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吉尔福德伯爵腓特烈·诺斯，KG，PC（Frederick North, 2nd Earl of Guilford，1732年4月13日─1792年8月5日），诺斯勋爵（Lord North）是更为人所知的头衔，于1770年至1782年出任大不列颠王国首相，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方重要人物。

诺斯勋爵出生于沃克斯顿大修道院（Wroxton Abbey），在家中六名孩子中排行第一，他的父亲法兰西斯，是第一代吉尔福德伯爵，而母亲是露茜·蒙塔谷夫人（Lady Lucy Montagu）。至于法兰西斯的其他孩子，是在第二段婚姻中所生的。诺斯有一位妹妹，但由于她与一名商人结婚，所以遭家族所摒弃，没有承认她的存在。诺斯自1742年至1748年受教于伊顿公学，其后就读牛津大学的三一学院，并在1750年取得该校的文学士资格。毕业以后，他曾游历欧洲，在莱比锡的时候曾入读莱比锡大学。此外，他亦游览过维也纳、米兰和巴黎，最后在1753年返回英格兰。

诺斯自1754年至1790年间在下议院任职议员。在“纽卡斯尔—皮特联盟”期间，他在1759年6月2日获财政部聘用，出任一些较次要的职位。在1766年，他在查塔姆内阁与乔治·库克共同出掌军队主计长一职，并获委任为枢密院顾问官。

在1767年12月，诺斯继查理·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出任财政大臣。后来，当格拉夫顿公爵辞去首相一职以后，他在1770年1月28日组成了新一届的政府。在任内的前半期，他着手处理北美洲殖民地日益高涨的独立呼声；后期则专注于美国独立战争。由于英军最终在约克镇大败于美国独立革命军，诺斯结果在1782年3月27日辞职，成为史上第一位因不信任动议而辞职的首相。据说，当英军在约克镇落败的消息传到英国本土的时候，他曾惊呼到：“天啊！完了！完了！”（Oh God! It's all over! It's all over!）

1783年4月，在波特兰公爵出任象征性的首相下，诺斯与激进的辉格党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结成了“诺斯—福克斯联盟”，并重回政府，担任内务大臣。但乔治三世一向对福克斯表示憎恶，所以诺斯在加入联盟一事中受到牵连，除了被乔治三世视为叛徒外，而且一直也没有饶恕他。至于当联合内阁在1783年12月垮台后，诺斯再也没有在政府供职。

诺斯在1790年时因为双眼失明而退出下议院。不久之后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成为第二代吉尔福德伯爵，所以他的晚年都待在上议院里。在1792年8月7日，诺斯于伦敦逝世，随后被安葬于牛津郡沃克斯顿的诸圣教堂，该教堂就在他的家族宅第，沃克斯顿大修道院的附近。

讽刺的是，诺斯当年的家族宅第沃克斯顿大修道院，现已经为美国的费尔利迪金森大学（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所拥有。该宅第近年经过现代化的翻新，作为该校在英国的美国留学生提供住宿地方。

第二代吉尔福德伯爵，通称诺斯勋爵。1732年4月13日出生于沃克斯顿大修道院（Wroxton Abbey），在家中六名孩子中排行第一，他的父亲法兰西斯，是第一代吉尔福德伯爵，而母亲是露茜·蒙塔谷夫人（Lady Lucy Montagu）。至于法兰西斯的其他孩子，是在第二段婚姻中所生的。诺斯有一位妹妹，但由于她与一名商人结婚，所以遭家族所摒弃，没有承认她的存在。

他走过的是一个年轻贵族通常必经的成长道路——伊顿公学、牛津大学、便游欧洲大陆的旅行。他旅行归来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语言家了。此后，他成为代表他家控制的班伯里选区议员。他在24岁时同一名叫安妮·斯皮克的特别简朴的年轻女人结了婚，并同她幸福地白头到老。他们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

小诺思在一个方面与他的伙伴们不同：与王室关系比他们密切。他父母曾经是皇太子家的成员，因此当诺思长大时（金发碧眼，体态美满），人们还以为他父亲事实上可能是皇太子而不是吉尔福德勋爵呢。这是一种传说，除了诺思的“汉诺威”相貌之外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肯定、而且不久就成为重要因素的事情是，诺思是乔治三世童年时期的小伙伴。

他不声不响地爬上了政治阶梯，自1754年至1790年间在下议院任职议员。在“纽卡斯尔—皮特联盟”期间，他在1759年6月2日获财政部聘用，出任一些较次要的职位。在1766年，他在查塔姆内阁与乔治·库克共同出掌军队主计长一职，并获委任为枢密院顾问官。在35岁那年（1767年）担任了财政大臣和下院领袖。他是具备这两个职务所需要的素质：工作素质和个人名望。三年以后，当每个人都清楚首相格拉夫顿公爵既没有执政的意愿也没有这种才干时，国王派人去请他的朋友诺思勋爵（1770年）。他对这个职位几乎不比格拉夫顿兴趣大，但是他不能拒绝国王的建议，认为这是要他去执行任务的紧急号令。虽然美洲危机正在慢慢地走向全面爆发，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一切都是顺利的。

他讨得了下院的欢喜，也使国王感到满意（这也是同样重要的）。国王赐给他嘉德勋章，还替他偿还了债务。对一个私人财产收入每年只有2500英镑的人来说，他的债务已变成沉重的负担。他总是在议会辩论时打瞌睡，或者看上去象在打瞌睡。有一次，正在猛烈地攻击他的一个演说人气愤的停下来。“甚至现在，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刻，这为尊贵的勋爵竟然睡着了！”诺思睁开一只眼睛。他说：“但愿上帝让我睡着了！”通过这类话，他使议员们感到亲切，也使他有可能执行它的主人交给他的任务。

在和平的时期，他也许是一位令人满意的首相，但是在美洲危机那样剧烈的风暴中，他的弱点很快就暴露出来。他不善于处理突然出现的政治问题，对随之产生的战略问题甚至更加无能为力。可以说诺恩同任何人一样清楚，他的能力与形式的需要不相称。他一再恳求国王免去他的职务，但是国王不肯，直到最后迫不得已才这样做。不久以后，这个问题在战场上决定了。这场战争不只是很糟糕而且是灾难性的。

这些问题根本不像后来看上去那样简单。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不是十分悬殊的：一方面是合众国的六百万居民，另一方面是两百万殖民地居民；但是中间有大洋相隔，比较强大和富有的一方要部署它的武装力量将不得不跨越这个大洋。在道义上，双方都有一些理由：难道美洲人不应给承担自己的防务开支——尤其是为了对付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人而部署力量的开支吗？一方面是为几千英镑的收入，另一方面是为在两个大洋之间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一个新国家。不久事情就很明显，其任务现在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人像格拉夫顿一样，没有能力认识到问题的规模。

尽管如此，在困难日益增加的这个时刻，诺思接替了首相职务。形势似乎要求有一个像他这样性情平和，有能力掌握下议院和得到国王信任的人。然而，不久事实就证明，仅仅有这些特长是不够的。1771年春诺思期望他在税收方面像殖民地作出让步已经避免了战争的爆发；他的政府此时看起来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站稳了脚跟。一年以后，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期望过于乐观了。当时发生了著名的，后称之为“波士顿倾茶”的事件。诺思认为，派一支小规模海军部队就能解决问题，不需要再派陆军部队。其实需要派兵。1777年秋天，灾难将至的第一个前兆出现了：约翰·伯戈因将军在萨斯托加投降。

从那时起，诺思不断向国王说明，他完全不适合留在他的职位上充当战争领导人。“还是不要让我带着为我的国王和国家招致灾祸的罪过进入坟墓吧。”他不断的恳求了三年，但是被拒绝了。战争在继续，他在伦敦金融界河同情新英格兰加尔文派教徒的很大一部分新教徒中间不得人心，但得到了大多数人们的支持，他们看待美洲人或多或少，就像守法公民看待逃税者。军事上合外交上的灾难接踵而至。整个欧洲为打倒英国结成联盟。约克敦事件在1781年发生了；美洲土地上的英国军队宣布投降---完全是一场灾难。每个人都突然醒悟，这场战争打不赢了。

这时、法国、西班牙、俄国、普鲁士、荷兰和斯堪地维亚半岛各国团结起来反对英国---这时外交上的一个奇迹，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这个奇迹毕竟不如美洲13个殖民地取得的胜利引人注目，这些迄今一直拒绝互相合作的殖民地建立了一个大陆会议，发表了独立宣言，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错误的赋税政策影响深远了。对于美洲人这些卓越成就，诺思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他是一个顽固国王的的顺从的首相。他没有同乔治三世争辩的勇气。看来他的确认为大臣的职责就是执行君主的命令。而不是倔强的制定自己的政策。他从未去过美洲，即使想到过，大概以为它不过是像埃塞克斯郡一样清教徒人数过多的地方而已。几艘快速舰就能解决那里的骚乱，如果需要军队介入，那可以留给将军们去干！军事战役的计划是乔治·杰曼勋爵制定的。他办了一件天大的蠢事，把萨拉托加的一支英国陆军部署在一个既不能作战又不能逃跑的阵地上。这只是最终导致约克敦投降的一系列灾难中的第一次。

但是，如果说不应该为导致战败的战略责怪诺思，他至少也要对美能给陆军充足的补给品一事负责。萨拉托加之战的受害者伯戈因将军在写回国内的信中说：“经过一次致命的拖延，不仅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而且没有必要的准备。我们采取了破釜沉舟的决定性步骤，结果现在发现自己在没有一点必要的作战条件（弹药除外）的情况下陷入了一场及其严重的战争。”事实上，全面战争的爆发适逢海军实力下降的时候！英国也没有设法利用各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能已经削弱了他们继续作战的意志。事实是，诺思的真正兴趣在在于拯救英国的钱财。他作为首相希望得到的是钱财；他的政策和真正的才干也是以此为目标的。一个人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投入战争是不行的，尤其这又是一场新型的，其影响是无限的，其后果是无法预测的战争。

可以说，诺思认为，国王希望他留任多久他就留任多久是他作为首相的职责；国王是顽固的，而且那时国王的政治权利还没有确定。詹姆斯二世所维护的、乔治三世继博林布鲁克子爵和布特伯爵之后曾谋求重现获得的权利是实在的，但是没有确定下来。这些权利最后由于乔治·华盛顿的胜利而落入国王之手。

乔治三世认为，英国承认失败使帝国失去了光辉。诺思也同样忧郁自悲地看待这个事件---他叹息道：“啊，上帝，全完了。”如果说这种精神状态不久就好转了，部分原因无疑是由于这个人天生的弹性。霍勒斯·沃波尔十分尖刻地说：“这是个微不足道的颂扬，然而这是对诺思勋爵最好的评价，虽然他的国家在他执政期间毁灭了，他任然很愉快。”但是，事实证明，这个国家并未毁灭。加拿大仍然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印度保住了；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夺回了制海权。第一帝国消失了，但第二个帝国正在兴起。

诺思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说服国王免去他的职务。当形式极端严重时，他极力要求让国王厌恶的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出任首相。他对国王说，潮流十分强大，不可抗拒，王位上的君王不能反对下院审慎的决议。但是查塔姆伯爵去世了。诺思最后在1782年获准辞职，国王说：“别忘了，这是你抛弃了我，而不是我抛弃了你。”这是查尔斯·康沃利斯在约克敦投降和下院通过一项决议对国王影响增长的趋势表示遗憾之后的事。一天晚上，爱德华·吉本在布鲁克斯俱乐部说：“什么办法也救不了这个国家，只有依靠六位大臣的聪明才智了。”但是他同意这样一句话：“受辱比毁灭好。”美洲战争即将结束了。

在诺思卡看来，他所辞去的职务没有法定地位：“称为首相的这个动物”没有地位。他得到了每年4000英镑的退休金，此后又生活了10年来享用这笔钱。这笔钱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与当时的许多政治家不同，没有中饱私囊。他虽然已经去职，但是没有放弃政治活动。绝对不会放弃。他同他的老对手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一起不断反对他的继承人谢尔本伯爵，这一行动方针导致国王指责他采取了最恶劣的背叛行动。他们之所以能结成他的朋友和福克斯的朋友都感到莫名其妙的联盟，看来很可能是因为他希望防止追究美洲战争失败的责任，如果追究这个问题，有可能导致他被控告，甚至，虽然不大可能，把他作为叛国者处决。

1790年8月，他在他父亲去世后成了第二代吉尔福德伯爵。他虽然差不多已双目失明，仍然活得很愉快而且情趣横生，一直到1792年因水肿病死于他在格罗斯维诺广场的宅邸。那年他60岁。随后被安葬于牛津郡沃克斯顿的诸圣教堂，该教堂就在他的家族宅第，沃克斯顿大修道院的附近。这个大修道院，今日已经为美国的费尔利迪金森大学所拥有，该宅第近年经过现代化的翻新，为该校在英国的美国留学生提供住宿地方。

“我成为首相之时美洲战争已在进行。这场战争不是我造成的。它是整个国家、议会和人民的战争。”这就是诺思勋爵的辩解。他为丧失美洲殖民地而受到的指责比任何人都多，他的主人乔治三世可能是个例外。据说，这是真实的供述。但是这种辩解没能洗刷掉指责他的人试图加给他的罪责。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有头脑、得人心，忠诚老实。但是，有具有明显的性格软弱的特点。事实上，他正是有主见的君主愿意使用的那种首相，因为可以通过他们在议会推行不得人心的政策。这就是诺思勋爵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