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第一，又称“学而”，是《论语》第一篇的篇名，主要讲“务本”的道理，引导初学者进入“道德之门”。本篇共有十六章，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中重点是“吾日三省吾身”；“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仁、孝、信等道德范畴。

子曰⑴：“学而时⑵习⑶之，不亦说⑷乎？有朋⑸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⑹，而不愠⑺，不亦君子⑻乎？”

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对此章评价极高，说它是“入道之门，积德之基”。本章这三句话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历来的解释都是：学了以后，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也高兴吗等等。三句话，一句一个意思，前后句子也没有什么连贯性。但也有人认为这样解释不符合原义，指出这里的“学”不是指学习，而是指学说或主张；“时”不能解为时常，而是时代或社会的意思，“习”不是温习，而是使用，引申为采用。而且，这三句话不是孤立的，而是前后相互连贯的。这三句的意思是：自己的学说，要是被社会采用了，那就太高兴了；退一步说，要是没有被社会所采用，可是很多朋友赞同我的学说，纷纷到我这里来讨论问题，我也感到快乐；再退一步说，即使社会不采用，人们也不理解我，我也不怨恨，这样做，不也就是君子吗？（见《齐鲁学刊》1986年第6期文）这种解释可以自圆其说，而且也有一定的道理，供读者在理解本章内容时参考。

此外，在对“人不知，而不愠”一句的解释中，也有人认为，“人不知”的后面没有宾语，人家不知道什么呢？当时因为孔子有说话的特定环境，他不需要说出知道什么，别人就可以理解了，却给后人留下一个谜。有人说，这一句是接上一句说的，从远方来的朋友向我求教，我告诉他，他还不懂，我却不怨恨。这样，“人不知”就是“人家不知道我所讲述的”了。这样的解释似乎有些牵强。

总之，本章提出以学习为乐事，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反映出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这些思想主张在《论语》书中多处可见，有助于对第一章内容的深入了解。

有子(1)曰：“其为人也孝弟(2)，而好犯上者(3)，鲜(4)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5)。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6)与(7)！”

有子说：“他的为人，孝顺爹娘，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这种人是很少的；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这种人从来没有过。君子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基础树立了，‘道’就会产生。孝顺爹娘，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吧！”

有若认为，人们如果能够在家中对父母尽孝，对兄长顺服，那么他在外就可以对国家尽忠，忠是以孝弟为前提，孝弟以忠为目的。儒家认为，在家中实行了孝弟，统治者内部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再把孝弟推广到劳动民众中去，民众也会绝对服从，而不会起来造反，这样就可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

这里所提的孝悌是仁的根本，对于读者理解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伦理思想非常重要。在春秋时代，周天子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余庶子则分封为诸侯，诸侯以下也是如此。整个社会从天子、诸侯到大夫这样一种政治结构，其基础是封建的宗法血缘关系，而孝、悌说正反映了当时宗法制社会的道德要求。

孝悌与社会的安定有直接关系。孔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全部思想主张都是由此出发的，他从为人孝悌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之事这点上，说明孝悌即为仁的根本这个道理。自春秋战国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文人，都继承了孔子的孝悌说，主张“以孝治天下”，汉代即是一个显例。他们把道德教化作为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把老百姓禁锢在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的桎梏之中，对民众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孝悌说是为封建统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务的，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判别，抛弃封建毒素，继承其合理的内容，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安定方面所应有的作用。

子曰：“巧言令色(1)，鲜(2)矣仁！”

孔子说：“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这种人，‘仁德’是不会多的。”

上一章里提出，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仁的表现之一就是孝与悌。这是从正面阐述什么是仁的问题。这一章，孔子讲仁的反面，即为花言巧语，工于辞令。儒家崇尚质朴，反对花言巧语；主张说话应谨慎小心，说到做到，先做后说，反对说话办事随心所欲，只说不做，停留在口头上。这表明，孔子和儒家注重人的实际行动，特别强调人应当言行一致，力戒空谈浮言，心口不一。这种踏实态度和质朴精神长期影响着中国人，成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内容。

曾子(1)曰：“吾日三省(2)吾身：为人谋而不忠(3)乎？与朋友交而不信(4)乎？传⑸不习⑹乎？”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自己反省：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往来是否诚实呢？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

儒家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求塑造成理想人格。而本章所讲的自省，则是自我修养的基本方法。

在春秋时代，社会变化十分剧烈，反映在意识领域中，即人们的思想信仰开始发生动摇，传统观念似乎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危机。于是，曾参提出了“反省内求”的修养办法，不断检查自己的言行，使自己修善成理想的人格。《论语》书中多次谈到自省的问题，要求孔门弟子自觉地反省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加强个人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改正个人言行举止上的各种错误。这种自省的道德修养方式在当代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因为它特别强调进行修养的自觉性。

在本章中，曾子还提出了“忠”和“信”的范畴。忠的特点是一个“尽”字，办事尽力，死而后已。如后来儒家所说的那样，“尽己之谓忠”。“为人谋而不忠乎，是泛指对一切人，并非专指君主。就是指对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都尽力帮助。因此，“忠”在先秦是一般的道德范畴，不止用于君臣关系。至于汉代以后逐渐将“忠”字演化为“忠君”，这既与儒家的忠有关联，又有重要的区别。“信”的涵义有二，一是信任、二是信用。其内容是诚实不欺，用来处理上下等级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信特别与言论有关，表示说真话，说话算数。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石。

子曰：“道(1)千乘之国(2)，敬事(3)而信，节用而爱人(4)，使民以时(5)。”

孔子说：“治理具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信实无欺，节约费用，爱护官吏，役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间。”

孔子在本章中所说的话，主要是对国家的执政者而言的，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他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要求统治者严肃认真地办理国家各方面事务，恪守信用；节约用度，爱护官吏；役使百姓应注意不误农时等。这是治国安邦的基本点。

康有为说，孔子的学说是“爱人”，泛爱一切人。但本章里所说的“爱人”则非此意。他所说的“人”不是百姓，而是官吏，是有地位的人；而“民”才是百姓，是被治者役使的对象。可见，“爱人”不是爱一切人，而只是爱统治集团中的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是合理的，反映了孔子的社会思想。但这与“爱人”与否则无太大干系。从另一个角度说，孔子这里是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统治百姓出谋划策。

鲁迅曾经指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待孔子治国方略的。因而颇具尖锐性。

子曰：“弟子(1)，入(2)则孝，出(2)则悌，谨(3)而信，泛爱众，而亲仁(4)。行有余力，则以学文(5)。”

孔子说：“后生小子，在父母跟前，就孝顺父母；离开自己的房子，便敬爱兄长；寡言少语，说则诚实可信，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力量，就再去学习文献。”

本篇第二章中曾提到孝悌的问题，本章再次提及这个问题。孔子要求弟子们首先要致力于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和余力，则用以学习古代典籍，增长文化知识。这表明，孔子的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重在培养学生的德行修养，而对于书本知识的学习，则摆在第二位。

孔子办教育，把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放在第一位，而文化学习只是第二位的。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阶级，无论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教育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尤其重视学生的道德品行和政治表现，把“德”排在“识”的前面，这是阶级的需要。他们就是要培养适应本阶级要求的各方面人才。

子夏(1)曰：“贤贤易色(2)；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3)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说：“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侍奉爹娘，能尽心竭力；服事君上，能豁出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守信。这种人，虽说没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上一章有“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句。本章中子夏所说的这段话，实际是对上章的进一步发挥。子夏认为，一个人有没有学问，他的学问的好坏，主要不是看他的文化知识，而是要看他能不能实行“孝”、“忠”、“信”等传统伦理道德。只要做到了后面几点，即使他说自己没有学习过，但他已经是有道德修养的人了。所以，将这一章与前一章联系起来阅读分析，就更可以看到孔子教育重在德行的基本特点。

子曰：“君子(1)不重，则不威(2)；学则不固(3)。主忠信(4)。无友不如己者(5)；过，则勿惮改(6)。”

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即使读书，所学的也不会巩固。要以忠和信两种道德为主。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

本章中，孔子提出了君子应当具有的品德，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庄重威严、认真学习、慎重交友、过而能改等项。作为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从外表上应当给人以庄重大方、威严深沉的形象，使人感到稳重可靠，可以付之重托。他重视学习，不自我封闭，善于结交朋友，而且有错必改。以上所提四条原则是相当重要的。作为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过则勿惮改就是对待错误和过失的正确态度，可以说，这一思想闪烁着真理光辉，反映出孔子理想中的品德，对于研究和理解孔子思想有重要意义。

曾子曰：“慎终(1)，追远(2)，民德归厚矣。”

曾子说：“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

孔子并不相信鬼神的存在，他说“敬鬼神而远之”，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他没有提出过人死之后有所谓灵魂的存在这种主张，但他却非常重视丧祭之礼。在孔子的观念中，祭祀已经被异化，不单是祭祀亡灵，而是把祭祀之礼看作一个人孝道德继续和表现，通过祭祀之礼，可以寄托和培养个人对父母和先祖尽孝的情感。因此，本章仍是继续深化“孝”这一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内容。

儒家重视孝的道德，是因为孝是忠的基础，一个不能对父母尽孝的人，他是不可能为国尽忠的。所以忠是孝的延伸和外化。关于忠、孝的道德观念，在《论语》书中时常出现，表明儒家十分重视忠孝等伦理道德观念，希望把人们塑造成有教养的忠孝两全的君子。这是与春秋时代宗法制度相互适应的。只要做到忠与孝，那么，社会与家庭就可以得到安定。

子禽(1)问于子贡(2)曰：“夫子(3)至于是邦(4)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5)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6)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7)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向子贡问道：“他老人家一到哪个国家，必然听得到那个国家的政事，求来的呢？还是别人自动告诉他的呢？”子贡道：“他老人家是靠温和、善良、严肃、节俭、谦逊来取得的。他老人家获得的方法，和别人获得的方法，不相同吧？”

本章通过子禽与子贡两人的对话，把孔子的为人处世品格勾划出来。孔子之所以受到各国统治者的礼遇和器重，就在于孔子具备有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的道德品格。例如，这五种道德品质中的“让”，在人格的塑造过程中，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让”是在功名利权上先人后己，在职责义务上先己后人。让用之于外交如国事访问，也是合乎客观需要的一个重要条件。孔子就是因具有这种品格，所以每到一个国家，都受到各国国君的礼遇。孔子认为，好胜，争取名声；夸功，争取名利；争不到便怨恨别人，以及在名利上贪心不足，都不符合让的原则。据此可知，让这一基本原则形成社会风尚的可贵之处是：就人情而言，长谦让名利地位之风，人们就多学别人所长而鉴人所短。前者可以导人于团结、亲睦、向善；后者则诱人嫉贤妒能。二者的社会效果截然相反。

子曰：“父在，观其(1)志；父没，观其(1)行(2)；三年(3)无改于父之道(4)，可谓孝矣。”

孔子说：“当他父亲活着，（因为他无权独立行动，） 要观察他的志向；他父亲死了，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合理部分，长期地不加改变，可以说做到孝了。”

这一章仍然谈的是有关“孝”的问题，把“孝”字具体化了。鲁迅曾经说过：“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在本章中孔子说一个人当父亲死后，三年内都不能改变他父亲所制定的那一套规矩，这就是尽孝了。其实，这样的孝，片面强调了儿子对父亲的依从。宋儒所作的注说，如不能无改于父之道，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这样，无改于父之道则成了最大的善，否则便是不善。这样的判定原则，正如鲁迅所说的，是歪曲的。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言行举止都不能总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代超过前代，这是历史的必然。

有子曰：“礼之用，和(1)为贵。先王之道，斯(2)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3)，知和而和，不以礼节(4)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说：“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当为可贵。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国家，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小事大事都做得恰当。但是，如有行不通的地方，便为恰当而求恰当，不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加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

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孔门认为，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但是，凡事都要讲和谐，或者为和谐而和谐，不受礼文的约束也是行不通的。这是说，既要遵守礼所规定的等级差别，相互之间又不要出现不和。孔子在本章提出的这个观点是有意义的。在奴隶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区分和对立是很严肃的，其界限丝毫不容紊乱。上一等级的人，以自己的礼仪节文显示其威风；下一等级的人，则怀着畏惧的心情唯命是从。但到春秋时代，这种社会关系开始破裂，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已属常见。对此，有子提出“和为贵”说，其目的是为缓和不同等级之间的对立，使之不致于破裂，以安定当时的社会秩序。

但从理论上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又感到，孔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要以礼节制之，可见孔子提倡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这是有其合理性的。

有子曰：“信近(1)于义，言可复(2)也。恭近于礼，远(3)耻辱也。因(4)不失其亲，亦可宗(5)也。”

有子说：“所守的约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兑现。态度容貌的庄矜合于礼，就不致遭受侮辱。依靠关系深的人，也就可靠了。”

有子在本章所讲的这段话，表明他们对“信”和“恭”是十分看重的。“信”和“恭”都要以礼为标准，不符合于礼的话绝不能讲，讲了就不是“信”的态度；不符合于礼的事绝不能做，做了就不是“恭”的态度。这是讲的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

子曰：“君子(1)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2)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子说：“君子，吃食不要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却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可以说是好学了。”

本章重点提到对于君子的道德要求。孔子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他在工作方面应当勤劳敏捷，谨慎小心，而且能经常检讨自己，请有道德的人对自己的言行加以匡正。作为君子应该克制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把注意力放在塑造自己道德品质方面，这是值得借鉴的。

子贡曰：“贫而无谄(1)，富而无骄，何如(2)？”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3)，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4)’，其斯之谓与？” 子曰：“赐(5)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6)。”

子贡说：“贫穷却不巴结奉承，有钱却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是还不如虽贫穷却乐于道，纵有钱却谦虚好礼哩。”

子贡说：“《诗经》上说：‘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先开料，再糙锉，细刻，然后磨光。’ 那就是这样的意思吧？” 孔子道：“赐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件，你能有所发挥，举一反三了。”

孔子希望他的弟子以及所有的人们，都能够达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的理想境界，因而在平时对弟子的教育中，就把这样的思想讲授给学生。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社会上无论贫或富都能做到各安其位，便可以保持社会的安定了。孔子对子贡比较满意，在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子贡能独立思考、举一反三，因而得到孔子的赞扬。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1)，患不知人也。”

孔子说：“别人不了解我，我不急；我急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

这段话是孔子对自己学生所传授的为人处世之道。有的解释者说，这是孔子安贫乐道、不求名位的思想。这种解释可能不妥。这不符合孔子一贯的主张。在孔子的观念中，“学而优则仕，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这里的潜台词是：在了解别人的过程中，也使别人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