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杂志是民国最为成功的大型知识分子杂志之一，它的成功主要在于它的经营和它所持的立场。《观察》的主办人储安平对当时的读者群有个成功的定位，在立场上，《观察》始终坚持其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立场，储安平始终坚持“不参政但言政”的立场。

1946年9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刊《观察》，杂志封面的英文是：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无派）、THEOBSERVER（观察）——这是《观察》的基本立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公平”“独立”“建设”“客观”是该刊物的的“基本原则和主张”。

《观察》批评时政，关注社会，内容涉及当时所有的热点问题，如国共和战问题，物价问题，学生运动问题，政府腐败问题等等，充分表明了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这种社会关怀还表现在对外问题上。在当时美苏冷战业已出现的世界图景下，《观察》对于美苏都有不少褒贬，这种褒贬既与他们的社会制度理想相联系，也与他们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两者之间有时并不一致。比如他们不讳言服膺美国的民主制度，但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强权行径，他们也不假辞色给予抨击和指摘。以往学界一般重视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所以强调前一方面；对于后一方面则注意不够。本文力图以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为视角，对后一方面做具体的梳理。

《观察》文章多以精英知识份子放言论事，以犀利的笔锋，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了尽可能客观的报导和评论，时局艰危亦不避让，自许“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储安平在《观察》上所作政论时评，主要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给学生运动以同情与支持，维护言论自由权利和价值，及讨论美国对华的有关政策等。

撰稿人：当时中国一流的学者，如梁实秋、钱钟书、张东荪、吴晗、潘光旦、王芸生、马寅初、冯友兰、傅斯年、任鸿隽，还有一些国民政府的驻外使节，如驻法使馆秘书钱能欣、驻美使馆参赞陈之迈等都是《观察》的撰稿人。

《观察》民国杂志

经营上的成功应归功于《观察》的主办人储安平对当时的读者群（也就是刊物本身的市场潜力）有个成功的定位，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并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阶层，而且从当时知识分子的收入及其本身的成员构成来看，他们是一个成熟且稳定的理性消费群体。这保证了《观察》能够在政治动荡的条件下，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除去这个前提，储安平本人的办刊经验和办刊的理念以及一些比较有借鉴意义的办刊手法也成为《观察》杂志在经营上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立场上，《观察》始终坚持其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立场，这不仅是吸引人的口号，当它们被付诸实践后，为《观察》赢得了声名和威望。《观察》最为出名的立场是它坚持的第三条路线。这一立场虽然在当时的政界不受欢迎并且力量弱小，但在当时的知识界是很有市场的。立场上对知识分子的吸引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三条道路”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如自由、民主、和平等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中的主要观点是很接近的；而储安平又坚持“不参政但言政”的立场，在新闻思想上这是对发端于梁启超的“清议”“舆论喉舌”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知识分子自身定位上来看，这又符合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观念。当时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处于变动期，但最为主要的两股思想就是“孔教西学”，《观察》所坚持的立场则对两者“兼收并蓄”，所以它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

《观察》杂志在解放前的最大发行量曾达到10万份，读者近百万，而解放后的《观察》发行量不超过3000份；从影响上看，解放前的《观察》被认为是最成功的杂志之一，虽然在上海出版，但其影响遍及全国，当时的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台湾等都有航空版。不仅如此，它还被看成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论坛”，有着强大的作者队伍，而在解放后，《观察》杂志仅从撰稿人的变化来看，其影响力就已经大大下降了。而且，尽管改刊物的名称没有太大改变，主办人也一度没有变动，但是，两者所处社会环境、政治背景以及其宗旨性质、价值标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截然不同的两份刊物，所以，本文只选取解放前的《观察》杂志作为研究对象。

尽管储安平个人在1949年前后的立场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观察》的巨变也是一个很具诱惑力的课题，但考虑到其中牵扯的非新闻学方面的因素更多，而且，从刊物本身来讲，解放后的《观察》具有的新闻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太少。

《观察》民国的“两个结合”

1.《观察》与储安平的结合

要研究《观察》杂志，就不能忽视对储安平进行适当研究的必要性，因为这一时期的《观察》可以说是储安平一个人的，“观察社当时（指1948年——作者注）有十多二十人，但除储之外，竟全是做发行等后勤工作的。有一位雷柏龄同志，是储的学生，买掉了几十亩在四川的祖宗薄田，投资筹办《观察》。他除负责经理的事务外，还兼做点编辑工作。我到观察社竟成了唯一的一名专业编辑。”[2]储安平之所以一人包揽所有大权，这和他创办《观察》的起因有关：“1945年11月，储安平先生在重庆办过一个《客观》周刊，受到重庆知识分子读者的欢迎。《客观》其实是《观察》周刊的前身。后来，储安平先生深感到《客观》虽由他主编，但不是主办，很多事情有诸多牵制，便考虑另办一个刊物。”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储安平要包揽一切，因为他深知一份刊物的性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编辑的“性质”，所以，为了保证《观察》不变成第二个《客观》，储安平采取了比较“独裁”的做法。也正是因为如此，本文将储安平作为一个研究《观察》杂志的重要因素。

2.经营与立场的结合

经营与立场是本文研究假设的两个方面，也是研究《观察》的两个基本单位。当新闻媒体成为独立的企业时，它的成功与否归根结底是由读者决定的，吸引读者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内容，而它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取决于它的立场和新闻理念。《观察》的立场为它带来了大量的读者群和很高的声明，这是它在经营上能够取得成功的基石；而经营上的科学与合理，又在不断扩大《观察》的影响力，把它的立场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进行传播。

《观察》合订本

在1946年至1948年间，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一件事情影响极大，那就是所谓的学潮问题。《观察》对学潮的详细报道、评论集中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青年、对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评价。研究《观察》，特别是注意它对青年问题的关注是很重要的一个侧面。

1947年后的《观察》，对于学潮的评价报道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状态，从沈祟事件引发的各地学潮、反美扶日突击大游行以及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观察》都予以了充分、客观翔实的报道。

《观察》对于学潮的评价一般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充分肯定学生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自我的热情。

二、对于由学潮引发的政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它的言论是支持学生，并保护学生的热情。

三、对于介入学潮的大学教授给予积极支持，对于教授在学潮中各种表现给予详细的报道。

四、对于政府迫害学生的行为给予强烈谴责，对政府迫害学生不仅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而且呼吁政府要深刻反省自己的失误。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宜兴望族。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1978年后，五十五万右派做了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1946年春，储安平离开《客观》杂志社，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并使得《观察》成为国共内战时期著名的自由刊物。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1948年12月25日《观察》被国民党查封，储安平曾批判国民党“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观察》复刊，储继续担任主编至1950年终刊。文章多以游记杂感为主，鲜见时评。1950年《观察》终刊后，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观察》每出满24期，储安平就要写一篇总结性的报告书。多次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批评引起国民党的不满，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国民党政府查封《观察》，并逮捕了《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观察》事件”。

此后，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之一，“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亲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响力给当局施压。并于次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的《观察》进步人士出狱。

在国民党撤销民盟等打压自由主义的行径上，《观察》掷地有声地加以批驳，为了独立和自由，不依傍任何党派，《观察》陷入经营困难，但是储安平一如既往地坚持，并劝说当局要容忍自由言论，并表明自己的良苦用心：“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主义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