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外交，明显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外交形态，对于政治家外交家经济学家甚至军事家而言，近些年来“货币外交”又那么“坚挺”地在眼前晃动或在心头盘算，在货币的现货交易中，扩大了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在货币的期货交易中，无论是货币互换协议还是互相持有国债，协议价格的基准还是以美元为标准。

货币外交，明显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外交形态有区别又还有些“不成气候”，所以在民众视野中这是一道摸糊的风景线。但对于政治家外交家经济学家甚至军事家而言，近些年来“货币外交”又那么“坚挺”地在眼前晃动或在心头盘算。所以有人对此十分关切甚至忧心忡忡。“货币外交”有些象静悄悄的黎明，虽然它黎明得有些几家欢喜几家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增长接近三倍，2005年已达到了2.9万亿美元。工业化国家的外汇储备仅增长了150%。单是2005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较前年增长了18%，而发达国家的储备则下降了1.5%。全球近70%的外汇储备掌握在发展中国家手中。美国前财政部长(Lawrence Summers)说，发展中国家这种“积累大得惊人。”外汇储备总额五年翻了一番。更让他忧虑的是──“而且集中在不太可靠的国家手中”。

这一重大变化无疑加大了外汇市场这一全球最大市场的波动，同时大大降低了美国对外汇市场的影响力。全球外汇市场每天大约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易手。外国政府卖出美元资产的决定将对美元外汇市场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还可能波及美国抵押贷款利率、美国的全球政治影响力等各个方面。而不幸的是在美国人眼里那些不那么“可靠”的国家，这些年好像“不约而同”惦记上外汇储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外汇储备增长速度最快、也是购买美国国债最多的三个国家分别是中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外汇储备也紧随其后位居前列。

货币外交

如果把国家级外交分成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金融外交两个层次，那么“金砖四国峰会”就是第二个层次的事件，这说明国家间经济金融外交的国际地位相对上升了。若把“金砖四国”放在经济的天平上，这四个国家的共性是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若按照国家的富裕程度划分，美国是超级富豪，独占全球GDP约四分之一。欧洲和日本是次一级的富豪，合计占了另外约四分之一。“金砖四国”是中富大国，占全球GDP约15%。另外，还有中富小国和“贫下中农”，等等。简而言之，经济学家以财富和人口的相对比重为标准划分世界，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新思维。

相对财富

国际社会的中富阶层共同关心的话题主要是相对财富，也就是国民财富占世界财富总额的相对份额。但由于相对财富的涨跌不完全是由本土国民的勤俭决定，辛苦一年赚的钱不如美元汇率变一变，因此“金砖四国”集团利益的一致性在于制约美元特权，这和欧盟形成的经济基础很相似。美元特权来自于二次大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与会各国共同授予的，因为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有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而美元具有了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特权，所以稳定美元汇率也就成为眼下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砖四国峰会”的目标是稳定美元，而非颠覆或替代美元。

1、现代政府已是货币制造业者——初级班是管理发行，高级班则是输出交易。所以货币输出已经启动的官方合作模式是货币互换协议，即以美元计价但不通过美元进行交易的双边货币结算安排。和所有大宗商品的交易一样，货币的可交易现货就是互换，多走一步就是货币的期货，即政府债券。

2、国家间经济金融外交的主题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围绕货币现货和期货的交易进行。

3、在货币的现货交易中，扩大了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

4、这就等于是把美元汇率锁定在双边协议中，以美元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为基础，扩大了四国之间的货币交易，所以“金砖四国峰会”推动的双边货币和债券协议将会间接提高美元汇率的稳定性。

5、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政治军事的争端，国与国之间金融交易主要就是两张纸，一张纸是货币，一张纸是债券。可以说，“金砖四国峰会”开启了货币外交的新模式，在当今世界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中颇有新意。可以预料，国家间的经济金融外交会日益增多，政治军事外交则相对弱化，国际社会的交往将日趋和谐。

从日元美元委员会开始，经过广场协议，美国用了6年的时间撬开了东京金融市场的大门，推动了日元的升值，实现了日元的部分国际化，从而减轻了美元作为基准货币的负担，也缓解了美国贸易赤字。随后，日本积累大量“经济泡沫”，接着骤然破灭；而美国则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捷足先登，再领风骚，直到不再将日本当作竞争对手。这是20世纪末期，世界大国角逐场上，所上演的一段最富悲剧性的故事。二十年一个轮回，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从1990年代开始，在日本的身旁，逐渐出现了一个新的巨大的经济体，它就是中国。中国在21世纪的头几年逐渐替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2003年，正好是当年日美首度交锋后的20年，美国国会的两位议员首次挑起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布什政府迅速做出了回应，从而拉开了中美人民币汇率争端的序幕。20年前的一幕似乎正在今天重演，甚至连施压的内容也高度一致：改革封闭的金融市场，实现人民币的大幅升值。经过两年的多轮交锋，2005年8月15日，周小川宣布实行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此后，人民币开始升值。2006年，在财政部长鲍尔森的推动下，中美成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专门集中讨论中美金融与货币关系问题，这像极了当年的日元美元委员会。和当年的里甘一样，鲍尔森也是从华尔街金融财团的大位上转为财政首长的。到2008年下半年，人民币累计升值超过20%。

美国学者迈克尔·斯温与阿什利·特利斯在向兰德公司提交的研究报告《中国大战略》一书中，开篇指出“怎样对付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中国人没有想到美国及其盟国日本、欧盟在新世纪之初竟然拿人民币汇率问题开刀，掀起了一股遏制中国的新浪潮。

世界货币多极化

如果说人民币汇率之争凸显出人民币国际地位日渐提高，那么与之对应的则是此次美元大幅度贬值反映出美元国际霸权地位的衰落。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元承担起国际储备和国际交换的多种功能，为美国经济统领世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随着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9·11”事件对美国经济的沉重打击，美国已无力继续推行强势美元政策，被迫走上贬值之路。可以说，美元以丧失霸权的代价换取了产品出口数额的增加，欧元价值的回归则增强了人们对欧元的信心，使欧元终成时下两极主导货币的一极。这恐怕是美国不愿意看到、也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随着美元霸权的衰落、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货币的区域化正在成为未来世界的主流，这又必将给美元的未来国际地位带来重大影响。

2003年8月19日，非洲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达成一致意见，力争在2021年前在非洲建立统一货币和统一的非洲中央银行。

稍前，加拿大央行总裁DavidDodge也发表公开讲话，指出一旦北美地区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统一市场创建起来，北美货币联盟计划就成为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对此，美国官方还未作出正式反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国的复杂心态。不建立北美统一货币，单靠美国的经济实力在不久的将来恐怕难以继续保持美元现有的国际地位；而建立以美元为基础的北美统一货币联盟，无疑等于承认美元真正沦落为一种地区性货币，承认美元、欧元、“亚元”乃至“非元”并驾齐驱的世界货币多极新格局。

世界货币多极化为中国长远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提供了改革思路。那就是确保人民币的国际化，力争成为主导未来“亚元”的领头羊。从这个思路出发，人民币走上强势之路确实是大势所趋。但这一趋势的进程取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亚自由贸易区乃至泛亚洲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整合，这恐怕至少需要10—20年的时间，绝对不是某些国际投资者所预测的2006年或2008年。

短期对策“守”为上

为了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政策，允许和扩大企业、居民手中持有的外汇额度，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提高央行准备金率等，目的在于希望达到减缓中国外贸出口速度、平衡国际贸易收支、降低外汇储备规模等效果。笔者以为，这些举措并不能完全化解人民币汇率争端，调低出口退税率也不能保证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下降，因为中国对美顺差是建立在真正的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上，因此降低出口退税率只会给中国企业带来阵痛，对美日等国的产品和老百姓的生活不会带来十分明显的变化。

但是，人民币汇率由盯住美元转为盯住一揽子货币是否就能解决升值压力问题呢？在美元继续贬值的情况下，这种策略也许会起作用。但如果美元逐渐走强，盯住一揽子货币又将会失去其应有作用，使通过此方法化解的人民币汇率问题重新面临美国的压力。从美财长即将来华谈汇率问题角度看，本轮美元贬值的调整周期还远未结束，美国政府可能还会允许美元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一年左右）继续贬值，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美国国内越来越强地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否则，继续施压人民币升值也就毫无意义。

另外，如果人民币升值是否就能解决庞大的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根据日本的经历来看，在过去的30年间，日元由360日元兑1美元上升到时下的117日元兑1美元，但始终没能解决美日贸易逆差问题，2002年美日贸易逆差额仍然高达700亿美元，对此相信美日政府比任何国家都更清楚。所以美日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另外一个意图还在于，要求中国加快开放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的步伐，使其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能够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占领中国市场。

由此看来，中国的货币外交时下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不多，在所有应对措施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坚守人民币不贬值仍是上策，未来半年至一年将是人民币能否顶住国际压力的关键所在。随着美国经济基本面的逐渐好转，美元价值回归强势之路，就会自然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到那时，再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合理改革，才会有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的货币外交才能真正打败国际围剿，取得突出重围的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