分西方“独立出版”的意味。他们希望能够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活化海内外优质人文资源。董秀玉凭借在出版业多年积累的人脉和声望，给活字文化号召来了国内外具有影响的编辑和优质的作者资源。这些人因为对出版、对儿童、对文化的共同理想聚在一起，将“活”的文字进行无限的组合，带给儿童、大人读者无限的可能，创造属于未来的传统。

其中，《给孩子的诗》共收录诗歌101 首，其中有 56 位外国诗人及 51 位译者的 70 首外文诗，30 位大陆及港台华语诗人的 31 首中文诗，食指是其中唯一一个被北岛选了两首诗歌的华语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