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年2月25日—1952年11月20日）是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有时也被认为是政治家。

克罗齐生于意大利阿布鲁佐区的佩斯卡塞罗利。他出生于富贵望族，从小受到严格的天主教式的教育。大约十六岁时，他放弃天主教信仰，形成了一种个人的精神生活观。在他的观点中，宗教只是一种历史的习俗，人们可以在其中释放创造性的力量。直至逝世，他都保持着这个观点。1883年，他在伊斯基亚的卡萨米乔拉和家人欢度假期时，一场地震来袭，震塌了房屋。他的父母，以及唯一的妹妹死亡。而他被埋在里面很久，几乎死掉。此次事故之后，他继承了家产，和叔本华很相像，他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过上相对闲暇的生活。他得以在哲学上投入大量精力，像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在那不勒斯的住宅中写作（Ryn，2000：xi）。随着他名气日增，许多人希望他从政，虽然他不愿如此。他被任命为公共教育部部长并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一年。其后的1910年，他迁任意大利参议院议员，这是一个终身职位（Ryn，2000：xi）。他在一战期间公开反对意大利参战，认为这是一次自杀性的贸易战争。虽然最初这使得他名誉受损，但战后他不仅恢复了名誉，而且益发受到公众喜爱。在1923年，他亦帮助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国立图书馆搬迁至皇宫。

墨索里尼窃取国家政权之后，克罗齐被从教育部长的职位上罢免，接任此职务的是乔瓦尼·秦梯利。克罗齐和秦梯利曾在之前反对实证主义的哲学论辩上多有合作。虽然他起初支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但他后来公开反对国家法西斯党，他也因此疏远了自己以往的哲学伙伴：Gentile。克罗齐的生活受到了墨索里尼政府的严重威胁，他的住宅和图书馆遭法西斯军警的抄查。他得以保持自由身，还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但他被严密监视，他的学术成果也被政府掩盖，以至于没有一家主流报纸或者学术出版物提到过他。1944年，民主恢复 ，克罗齐又被任命为新政府的部长。不久他离开政府，不过仍任自由党的主席直至1947年。

他最有成就的哲学观点写在四本书中《美学原理》（1902）、《逻辑学》（1908）、《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以及《实践活动的哲学》（1908），当然他的总著作量超过80本书，他自己办了四十年的双月刊杂志《La Critica》。

克罗齐对待哲学的方法论表现在他对精神或者说心智的划分。他先从理论上划分精神活动，又从实践上划分精神活动。理论上的精神活动包括审美和逻辑。其中，审美最重要，包括直观和历史观。逻辑包括概念和关系。实践上的精神活动包括经济学和伦理学。在这里，经济学应被理解成包括所有的世俗事务。

每个划分都暗藏与其相关的思考方式。审美由美驱动，逻辑以真理为目的，经济学关注有用之事物，而道德，或说伦理，关系着善良。这种描述性的概括其实是想表明人类思想的内在逻辑性，然而它又是规定性的，因此这些说法来自于认识论本身的声明与自信。

因为黑格尔以及其他德国观念论思想家的强烈影响，克罗齐发展了一种自称为“精神哲学”。他更愿意称之为“绝对理想主义”或“绝对历史主义”。克罗齐的工作可以被认为是第二次尝试（第一次是康德）弥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或者分别叫做先验哲学和感觉论） 。他把自己的方法称为内心主义，他关注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中的生活状态的人的经验。因为现实的扎根于内心存在，而内心存在只能来源于现实经验，所以克罗齐将美学视为其哲学的基础。

克罗齐非常尊重维科，也赞同他在历史学上的观点：历史应该由哲学家来写。克罗齐的论历史让这个观点更进一步，将历史看成“运动中的哲学”，他认为在历史学中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蓝图”，或者终极计划，而且“历史科学”的说法就是一个笑话。

克罗齐的许多基本观念直接脱胎于狄尔泰，克罗齐明确地说“ 历史主义就是要肯定生活与实在就是而且仅只是历史” 。正是这种极端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一元论的立场构成了克罗齐的历史主义最为鲜明的特征。真正的思想既是哲学又是历史，思想的概念必须具有普遍性和具体性，使历史学完全垄断了全部知识的领域，正如实证主义要使由自然科学的方法所获取的知识垄断全部知识领域一样个体性、个别性或个性化的原则是历史主义思想传统的一个根本原则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时代的价值不仅要与它自身，而且也要与别的行动和时代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此而论，它们既是自足的，又是以后行动和时代的垫脚石。可以说，克罗齐是在哲学上既肯定了个体性又肯定了历史的发展、变化。

克罗齐的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然这句话也常常引起误解。

从认识论的角度可以认为，历史正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其参照系，这意味着，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一个在自己现实生活中完全不懂的爱情魅力为何的俗物，大概不能理解克拉奥佩特拉的眼泪如何使得一个王朝覆灭。他们最多只知道有如此这般的事情，但是不能领会它们。故此可以说，一个对中古民法典的体系毫无热情的人，就不能真正懂得希腊化的罗马法学在形式理性上的成就。

从本体论来看，其含义是说，不仅我们的思想是当前的，我们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我们的当前；没有当前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谓“当代”，是指它构成我们当前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历史是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永远是当前的，决不是死去了的过去。对克罗齐来说，时间本身不是独立的存在，也不是事物存在的外在条件；他只是精神自身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既不能把时间、也不能把过去看成是精神以外的事物。故此又可以说在大家看来早已消逝的古罗马的荣光，其实依然活生生存在于精神之中，存在于从萨维尼到每一个热爱罗马法的人的精神和著述之中。只要它还影响着我们，就存在于我们之间。

有人曾指责克罗齐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性的历史观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历史观。这其实是对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命题的歪曲。历史学中的实用主义者相信史料本身会说话，会给研究者呈现出其希望有的意义来，实用主义史学更是为了现实的需要对历史进行有意识的篡改或解说。与此相反，克罗齐认为，史料本身并不会说话，使史料发挥作用的只能是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越高，越具有创造性，所揭示的历史意义就越深刻；历史学家不是被动接受、考订和阐释史料，而是发挥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所以说，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不是实用主义史学，相反，这是其历史哲学所揭示的历史研究的特性之一。

他创造了一个词野驴政治（onagrocracy）（把政府比喻成高声喊叫的驴来形容意大利法西斯运动以及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执政风格）。这是对恶政的鄙视，是对亚里士多德有名的三个政治名词——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一个讽刺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