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传》是宋代
朱熹著《诗经》研究著作。《诗经》是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成为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
宋史·艺文志》著录20卷，今本8卷。《诗集传》现存两部宋刻本，都不全，其一藏北京图书馆，另一部原系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残存 8卷。元刻本亦存两部，其一藏国家图书馆，另一部现存台湾。
明清刻本较多。《四部丛刊三编》有影印宋刊本《诗集传》20卷，尚可见原书面貌。通行的有1958年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
晦翁、
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江南东路
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曾官至宝文阁待制，封婺源开国男。
绍兴十八年（1148年），
朱熹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年（1152年），
朱熹授左迪功郎，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为官四十八年中，先后任地方官九年，到朝廷任侍讲官四十天，官至直宝文阁待制，封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兼秘阁修撰等职。
朱熹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
庆元六年（1200年），
朱熹病逝于建阳
考亭之沧州精舍，享寿七十岁。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谥曰“文”，累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子庙。
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和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
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朱熹承北宋
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理学，其著作甚多，
辑定《
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
《
诗集传》，简称《集传》，共二十卷，为《诗经》的研究著作，南宋
朱熹撰。
一般认为，《诗集传》是全面批判《毛诗序》的。但此书是
朱熹《诗》学的代表作，是贯彻其《诗》学大纲的产物，居于《诗经》宋学的顶峰，仅用反《诗序》一点，并不足以概括它。
朱熹将《诗经》作为理学的教材，认为读《诗》应该“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诗集传序》）。他希望读《诗》者通过熟读讽咏、即文求义的文学方法，明白诗中有美丑善恶，从而警戒自己从善弃恶；明白诗中有三纲五常的“
天理”，从而抑制自己情胜性动的人欲。
此外，
朱熹反《诗序》而倡“淫诗”说，但他注《二南》诸诗却一遵《序》说，对《摽有梅》、《野有死麇》等情诗，也绝不斥为“淫诗”。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也只有从其《诗》学大纲的角度来认识，才能理解。孔子说过：“人而不为《
周南》、《
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周代举行乡饮酒、乡射及
燕礼等仪式时，都要演奏《
二南》中的诗歌。圣人既然已对《二南》作了明确肯定，其中自然不能有“淫诗”了。再者，
朱熹也需要在《
国风》中确立正面教材，所以他不惜置自己发现的“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之说于不顾，将《二南》中的情诗仍套上“文王之化、后妃之德”的光圈。可以说，把握住
朱熹的《诗》学大纲，是读通《
诗集传》的关键。
《
诗集传》对注《诗》体例作了一些改革。首先，
朱熹将每首诗前的《毛诗序》归并到一起，放在全书末尾，这就是后来单独成书的《诗序辨说》。撤去《毛序》后，他并没有像其他反《序》派学者那样，将自己的序放在每首诗前。而是将自己对全篇诗旨的分析，置于每首诗的第一章下面串讲章句的文字中。这样安排，体现了他要求读者熟读本文、即文求义，不要受任何注解（包括
朱熹的注）影响的读诗方法，是十分切实的。第二，
朱熹在每首诗的韵脚上（或者他认为是韵脚的地方），增注了叶（音xié）韵。
叶韵是将原来读音不押韵的字，改为另一个音，以求押韵，这并不符合
上古音的实际情况。不过
朱熹增注
叶韵的意图，“只要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亦无甚要紧”（《朱子语类》卷八十）。可见他认为
叶韵只是便于朗朗上口，是否符合古音则无关紧要了。这跟他以声得解、讽咏得义的主张有关，后人评价其
叶韵说时，应当注意这一点。此外，
朱熹在每首诗每一章下，都增标赋、比、兴。与《毛传》的单标兴体和只标首章的做法相比，这就更好地揭示了《诗经》艺术手法中的区别和联系，是《诗经》注疏史上的创新。第三，
朱熹突破了《毛诗正义》“
疏不破注”体例的冗长繁琐，借鉴《毛传》的方法，直接注经，引文不标明出处，省去许多文字。在章与章、篇与篇、《诗》与他书之间，凡关系密切而意思可省处均予省略，并注明互见体例，既能够简练扼要，又显得眉目清楚，较《毛传》更进一步。不过，他的注释有时过分简略，致使语意不明。不标出处的做法，有时也容易引起歧义。
总之，《
诗集传》以
朱熹的《诗》学大纲统摄一切，诸如“淫诗”说、“
思无邪”说、《风》《雅》正变说、《二南》说、乃至体例的改革等，无不依大纲而行。这些完全改变了汉人以《诗》为美刺、为谏书的传统，将理学的涵咏道德、修身齐家，作为读《诗》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确有其现实意义。但自从元代将《
诗集传》奉为科举标准后，其地位越来越高，最初的求实精神逐渐消亡了。宋学末流的空疏浮浅，使《
诗集传》变成一块科举敲门砖，违背了
朱熹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