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聿茂，浙江奉化人。动物学家，教育家。中国甲壳动物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董聿茂，1928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动物系，继入该校研究院，专事甲壳类动物研究，获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历任浙江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浙江水产学院副院长、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水产学会理事等职。

当选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发现中国寄居蟹、外肛动物等新种。主编《中国动物图谱(甲壳动物)》、《东海深海甲壳动物》、《浙江动物志》等。

董聿茂，字功甫，乳名庆土。1897年3月18日诞生于浙江省奉化县亭下乡（今奉化市班溪镇）一个家境不宽裕的山区农民家庭。亭下山区交通不太方便，人多地少，当地村民生活贫穷者居多，素有外出谋生的习惯。随着与外地特别是大都市的交往，一些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潮也较早地传到了这个穷乡僻壤，人们的思想并不太保守。奉化县最早的新式学校——剡沅学堂就是该乡间的有识之士学习日本的教育而创办起来的。

董聿茂自1904年进七曲小学堂起蒙，1911年进入剡沅学堂继续学习。学校设置的自然科学课程使他耳目一新，增长了不少知识。学习之余，他也随父亲上山掘笋、下田种地或到溪流捕捉鱼虾，以补充家中的经济收入。他从小就感受到生活的艰难、农活的辛苦和父母供他求学的不易，所以学习十分勤奋努力，成绩优良。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的现实，使他逐渐感受到满清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以及人民贫苦和社会落后所带来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缺乏。

1913年他从剡沅学堂毕业时，已是民国初年，当时为重振中华兴起各种思潮，而“科学和教育救国”的时论，使他最受鼓舞并决心继续学业。这年9月他终于说服祖父，自己担着行李步行百余华里来到宁波，进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今浙江省宁波中学）学习。1914年他参加了学生旅行队，较多地接触和了解了社会。1916年3月，他在学校亲眼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聆听了他的讲演。中山先生“教育为救国之本”的思想更坚定了董聿茂走“科学和教育救国”之路的信念。在中学4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于1917年毕业。

1918年他先在乡间教书，想方设法积极筹集赴日留学的路费。1919年在亲戚的帮助下终于踏上去东瀛求学之路。1920年他争取到官费资助，先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又以官费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动物学系，1928年3月获得学士学位。

随即进帝国大学大学院（研究院）继续深造，攻读甲壳动物学，1930年3月获博士学位。他原打算继续在日本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工作，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来报效祖国，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越来越明显，旅日中国学人处处受到歧视和监视。出于爱国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义愤，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毅然拒绝导师的再三挽留，提前回国。

1930年7月，他乘海轮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受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首任馆长陈屺怀的邀请，担任该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技师，从此开始了毕生奉献于祖国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生涯。西湖博物馆是1928年“西湖博览会”闭幕后把有关展品收存起来于1929年成立的，设有历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学部，直属当时省政府教育厅管辖。但自然科学部只有很少几块矿物标本和一具鲸头骨标本，收藏少得可怜。董聿茂决心较快地改变这一状况。1931年初，他带领自然科学部的年轻人先在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动、植物标本，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克服种种困难采集闽、粤、桂沿海的动物标本，历时近一年。

以后又去青岛、台湾、海南岛和大西北进行资源考察，采回了不少珍贵标本，从而大大丰富了自然科学部的标本并超过了历史文化部的馆藏。1933年起，董聿茂任西湖博物馆馆长，为了把博物馆办成国内一流水平，又开始了艰辛的跋涉。一方面积极培养馆内年轻人，既尊重他们的爱好，又根据每人的情况，提出具体和严格的要求，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成为具有某一方面专长的人才。

另一方面，广泛延揽专家学者，虚心向他们求教，当年就邀请了著名学者如钟观光、寿振黄、朱元鼎来馆，共同研究浙江的动物和植物。与此同时，还积极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以丰富馆藏。不久就交换到鸭嘴兽（Omithorhynchus anatinus）、袋鼠（Macropus giganteus）、鸸鹋（Dromaius novaehollandiae）、大极乐鸟（Paradisea apoda）、湾鳄（Crococlilus porosus）、泥魭（Necturus maculosus）、日本大鲵（Megalobatrachusjaponicus）、勘察加拟石蟹（Payalithodes camtshaticus）等珍贵标本。同时他还四处征集文物，使博物馆的藏品和陈列品达到十分可观的程度，西湖博物馆的名声由此大振，成为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几个早期著名博物馆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我国。尤其是八一三事变后，在杭州沦陷前的危急时刻，董聿茂绝不愿让博物馆珍贵的文物、标本、资料和仪器落人日寇的手里，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财产早日抢运到安全的地方。最初他曾和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一起去找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棣，因为西湖博物馆和浙江图书馆均隶属“教育厅”管辖，抢运两馆的财产，“教育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个国民党的厅长对这两位著名的学者竟然拒之门外，始终不见。形势一天天恶化，一时又无处告贷，最后他把自己多年省吃俭用积蓄起来的工资拿出来作为抢运西湖博物馆的费用。董聿茂对博物馆作了妥善安排，把图书资料、仪器、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想得到的文物和标本装箱先行运往后方。为防备标本在转运过程中落入敌手，他对所有标本的标签做了重新编写，隐去采集地点和时间。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轰炸受到损失外，其他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动物、矿物标本均得以完好保存。1940年12月至1941年春夏之交，董聿茂率领其他馆员历尽千辛万苦，经永康方岩、丽水三岩寺，把博物馆的财产运至松阳南洲村。1941年7月，国民党教育厅不但分文不给，而且还下令停办西湖博物馆，遗散所有人员，要他把所有馆产全部移交给“松阳县民众教育馆”。董聿茂深知“民众教育馆”根本没有接受和保存这笔科学财富的条件。而且日寇步步紧逼，松阳也很有朝夕失守的可能，如果把西湖博物馆的财产交给“民众教育馆”，就等于把这笔宝贵的财产拱手送给敌人，这是董聿茂绝对不愿看到的。

因此，他不顾国民党的命令，只把一些家具杂物交给他们，而继续自己出钱把所有的标本、历史文物、图书资料和仪器工具从南洲村运至龙泉县城。当时他虽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但经济上并不宽裕。在无官方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他垦荒种地、节衣缩食，省下钱来租用民房，把博物馆的历史文物、标本、图书和仪器保存起来，长达两年之久。同时仍不遗余力地亲自采集和制作了浙南一带的许多动物标本，收集龙泉古青瓷器皿。1943年7月在他一再呼吁下，省立西湖博物馆在龙泉得以恢复。他无偿地上交了费尽心血保存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自然标本和图书仪器，但本人决意不再担任馆长一职，以抗议教育厅当时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命令，显示了他胸襟广阔的学者风范和正义凛然的斗士精神。

抗战时期，日寇占领了南京、上海和杭州的博物馆后，在南京成立了“中支建设资料整理事务所”，杭州建有其分所——“杭州出张所”。1942年日本人知道西湖博物馆已经停办，曾有一位日本同学出面多次邀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被他断然拒绝，显示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董聿茂回到杭州，协同接收浙大校产工作，此后，浙大校部由贵州遵义迁杭复校上课，他任理学院生物系教授。1947年7～8月间，为了充实教材，他又亲自到台湾、厦门海滨采集，一路备尝磨难，终于采回大量标本。1948年至1951年5月，他任浙大生物系主任和生物研究所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他欢欣鼓舞，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生物系的学科建设。1951年6月又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聘请为浙江省博物馆馆长，1952年又同时兼任院系调整后的浙江师范学院教授，直至1958年8月。建国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政府对博物馆事业的资金投入还十分有限。要办好属于人民的博物馆，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董聿茂根据浙江的省情，对博物馆的性质、规模、人员配置、研究方向、展览内容都做了统筹规划。他十分注意勤俭办馆，事事处处以身作则，使国家的每一分钱真正用在人民的事业上。同时，他希望年轻人更快地在思想和业务上成长起来。为此，常找青年同志谈心，交换意见并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传授给他们。1956年浙江省领导为了发展科学事业，要他组建动物研究机构以开发和利用动物资源，为浙江省的经济建设服务。董聿茂处事很慎重，他觉得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最初只称研究室，所以他把筹建的机构定名为“浙江省动物研究室”。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任命他为研究室主任。“动物研究室”白手起家，在钱塘江边六和塔附近的浙江师范学院内借了几间小房开始研究工作。他从浙江师范学院成绩优良的毕业生及各著名大学毕业分配到浙江科委的学生中调来人员，经过精心培养，陆续充实研究阵容。1959年他领导大黄鱼的人工产卵、人工授精、人工孵化和幼体培育的课题，并获成功。1960～1962年间，他主持了浙江的水产资源调查，对浙江的海底栖、浮游动物及重要经济鱼类的食性作了大量调查分析，特别对甲壳动物、苔藓动物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是国内同类研究的先行者。同时在乌贼的繁殖生物学、缢蛏和泥蚶育苗研究也获重要进展。1958年9月他又兼任新建立的浙江舟山水产学院（今浙江水产学院）副院长，为学院的发展方向、系科和专业设置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为水产学院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71年浙江省动物研究室并入杭州大学后，他一直任教授和学校顾问。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至第五届人民代表，积极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对我国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和繁殖保护多次提出建设性意见，并率先呼吁禁止大黄鱼的敲作业，挽救了大黄鱼资源濒于灭绝的厄运。在人代会上，他还多次对发展综合性大学和水产事业提出有创见性的提案，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采纳。

董聿茂是1934年中国动物学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1935年他又与秉志、陈桢、寿振黄、朱洗、贝时璋等一起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动物学研究刊物——《中国动物学杂志》，为动物科学研究及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他曾任中国动物学会、海洋学会、水产学会、海洋湖沼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或顾问，还担任过中国甲壳动物学会名誉理事长及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顾问、浙江省动物学会、海洋学会、水产学会的名誉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编委。

董聿茂从青年时代起直至耄耋之年，在60余年漫长的动物科学研究与教育生涯中，无论是在抗日战争灾难深重的年代里，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始终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地探索着科学的真谛，怀着极大的热情，忠诚地实践着“要在科学和教育领域中为祖国作出贡献”的诺言。

在人才培养方面，董聿茂既注重正规的学校培养渠道，也重视在实际工作中培养锻炼人才。他对大学生物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新中国第一代生物学专业大学生的培养上，倾注了许多精力。他号召学生们发扬浙江大学的“求是”精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发愤努力。他热情培养了一大批海洋生物学专业的骨干力量，为国家及浙江的生物学研究、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他从不以“惟学历”论看人，青年只要有志于科学事业，均加以精心培养，扶植成才。30年代进西湖博物馆的青年，大多是一些中学毕业或肄业生，他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为他们选择业务方向、开出进修书目、规定必要的学习时间并提供实践锻炼的机会。同时他还要亲自考核，检查学习效果。抗战期间他白天在浙大龙泉分校上课，晚上给青年教授英语。在他的教育下，加上青年自己的刻苦努力，年轻人业务上进步很快，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具有真才实学的专门人才。如闻名于世的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者施昕更，当年进西湖博物馆时只有初中文化，在董聿茂的悉心培养下，进步很快。当时那位青年人在自己的家乡余抗良渚拾到一些碎陶片拿到博物馆，董聿茂看后十分重视，他用生物科学的研究方法指导施昕更进行考古研究，并从博物馆拨出经费支持这位青年人在良渚进行考古发掘，终于使沉睡地下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显露在世人面前，最后又帮助他出版了《良渚》一书，这是良渚文化遗址最早的一本发掘报告，也凝结着董聿茂对年轻人培养的心血。董聿茂培养青年人从不保守，提供文献资料、提出关键性的指导意见、帮助修改科研论文等等，他都认为是老一代科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事。他惟恐为国家少培养了人才，直到80多岁高龄时仍在招收研究生，亲自授课和指导实验。在他严谨正规的培养下，他的学生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为国家作出了成绩，成为科研和教育的骨干力量。

在治学态度上，董聿茂非常严谨和刻苦，对每一个实验数据、每一处微小的形态差异都要反复核实、查对。他常对学生说：“科学实验来不得半点虚假，写论文决不是写文艺作品，不要形容和修饰，用字要严谨、语句要简练。”每次写论文，从初稿到正式定稿，他总是反复推敲，直至修改到完全满意才投送有关刊物发表。他擅长甲壳动物的分类、区系、生态、繁殖和发育的研究，曾就中国和浙江的虾类、蟹类、寄居蟹类、蔓足类、虾蛄类等发表过数十篇论著，为我国甲壳动物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他发现过不少甲壳动物的新种，丰富了世界动物的区系分类宝库。“文化大革命”中，他失去了科研的权利，这比政治上遭到残酷迫害、肉体上遭到毒打摧残更加使他痛苦。当对他的“审查”结束回到原来岗位上时，好多图书资料已经失散，文献也难以寻找。当时还不能名正言顺地搞研究，他避开原单位，托人在外寻找所需文献资料，继续默默地搞他的研究。按董聿茂的习惯，搞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节假日可言的，这在精力旺盛的年轻时代就不必说了，即使进入80岁高龄以后，当他视力减退、手脚不便时，仍每天工作五六小时。每逢节假日，学生和晚辈们去拜访他时，总能看到他正在工作的身影。他替换戴着两副远近视眼镜，还拿着放大镜去核对标本。在他狭小的卧室里，放着显微镜、解剖镜和盛满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几乎成了实验室，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他勤奋地耕耘着。老骥伏枥，壮志不已，董聿茂难能可贵地做到了这一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上十分俭朴，惟一的追求就是“学习到老，工作到老”。1982年84岁时，完成了《中国动物图谱甲壳动物》第一册修订版的编著；1986年88岁时，又完成了21.5万字的《东海深海甲壳动物》的编著，发现了大批新记录和新种，为东海深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并填补了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这项研究成果作为东海深海渔场综合调查成果的一部分，获得农牧渔业部优秀成果一等奖；1989年91岁时，由他任主编的8卷本《浙江动物志》书稿共460余万字全部完成。从1984 年浙江省科委下达《浙江动物志》编写的重点科研项目时起，他竭尽全力地投入了编写工作。在体现这套志书的科学性、地方性、实践性和反映浙江动物科学的研究水平和特色上费尽心机。他多次参加审稿会、各种协调会和定稿会，千方百计地使《浙江动物志》能以丰富的科学资料和广泛的应用价值为我国动物学文献宝库增光添彩。1991 年5月，这套专著全部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一次出齐。志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赞誉，并接连获得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和第六届中国图书一等奖。动物资源调查及《浙江动物志》的编著还获得1991年度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董聿茂为祖国、为社会、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的科技财富。

1897年3月18日 诞生于浙江省奉化县。

1919～1928年 先就读于日本国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进京都帝国大学，获理学士学位。

1928～1930年 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研究院）攻读甲壳动物学，获博士学位。

1930～1941年 任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技师、自然科学部主任、馆长，兼任浙江大学教授。

1941～1948年 任浙江大学教授。

1948～1951年 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系主任兼生物研究所主任。

1952～1971年 任浙江省博物馆馆长，浙江省动物研究室主任，兼任浙江师范学院教授，舟山水产学院（今浙江水产学院）副院长。

1971～1990年 任杭州大学教授、顾问。

1990年2月12日 逝世于浙江省杭州市。

1 董聿茂等.日本海区虾蛄后期发生（英文）.Annot.Zool.Jap.1929，12（1）.

2 董聿茂等.日本大陆架口足类报告（英文）.Annot.Zool.Jap.1930.13 （1）.

3 董聿茂等.虾蛄内部解剖（英文）.Memoirs Coll.Sci.B.1931，Ⅵ（1）.

4 董聿茂等.浙江沿海游泳虾类报告Ⅰ、Ⅱ、Ⅲ.动物学杂志，1959（9）、1980（2）、1986（5）.

5 董聿茂等.浙江海产苔藓虫类Ⅰ.动物学报，1960，12（2）.

6 董聿茂等.中国寄居虾类区系初步报告.动物学报，1965，17（4）.

7 董聿茂等.中国海的有柄蔓足类.海洋实践，1979（2）.

8 董聿茂等.中国近海蔓足类区系特点的初步研究（甲壳纲）.海洋学报，1980，2（2）.

9 董聿茂等.中国动物图谱甲壳动物第一册（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