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仪（1906年6月2日～1992年2月28日），原名蔡南冠，湖南攸县人。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是我国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美学的学者。

蔡仪1906年6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攸县渌田镇桥头屋的书香门第。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1937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和九州帝国大学。1937年回国参加抗日救亡。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受党指派参加上海青运工作。1948年任华北大学教授，195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并先后兼任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教授。1953年调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文艺理论组长，研究所领导成员，1978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和博士生导师。

民国十一年（1922）考取长沙长郡中学。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文学部。早年写过一些作品，曾是沉钟社的一员。1929—1937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学部和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37年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不久，开始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1938年在湖南文化抗敌救援会工作。1939年起在郭沫若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对敌宣传研究工作。 1942年著述《新艺术论》，同年冬开始撰写《新美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上海参加青年运动，主持《青年知识》杂志。1946年在上海大夏大学及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任华北大学教授，年底赴华北解放区，1949年1月在华北大学二部国文系任教。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并先后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53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任研究员，以主要精力从事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1992年2月28日逝世。

蔡仪1906年6月2日出生湖南攸县，取名“寿生”，号“南山”；后读《左传》，慕钟仪，自名“南冠”；1932年在《东方杂志》发表小说《先知》时始用笔名“蔡仪”。幼读私塾，16岁考取陈子展、郑业建执教的长沙长郡中学，1925年考取北京大学预科，外文分科学的是日语，教师是周作人和张凤举。大学期间从事小说和诗歌创作，先后写了《夜渔》（发表于《沉钟》）、《可怜的哥哥》（发表于《莽原》），与沉钟社成员陈炜谟、冯至、杨晦等建立了终生友谊。1929年创作小说《先知》（发表于《东方杂志》）。

蔡仪因参加革命活动而在北京大学辍学，于1929年东渡日本留学。他先是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哲学教育系，学习四年，其中三年作中国学生会负责人。因对文学感兴趣，孜孜追求、锲而不舍，遂于高等师范毕业后，又考取了九州帝国大学日本文学系。那次帝大校方录取过程中事先得到一个外国学生要报考的信息，依例可以降低分数录取，却遍寻而不得——原来蔡仪是以日本学生身份参加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的。

蔡仪在日本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年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出版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活动也很兴盛，有一个“唯物论研究会”，不但出版唯物论全书，还组织一些学术讨论会，宣传马克思主义。蔡仪说：“我是它的会员。那时的唯物论著作和马克思主义书籍，有些是从苏联翻译的，有些是日本学者自己写的，写作者往往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不同观点的书我都读，对照比较，收获更大。1933年，日本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文献，包括论述现实主义和艺术典型问题的文章、书信，还有马克思《手稿》的部分内容，那时的名字叫做《〈神圣家族〉的预备著作》。我觉得，模模糊糊的路，一下子照亮了。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

直到1937 年夏，蔡仪在九州帝大学分修满，休假回国。不久，抗战爆发，蔡仪全身心投入抗日活动，先是在长沙、武汉从事抗敌宣传研究工作，1939 年1 月以后，在郭沫若领导的“三厅”（后来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研究敌情，撰写和编辑政治、文化方面的《敌情研究》小册子。1941 年皖南事变后，进步人士的政治宣传工作已经不能做了，于是蔡仪重操旧业，开始研究文艺理论和美学。先写了《新艺术论》，于1942 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接着写了《新美学》，1947 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印行。这两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大无畏的批判精神，逐个检点从西方介绍过来的各种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观点，一一予以解剖，专心以辩证唯物论立场、方法去考察、研究美学和文艺问题，努力建造新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为当时的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界吹进一股新风，沁人心脾。蔡仪的这项学术工作得到郭沫若和冯乃超的大力支持和鼓励。郭沫若看了《新艺术论》手稿，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予以肯定，并在全体人员大会上进行表扬，号召大家向蔡仪学习；还将书的第一章在他创办的杂志《中原》第一期作为打头文章发表。

1945 年底，蔡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 年他到上海，先是在新知书店做编辑，主编《青年知识》杂志，发表沈钧儒、平心、杨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后又在大夏大学作历史社会学系教授，教世界通史、古代西亚诸国史、古希腊史、欧洲文艺复兴史，还教过艺术社会学，撰写过《从罕谟拉比法典看巴比伦的奴隶制度》和《苏末人原始国家的建立》等重要学术论文，发表在当时的《历史社会季刊》（上海大夏大学出版）上。从1947 年秋起，又兼任杭州艺专教授，讲艺术理论。1948 年秋，蔡仪离沪经香港，再转华北解放区，在华北大学二部国文系教授中国新文学史，讲稿于1952 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以《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书名出版，并且由日本学者金子二郎译为日文，发行数万册，发生重要影响。80 年代蔡仪夫人乔象钟去日本访问时，日本一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还向她问起《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的作者蔡仪。“文革”前夕，越南科学院的青年学者阮进德来我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进修中国现代文学，点名要蔡仪先生做导师，也是因为那本《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蔡仪从不张扬自己，更不说自我吹捧的话。但是，惟独对这本《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表示满意，1972 年对该书的自我评价是：“我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至今仍然自信比一切后来大部头的几种同类著作在发展线索上讲得清楚，虽然没有被人认为是学术著作，人们也不认为我搞过新文学史。”

1950 年4 月，蔡仪调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兼研究部副主任，1952 年又兼副教务长；1953 年调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和文艺理论组组长（研究室主任），直至去世。这期间，他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活动是参加了50 年代的全国性美学大辩论。这是在中国政治运动和政治批判接连不断、政治几乎掩盖一切的特殊环境中少有的基本属于学术本身的自由辩论活动。他们在激烈的学术交战中迸发火花，各自申说和阐发自己的美学主张，形成各具特色、三足鼎立的美学学派，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蔡仪在这场辩论中留下的学术成果是一本充满激情的《唯心主义美学批判集》。50 年代蔡仪还写了一些文艺理论文章，论述现实主义问题，结集为《论现实主义问题》，进一步深化了他在40 年代阐发的现实主义理论思想；同时他还主编了《文艺理论译丛》和《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吸收钱钟书、卞之琳、戈宝权、叶水夫、田德望、朱光潜、李健吾、辛未艾、金克木、陈冰夷、陈占元、曹葆华、商章荪、傅雷、杨业治、杨周翰、蒋路、钱学熙、缪朗山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和翻译家做编委，发表了一系列外国理论名篇，在当时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下的中国学界，对介绍和借鉴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1960 年，蔡仪受命主编《文学概论》教材，经历文革，直到1980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作为全国高校教材，发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70年代末我国进入新时期后，蔡仪焕发学术青春，直至去世前的二十几年，以耄耋之年，夜以继日，一直忙着改写《新美学》，主编《美学原理》（后被定为全国高校教材）和《美学论丛》、《美学评林》等刊物，以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指导研究生⋯⋯常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当学术会议，宾馆中夜里休息最晚的往往是这位白发老人。蔡仪把他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美学和文艺理论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为楷模。

（概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