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麟（1867—1923），名震，号显雷，别号侠佛。嵊县（今嵊州市）人。幼入私塾，喜拳击。17岁即设馆教学。1887年入杭州崇文书院求学，27岁入县学，35岁补廪入贡。1901年冬拟入浙江武备学堂学习军事，被童亦韩、何阆仙等人邀往绍兴东湖通艺学堂任教，传播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与竺绍康、王金发等创设 “大同学社“，鼓吹民族革命思想。1906年出任绍兴东湖通艺学堂监督。后加入光复会，参与秋瑾和徐锡麟策划皖浙起义。秋瑾遇害后避往上海，入理科专门学校，研究制造炸弹。加入同盟会后，与陈其美、姚勇忱等从事反清活动。1909年出任上海《女报》主笔。1911年参与杭州光复秘密策划。杭州光复后婉拒浙江都督府总务科长，随王金发前往绍兴，任军政分府总参议兼秘书长及部队参谋长，主持军政分府日常工作。二次革命中潜回家乡，召集会党旧部，打出反袁旗帜，自任浙东护国讨袁军总司令。袁世凯死后，他继续反对军阀割据，主张废督裁兵，实行地方自治。1923年2月15日被浙江督军卢永祥杀害在杭州陆军监狱。国民政府明令表彰谢飞麟为 “浙江民党先觉者”。著有《先烈谢震遗著》 。

谢飞麟出生于1867年，他出身诗书世家却厌恶“之乎者也”，6岁时，被父亲送入私塾里接受着传统四书五经的熏陶，然而天性活跃的他却喜欢练习拳技，只要见到有人练拳便会偷偷地学习。

谢飞麟35岁补禀入贡后，终因不愿继续追求功名，便在杭州设教馆，与叶季衍、虞青士、景毓华等结“西泠吟社”并向著名拳术家俞渭滨学习技击。1901年，他本想进浙江武备学堂学习军事，但被童亦韩、何阆仙邀往绍兴东湖通艺学堂任教席。这时他开始自学日文及体操，常在讲学时传播民族革命思想。

受近代思想家宋恕“世界大同”之旨的影响，1904年与竺绍康、王金发、周志由、胡士俊等数十人组织大同学社，表面上是学术团体，实际上是进步人士的秘密组织。他们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联络各地革命党人，谋划举事。1905年，谢飞麟邀集同志创办爱华女子学校，提倡女子教育，开浙东女子教育先河。1906年赴绍兴担任东湖通艺学校校长，期间与大通学堂秋瑾以及同乡姚麟、竺绍康、王金发等人密切交往，密谋举义。皖浙起义失败后，避难上海。武昌起义成功后，参与光复杭州之役。后辞浙江都督府总务科长职，随王金发前往绍兴，任绍兴军政分府总参议兼秘书长，承担军政要务。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军政分府被迫撤销，谢飞麟赴上海。

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遇刺，王金发受黄兴、陈其美之嘱，参与缉凶，迅速破案，捕获凶手，查明幕后元凶是袁世凯。谢飞麟在上海医院里抱病起草讨袁檄文，由王金发送交孙中山、黄兴，并和王金发首举反袁大旗。谢飞麟针对当时调和舆论，尖锐地抨击道：“吾党一误于汉阳稍挫而遽议和，再误于希统一之美名而即释兵权。今宋公生命已被断送，且证据确凿如此，犹惑于调和之说，虚与委蛇，岂断送宋公一人为不足，必欲三误以断送我党中无数之生命，并断送我中华民国乎！”评论中肯，立场坚定。而后毅然回到绍兴，组织武装革命。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借款未经现任国会批准属非法。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袁世凯卖国贷款。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与革命党之争。6月，袁世凯免除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之后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7月，江西都督李烈钧通电讨袁，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二次革命正式爆发。时王金发在上海就任浙江驻沪讨袁军司令，谢飞麟在绍兴、嵊县组织旧部，以马逢伯、陈楚青两部为主力，吕衡、盛钟彦、胡士俊、王炯武、张剑耀、张志南、王鉴庭、钱竹安、王潜庵等为骨干，同时在嵊县三界、马仁村起事，均遭失利。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相继流亡日本。

二次革命失利后，各地义军先后偃旗息鼓，而王金发、谢飞麟仍坚持反袁活动。袁世凯帝制议起，嵊县志士反袁活动更为激烈。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发难讨袁后，谢飞麟积极响应。反袁行动得到王晓籁、赵佩雄、陈邦达、辛素贞、张淡烟及王金发之母徐珍梅等人筹集款项，在上海集合同志购买军械、准备在浙东大举，计划宁、绍、台、处共同发难，秘密策应，攻打杭州。拟在平定浙江后，出师北伐。在各方面布置就绪后，谢飞麟在1916年3月同陈成、陈松鹤等自沪经宁波返绍，以“前在宁、绍解散之旧部”为主体组织讨袁军。原计划在绍兴首先发难，故在离绍兴城三十余里的孙端塘湾统捐局作为临时指挥机关，谢飞麟在其中“草檄拟电，发号施令”，另一方面，派陈成赴沪，与曾任松江分府都督的革命党人钮永建联系，请求援助出发北伐。当时，同志甚众，童济时、赵佩雄、王炯武、张淡烟、胡士俊等人均参加谋划。

时浙江都督屈映光对谢飞麟多方威胁利诱。后因有人告密，屈映光密令驻绍部队袭击塘湾临时指挥机关，谢飞麟在部下、同志的掩护下艰难脱险，兼程赶回嵊县。回嵊后，与马逢伯、胡士俊、王潜庵、张文农、周岱僧、周志由、陈松鹤、钱宠一、陈志赓、童济时、王炯武等人辗转于宁、绍、台、嵊等地，联络部署军事活动，并被推为浙东护国讨袁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嵊县东乡清隐寺，聚集民军达三千人。谢飞麟在清隐寺组织民军，居间赞襄的有胡士俊、王炯武等人，又因饷糈接济困难，部队未能全部结集。谢飞麟一面致书浙江都督屈映光，痛斥其依附袁逆，首鼠两端；一面致书全浙军警政学商报各界及团体志士，表示“愿率敢死士为诸君子前驱，不倒屈不休，不倒袁不休，虽败虽死不休”的坚决态度。但不久，屈映光倒台，革命党人吕公望出任浙江督军兼省长，重新宣布浙江独立，加入护国运动。在浙江省政局已变的情况下，谢飞麟仍认为“袁世凯一日不死，吾等责任一日未完”。

1916年，黄郛、殷铸夫、张群等人在上海组织浙江都督府驻沪代表机关，联络西南各省，举倒袁大计。谢飞麟派陈志赓前往沪、杭联络，不料在此期间，清隐寺司令部遭到嵊县知事牛荫麟、驻嵊防营管带王鹤臣乘谢飞麟率部外出时带兵突然袭击清隐寺司令部。当时清隐寺只有数十人，数人被杀，秘书钱竹安被捕，押解嵊城肩挂被杀同志首级示众。胡士俊赖当地人引导，匿于地窑中，饿两昼夜，幸免于难。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浙江护国军政府电令谢飞麟遣散所部赴沪。在这种情况下，谢飞麟只好“善言散所部”而到上海。谢飞麟在倒屈讨袁斗争中几次遇险，艰苦备尝，“殆较二次革命尤甚”。虽屡遭失败，仍矢志不渝，直至袁世凯死后才停止军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