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滋群（1916-2007），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秀水村。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科长、广昌警备区保卫局局长等职。1935年后，调红一军团保卫局任侦察科长等职。抗战时期，任西北保卫局侦察科长、中央军委战地考察团分团长、延安军政学院一队队长、中国医科大学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昭乌达盟分区副政委、朱德骑兵师政委兼师党委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1916年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秀水村一农户家庭；

1917年幼年丧母;

1919年3岁时丧父，成为孤儿，一直由祖母抚养；

1926年上翠文堂秀文学堂念私垫；

1928年祖母去世，叔父送他学裁缝；

1929年兴国县拆起土地革命高潮，参加土地革命斗争命，14岁走进中国革命队伍；

1930年在兴国县城参加红军,分配到红四军二纵队司令部当传令兵，加入反帝大同盟；

1930年经过多次炮火锻炼，经杨得志、彭超文介绍，火线光荣入党，以后，二纵队改编四军十一师，调师政委办公厅任油印股长；

1931年在江西参加第一次反围和第二次、第三次反围，调红军33团3连任文书兼党支部书记；在第三次反围战斗中，左眼受伤；十二月间援助驻宁都白军暴动；

1932年参加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调一方面军保卫局培训后，任检查科长、广昌警备区保卫局局长；

1933年第五次反围剩中，广昌警备区取消，调红一军团任侦察科长；战斗中被敌机炸弹震昏，再次死里逃生；百战山河长征路

1934年跟随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936年任红军第一军团保卫局侦察科长，东征后，调红军大学学习。主要学习军事、马列主义、联共党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革命运动史。此间，毛泽东、博古、张闻天、艾思奇等到校讲课；

1937年在红军大学毕业后调西北保卫局任侦察科长，破获在崂山袭击周总理的事件，受到领导表扬，不久又调任陕北公学关中分校校务部副部长，关中分校游击战争研究室副主任；

1938年调中央党校学习，同年冬调后方总政治部任中央考察团组织系长，到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训练新军；

1939年随中央考察团到冀中、晋察冀、晋西考察整训部队，考察分团长等职；

1940年调延安红军军政学院任一队队长，边工作边学习；

1941年任总政秘书室秘书；

1942年任军委卫生部政治处主任，党支书记；

1943年任军委卫生部中国医科大学（后改延安医科大学）政委，党委书记；

1945年到中央党校学习，任党支部委员；8月，日寇投降，后分配到东北军区（因公未到）；

1946年任热北军分区副政委兼党委书记；

1948年东北军区成立骑兵一师（后改名朱德骑兵师），任骑兵师政委，师党委书记，骑兵师在沟帮镇追歼逃敌，俘敌1400人，东北军区通报表扬；

1949年担任武汉市公安总局副局长；

1950年兼任武汉市防空副主任；

1951年着手公安队伍建设，建立治安“隐蔽战线”；5月负责筹建武汉市公安学校，第一期招收学员500余名；

1952年兼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破获美蒋特务邹志平，并将侦破现场拍成电影，成为建国破案第一例，受到国家公安部表扬；成立武汉市消防委员会和武汉市公安局消防处，任市消防委员会副主任；

1952年武汉市公安总局更名为“武汉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兼市公安学校校长；8月29日第二次指挥武装干警出击，逮捕毒贩、烟客917名；9月10日第三次深夜出击，查封武汉市所有妓院，逮捕了罪大恶极的“乐户”老板，收容妓女数百名；

1953年兼任武汉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兼任公安总队政委；

1953年毛主席乘专列抵达武汉，担任安全保卫的组织领导工作；根据谢滋群老人回忆，当年他在担任武汉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期间，一共陪毛泽东在武汉游过42次长江。市公安局警卫处可以查询到当年的记录，和谢局长的说法很接近，为43次。“毛主席游泳很多都是临时决定的，多的时候，一年要游五六次。毛主席游水大多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1954年任政法办公室主任，第一防汛指挥长；6月19日在武汉市公安局首次政治工作会议上作《公安政治工作的基本总结与对1954年的工作意见》的报告；

1955年赴苏联参观、学习、访问；

1956年任武汉市副市长、兼武汉市公安局长，市委常委，征兵办主任，住宅统建指挥长；

1957年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人防办主任，城建指挥长，征兵复员小组长；

1958年赴重庆迎接毛主席到武汉，陪毛主席吃饭一次；10月任武汉市副市长兼省、市外事办公室主任；11月28日党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任筹备组长，毛主席及中央主要负责人出席大会；

1960年任武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1961年毛泽东来武汉，提出要畅游长江三峡。谢滋群经过勘察水势和组织试游后，以市委名义向中央政治局建议毛主席不能在三峡游泳，中央劝阻了毛主席到三峡游泳；

1965年兼任武汉市防汛指挥长；

1965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造反派批斗；

1967年武汉公安机关成立军管会，彻底砸乱公检法，谢滋群被软禁，受到迫害，列为专政对象；

1970年被送往蒲垢坝王庙监督劳动；

1971年中央公安部召开15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周恩来宣布17年公安工作是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成绩很大。湖北省委肯定谢滋群是位好同志，应解放出来工作；

1972年出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城建委主任，爱国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建设江汉二桥，筹建黄鹤楼，兼任征兵办主任：

1978年重返政法战线，任武汉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主任;

1978年任武汉市委书记兼政法委主任;

1979年武汉市成立整顿社会治安领导小组，兼任组长，领导治安工作展开第一战役，武汉社会秩序显著好转，犯罪率下降;

1980年任武汉市委青少年教育小组长；

1982年参加武汉访日友好代表团去日本东京、大分市等地访问；

1983年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1985年中组部批准享受副省级待遇；

1986年8月发表《加强法制建设普及法制教育》的报告，武汉市人大普法成绩显著，市人大受到全国人大领导表扬；十月去英国伦敦、曼彻斯特访问；

1987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市委委员。在离休之前曾任武汉市人大一届至八届的人民代表，湖北省人大第六届和全国人大第六届人民代表，中共武汉市委第一届至第七届党代表；

1988年3月离休，退下一线，参加社会义务活动，担任武汉法学会会长，公安干部学院名誉院长，武汉残联名誉主席，武汉老年基金会名誉会长，《武汉大典》编委会顾问等；

1989年任湖北关心下一代协会名誉主席，任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武汉分会城建研究会名誉主席；湖北花研会湖北分会名誉主席；武汉市党建研究会顾问；

1990年任武汉地区老年法律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评为武汉市暑期青少年教育工作先进个人；

1991年担任武汉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

1992年担任武汉市武术研究会名誉主席；武汉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名誉主席；

1993年担任武汉市警察学会名誉主席；

1994年担任青年英雄民警奖励基金会荣誉会长；

1995年担任武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名誉主席；

1997年湖北电视台大型电视连续剧《楚王与神女》剧组高级顾问；

1998年编辑出版《谢滋群文选》；担任武汉市地方人大工作研究会名誉会长；

1999年担任湖北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名誉主席；武汉知音聋人书画联谊会名誉主席；

2000年担任武汉政治学会第三届理事会顾问；武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名誉主席；湖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健康老人；

2001年参加各种书法研究会活动，喜欢练习书法、看电视剧；

2002年2002年1月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

2004年伴侣黄平同志于9月10日在同济医院逝世；

2005年在家中接受各大报刊记者的采访讲述革命传统；

2006年由于年事已高在家和医院休息。九月出版《谢滋群画传》；

2007年1月30日19时30分，谢滋群因病逝世于武汉同济医院，享年91岁；2月5日骨灰深葬在武汉市九峰烈士陵园。

周恩来崂山遇险

西安事变后，受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也鉴于国际国内的紧张局势，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率领代表团从延安赴西安，参与处理西安事变。行前，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希望张、杨释放蒋介石，蒋介石顾全大局实行全国团结抗日，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基于各方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的处理结果，基本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即预期目的。随后，国民党承认陕甘宁三省的23个县为特区，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并允许八路军在西安、兰州、武汉设立办事处。

1937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奉中共中央指示，从延安出发，拟经崂山、甘泉、富县、黄陵、铜川、耀县、富平等地，赴西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为保证周恩来的安全，这一消息对外绝对保密。因为是远行，有关单位还租用了三辆汽车。第一辆车乘坐由32人组成的警卫排，他们每人配有短枪一支，150发子弹，4颗马尾手榴弹，一把鬼头大刀。周恩来坐在第二辆车的驾驶室，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友才、中央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新闻记者等人则坐在车厢。炊事员、通讯员、机要人员、勤务员、警卫员等办事处的其他工作人员坐在第三辆汽车。4月25日上午9时，汽车从南门兵站出发，穿过延安城直奔西行的通道崂山大道。12时许进入崂山。崂山，亦称劳山、九焰山，距延安50华里，山峦起伏，树木葱茏，山口纵深狭小，地势非常险要。

汽车顺利地爬上崂山陡坡，进入一个簸箕形山坳。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居高临下朝三辆汽车射来，顷刻间硝烟弥漫，沙尘四起。第一辆汽车的前左轮胎被子弹击中后，汽车失去方向，车头碰在垭口的公路壁上。虽然警卫战士立刻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因只有手枪和手榴弹，射程有限，加之处在敌人下方，毫无遮掩，他们眨眼之间便大部牺牲或受伤。近200的敌人见状，立刻发起了冲锋。

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迅速跳下汽车，沉着地指挥，利用地形地物和汽车作为掩体，进行还击。陈友才很快发现敌人仅用占领的三个山头和坝梁两侧，用火力封锁公路，右侧的山头却没有布置埋伏，而右侧山头是原始森林，山下是灌木丛和杂草，只要通过一块被树、草覆盖的小块开阔地，便能向东南山上突围，遂立即向周恩来作了简短汇报。周恩来当机立断，指挥大家边打边退，很快越过了开阔地。

敌人发现周恩来等人的突围意图后，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陈友才一面指挥部分战士在汽车附近顽强还击、牵制敌人，一面组织人员奋力掩护周恩来边打边撤。敌人见陈友才身上穿的是黄呢子制服，面孔身材与周恩来相似，且指挥镇定，以为他就是周恩来，于是，长短武器的火力像暴雨一样朝着他射来，他立刻被子弹打得像筛子一般，但他挺立着，久久没倒下来。因陈友才的衣袋里有“周恩来”字样的名片，所以这伙人就更加认定陈友才是周恩来了，遂在他的遗体上连捅了数刀。见阴谋已经得逞，这股敌人才嚷嚷着回去交差了。

这次崂山遇险，最后只剩下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4人。周恩来突围之后，顺着山沟，穿过树林，越过一座大山，来到南三十里铺检查站。待驻扎在延安的一个骑兵连赶到，周恩来立刻命令他们迅速赶赴现场。而此时，敌人早已逃之夭夭，现场只有被打坏的汽车和烈士们的尸体。

当布满刀痕和溅满陈友才鲜血的一条毛毯交到周恩来手中时，周恩来禁不住泪流满面：“友才是替恩来死的，永远也不能忘记他!”该毛毯现仍存放在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中的朱德和周恩来的会客室里。1973年，周恩来回到延安，一再要求亲自去陈友才的坟上祭奠，当延安有关负责同志告诉他，由于1947年胡宗南进犯，陈友才的坟墓遭到损坏，再没有找着时，周总理伤心得当即掉下了眼泪。临行前，他还再三叮嘱：“一定要找到陈友才的坟墓！”

谢滋群受命破案

当天夜里，中央警卫团包围了张国焘的住地。张国焘得知这一情况后很镇定，让警卫员勿轻举妄动。通过谢滋群等的调查、了解，加上张国焘、张闻天的解释，才知道剑拔弩张地搞了一夜，原来是一场误会。

为查到真正的凶手，谢滋群一面组织人员到群众中去，进行广泛而强有力的宣传，一面派人深入案发地附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群众讲革命道理，打消群众顾虑，以取得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当谢滋群得知李老汉可能知道线索后，便立即来到李老汉家。可李老汉胆小怕事，担心日后受到报复，无论谢滋群怎样好说歹说，他就是一味推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谢滋群并没有气馁，既动员当地干部、觉悟较高的群众做李老汉的工作，又通过帮李老汉耕田耙地等来换取李老汉的信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李老汉终于说出了周恩来遇险那天，他在砍柴时所看到、听到的一切及他所认识的一个人。

根据李老汉所言，再综合两个侦察员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一带侦察到的情况，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线索，作案者的嫌疑直指当地土匪。

那么，是谁指使该股土匪，又是谁提供了周恩来一行的准确出行时间、行程线路、乘坐车辆、人员配备呢？这一问题，不仅是本案的关键，而且涉及到揪出土匪在延安的卧底，切实排除潜在的严重威胁。谢滋群为此吃不下、睡不着，绞尽脑汁。最终，他决定两种方法同时并用：一是在知道和可能知道周恩来出行秘密的人员中进行排查；二是派人打入土匪内部“卧底”。此举虽然非常危险，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化装成外地土匪的同志，通过有效渠道顺利地打入了土匪内部，并通过斗智斗勇取得了土匪内部知情人员的信任，很快确知周恩来等出行消息来自冯长斗---土匪头目李青伍在延安南门安插的一个坐探。

谢滋群立刻下令逮捕冯长斗，并组织人员进行了突击审理。别看冯长斗平时老奸巨猾，又是十足的无赖，但没顶几个回合，便交待了事情的原委。谢滋群顺藤摸瓜，乘胜追击，终使案件水落石出。

遇险案真相大白

在中共中央迁至延安前，延安南部的黄龙山中盘踞着一股以哥老会为骨干的土匪，达200多人。他们占山为王，常常在金盆湾、云岩、临镇一带，打家劫舍，抢劫过往商客。

1934年8月, 红泉县革命委员会在临镇成立后，红军通过争取与政治瓦解，将该股土匪改编为红泉县突击队，驻扎在金盆湾。同年12月,国民党甘泉县党部为拉拢该武装力量，派特务王实生、王兆波打入突击队，制造事端，挑拨离间，引诱蛊惑，策反了突击队副队长李青伍，并令其打死了队长李青云，将队伍拉回到黄龙山中，使之成为国民党操纵下的政治土匪。该股土匪不仅刺探红军、地方政权情报，暗杀红军、地方干部，还扩充势力，抢占地盘，残害老百姓。出于土匪的本性，他甚至还玩过“黑吃黑”，如1937年4月初，他率100多名匪徒，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在甘泉县麻子河公路伏击国民党一辆货车，劫得了80多包大烟。

这股土匪非常狡猾，后发展并分成明暗两股力量。明的以李青伍、王仲阳、齐金权为首，他们都参加了哥老会，且都是哥老会中的混水胞哥，下面绝大部分人为当地的流氓、地痞，总共约有100余人。别看他们没有经过什么正规训练，但由于武器装备好，亲属朋友多，地理情况熟，还确实是一个“难缠的主”。暗的以姬延寿为首，有90多人，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民团，团总即是姬延寿。

为消灭该股土匪，稳定民心，保卫延安，红军和地方政权成立剿匪部队进行过清剿。但土匪哪愿束手就擒，反而策反我剿匪部队，用金钱、美女、封官许愿，拉拢腐蚀了剿匪部队政委贾腾云，企图寻机打死剿匪司令吴台亮，带领剿匪部队投降国民党。好在吴台亮及时察觉并采取果断措施，才使剿匪部队未受损失。

土匪的阴谋破产后，又拉拢收买流氓地痞做坐探，刺探红军情报，以期策划新的更大的阴谋。

出于上述目的，1937年4月初，土匪奉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的指示，派遣两名匪徒到延安侦察。两名匪徒到延安后，与李青伍所派、潜伏在延安哥老会办事处的土匪坐探冯长斗接头，经过五天的秘密侦察，得到了我4月25日要派周恩来等代表去西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消息，赶回匪巢，报告给李青伍。李青伍认为借此机会杀了周恩来，既能给红军沉重打击，又能扬名国军，简直千载难逢，绝对不能错过！于是他于4月24日召集姬延寿等土匪头目，密谋出了伏击计划。为防止走漏消息，也为了不使匪徒们胆怯，匪首们隐瞒事情真相，对外只是说去崂山伏击过路的汽车，打劫货物。

当天晚上，李青伍带领190多名匪徒，几乎是倾巢出动，在夜幕的掩护下，翻过姚家山坡，越过瓦渣河，在25日天亮时分，赶到了樊家村头。稍作休息后，又翻越盘龙山，穿过盛榆公路，爬上了崂山。

于是，便发生了前文所述的周恩来等在崂山遇险的一幕。

也就是在匪徒们埋伏、修筑简单战壕的过程中，发出的声响惊动了正在砍柴的李老汉，李老汉一看，见其中有一个熟悉的人，立刻知道土匪又要打劫，为少惹是非、保全性命，他连滚带爬地赶回到了家中。

事情至此，谢滋群决定坚决、干脆、利落地消灭该股土匪。在征得上级同意后，剿匪工作在他统一安排下，很快全面铺开。

红军首先派部队从东南面切断土匪的退路，防止土匪从临镇经宜川逃过黄河。然后，以正规部队警四旅为主力，由延安、甘泉、富县、宜川、红泉五县的地方部队紧密配合，对土匪形成合围。前后用了近一个月时间，终于将土匪击垮，并生擒了土匪头目李青伍、民团头目姬延寿，以及其他匪徒十余人，后分别在延安甘谷驿、三十里铺、安塞河底坪等地将之处决。

当红军押着冯长斗往三十里铺召开公判大会时，群众得知冯长斗就是把周恩来去西安的消息报告给李青伍，使土匪得以伏击周恩来后，全场顿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用石头砸死冯长斗。

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南门外操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崂山遇害的烈士。大会由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致悼词。3万多军民向死难的烈士致哀。会后，烈士们的遗体被安葬在延安宝塔山腰。

谢滋群因侦破有功，得到了中共中央嘉奖，被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