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燏黄（1883年2月2日—1960年7月8日），又名一黄，字午乔，号药农，本草学家，中国生药学先驱者。他毕生致力于本草学和生药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为中国培育了几代药学科技人才。他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为，应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本草，研究中药，考订本草药品名实，为编修中国新本草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在澄清中药品种混乱方面做出了贡献。

1883年2月27日　生于江苏省武进县。

1900—1904年　在常州延陵书院院长家任教师。

1904年　在上海实学通艺馆附设理化传习所学习物理、化学。

1905年　任苏州同里学校物理学、化学教员；后自费留学日本，先学习日语、英语。

1909年　毕业于日本东京药学专门学校；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药学科。

1911年　先后在浙军都督府、沪军都督府作医药救护工作。

1912—1914年　任南京临时政府卫生局科长，北洋政府内务部卫生司科长、代理司长。

1915—1929年　任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教授。

1929—1933年　任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生药学教授。

1934—1937年　任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研究员。

1935年　任中国药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

1938—1945年　先后任上海新亚药厂技师、顾问。

1940年　任北平新亚药厂华北分厂厂长、北京大学医学院额外教授兼中药研究所专任研究员。

1943—1945年　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教授，兼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1946—1949年　任北平陆军医院上校司药、药局主任。

1947年　任中国药学会北平分会副理事长，北平市立药学讲习所生药学讲师。

1948年　任北平沈阳医学院药学系教授。

1949—1953年　任北京大学医学院（1952年改称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教授。

1951年　兼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医研究所（后改称中国医药研究所）顾问。

1954年　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研究员，兼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本草学教授。

1955—1960年　任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兼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本草学教授（至1956年）。

1956年　任中国药学会第十四届理事会理事。

1960年7月8日　逝世于北京。

赵燏黄，字午乔，号药农，又名一黄。1883年2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一个商人家庭。1887—1889年在私塾学习，工诗文，善书法，喜吟咏。1900—1904年在常州延陵书院院长刘申孙家任教师，并得刘氏之传学，为日后整理本草奠定坚实的基础。光绪戊戌变法失败，赵燏黄接受新思潮，在家乡结社，讲求实用科学。后闻钟观光先生在上海实学通艺馆附设的理化传习所教授物理学、化学，即赴沪求学，当时除学习江南制造局译的化学、物理教材外，还参考日本下山顺一郎等著的《无机化学》及《有机化学》 ，因知化学与药学之密切关系，便有志于药学。1905年春，应金天翮之聘，到苏州同里学校任物理学、化学教员。该校英才毕集，柳亚子曾是他教过的品学兼优的学生。

1905年秋，他自费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大成中学校肄业，后入正则英语学校及预备学校学习。1907年，入东京药学专门学校学习，1909年毕业，补江宁公费生，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药学科选科深造，先在生药学教室下山顺一郎博士指导下学习生药学，后又在药物化学教室长井长义博士指导下专研生药化学。

1907年，他与王焕文、曾贞、伍晟、蔡锺杰等在东京发起留日药学生组织中华药学会，1908年秋，举行成立大会，选举王焕文为会长，伍晟为总干事，赵燏黄为书记（秘书）。他积极参加学术活动，曾以研究之所得，在学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上宣读《川厚朴挥发油结晶成分之研究》和《胡麻油之分析化学》2篇论文。

1910年，赵燏黄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他参加了留日医药学生组织红十字会，归国支援民军，参加辛亥革命，先后在浙军都督府、沪军都督府作医药救护工作。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内务部卫生局科长，政府迁北京后，任内务部卫生司科长、代理司长。1912年，曾再度赴日，到帝国大学办理毕业手续，获药学学士学位。不久，政府改组，卸任出京，赋闲居沪。1915年春，应同学金体选之邀，在汉口歆生药房任药师，负责制剂技术。这年8月，他进入教育学术界，应浙江省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韩士澒之聘，任该校药用植物学、生药学、卫生化学教授，教学之余，从事中药和卫生化学的研究。

1928年，赵燏黄受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之托，草拟了《国立中央研究院拟设中药研究所计划书》 。1929年，受蔡元培之聘，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国药研究室研究员，专门进行本草学和生药学的研究。1934年9月，杨杏佛遇刺后，赵燏黄应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药科主任黄鸣龙聘返该校教授生药学。1934年，黄鸣龙赴德国深造，赵燏黄又应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之聘，任生理学研究所研究员，继续整理本草，研究国药。

“七七”事变后，赵燏黄在北平赋闲。1938年，回家省母，旋遭母丧，遂逗留上海，在上海新亚制药厂先后任技师、顾问，指导制药。1940年，任北平新亚药厂华北分厂厂长，专门从事利用华北及蒙疆产麻黄草提取麻黄素的研究。这时期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设立了中药研究所，赵燏黄受医学院院长兼所长鲍鉴清之聘，任医学院额外教授兼中药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与米景森、关克俭、张友棪、马世华等一道工作。1943年秋，医学院成立药学系，他兼任生药学教授。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燏黄一度担任药学系主任，1946年，国民党政府接收北京大学，医学院改称北平临时大学第六分班。由于院内英美派排挤德日派，他被迫离开药学系。虽然他不甘心放弃心爱的中药研究工作，但是为了生计，赵燏黄出任北平陆军医院药局主任，并在东皇城根甲21号公馆，挂着“赵氏生药学化学研究所”的牌子，从事业余研究。1948年，他曾以“赵氏生药学化学研究所”名义送交平津区十二科学团体北平药学会论文摘要。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接收陆军医院，殷希彭部长了解赵燏黄曾发表过《祁州药志》等专著，赞赏他的研究中药以代替西药进口的主张，但当时尚无此机构，新建则人力物力均有困难。同年6月9日，赵燏黄写了《研究中药之经历及今后继续研究未竟工作之愿望》的报告。8月，他获准回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教授生药学。1951年，中央卫生研究院成立中医研究所，他被聘为顾问，指导筹建中药研究室。1953年，他专为药学系新设置的生药学专业开设本草学课程。1955年，成立中医研究院，他不但指导中药研究所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中药的本草学和生药学研究，还举办讲座，系统介绍历代本草。晚年他埋头著述，在《国药与本草之检讨》的基础上，撰写《本草新诠》，未及完稿，1960年，不幸逝世。

赵燏黄在日本学习期间，目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药学事业迅速发展。以后，他怀着满腔热情，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从事卫生行政管理工作的3年里，他看到中国药学事业十分落后，认为药品依赖进口，东西洋药充斥市场是中国人的耻辱；外国人采购中国廉价原料加以制造，又以高价畅销中国。中国每年进口的药品以千万元计，全国药物的耗费以亿元计，这是中华民国入超的一大漏卮；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鼓励研究中药，中药中的有效成分十之七八为日本人所发现，而中国药材，自己不知研究，徒供外国人作研究之材料。1882年到本世纪40年代初，世界各国学者重视研究中国产的药材和本草古籍，但是，中国不知保存古籍，如敦煌石窟之古本草与其他文物一起被英、法传教士窃取，藏于外国的博物馆。后来，日本人中尾万三到英国博物馆考察了唐代《食疗本草》残卷，写了考察报告。赵燏黄认为，外国人抢走了中国的古本草，我们自己不能去考察，反要由日本人去考察，实乃莫大耻辱。

出于民族自尊心和对中国药学事业的关心，他曾多次撰文呼吁政府当局和全社会重视发展药学事业。他大声疾呼：“要雪此耻，舍药学者谁属？”他强调只有药学教育的独立发展，药学事业的发展才有希望，大学应设药学院和药学研究院。他还认为最高学术机关应特设药学科，为独立的学术院及研究院，主张研究国药代替西药进口。他还主张振兴实业，要在化学上下功夫，鼓励制药，抵制舶来品。“九一八”事变后，他撰文呼吁对中药应“勇取西法，从事整理，以补救非常时期西药之缺乏”。他建议，将中药单方或复方，在药材品种鉴定和药理实验的基础上改进剂型，直接制成各种制剂，可避免化学制法的繁琐，且能保存生药之全成分。他的这一建议，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麻黄过去是中国出口的大宗药材，而麻黄素却又依赖进口，赵燏黄常为此而感叹。国内当时仅在北平和南京先后提制小量麻黄素，1939年后就停止了。北平沦陷后，他受新亚药厂的委托，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朱晟的协助下，在新亚药厂华北分厂用简单的设备创造了石灰法生产麻黄素工艺。1940—1945年共提取300多公斤麻黄素，满足了当时国内的需要，且有部分远销英美，改变了过去麻黄大量出口日本，提取麻黄素后反销中国的历史，为发展中国新的民族制药工业做出了贡献。1950年，大同麻黄素厂恢复生产时，一度曾采用赵燏黄的石灰法简便工艺。此法适于当时生产条件，使停工已5年的废厂只用了少量投资及3个月时间便投入了生产。此后，麻黄素便成为中国大量出口的化学药品之一。

为了药学学术的独立，他曾撰写《药学的发展，必须医药分立说》一文，阐述了什么是药学。他认为医与药有连带的关系，然各有目的之所属，药学者既不能从事于医学，医学者也决不能从事药学，不可混而为一，提倡医药分立，并非要造成医药互相仇视的局面，而是为了各自前途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建议卫生部应继续纠正中华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重医轻药的影响。卫生行政领导应当医药并举，如医学院设有药学系，应称“医药学院”，有药物研究部门的医学科学院应称“医药科学院”，这些单位，应由医学家与药学家分别负责，以利医药学共同发展。

早在20年代，赵燏黄就认为中国药学事业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人才，而人才的根本问题是教育上重医轻药造成的。自清末设医学堂以后，只注重医学教育，药学教育都是附设在医学院校内。他当时执教的浙江医药专门学校药科是1913年建立的，除军医学校药科外，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所公立医专的药科，曾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药学人才。1916年，教育部举办全国成绩展览会，药科获最优等奖状，颁“缕学宏仁”匾额，1920年，获省教育厅全省成绩展览最优等第一。

在杭州医专药科执教13年，赵燏黄一度曾兼授药用植物学、生药学、卫生化学3门课程。那时这3门课程都没有本国的教材，他每周要授课16小时，课余要收集资料，编写3门课程的教材讲义，经常工作至深夜，假日也无暇出校门一探西湖之胜，为全校师生所称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曾数次脱离教学岗位，然一直关怀教育事业。1929年，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后，在为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写的《说中药》演讲稿中，批评了浙江省教育当局令浙江医专药科停顿近3年，再次要求将药科建为药学院。他到上海后，除兼任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生药学教授之外，还和徐伯鋆教授在《生药学讲义》的基础上编著出版《现代本草生药学》 （上册）。该书除引有大量中外文献之外，还吸收了他的生药学研究成果，是中国第一部收载有中药材的生药学教科书，改变了过去生药学只收载外国生药的倾向。蔡元培作序评此书“诚是一新二千年来吾国本草学之壁垒，而其对于医药界之贡献将未可限量。”药学界公认他是中国现代本草学和生药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他在北京大学中药研究所工作时，积极参加筹创医学院药学系。他以人力物力支持教学工作，生药学教室所用之参考书、药物标本及显微镜用的染色试剂都是他带去的。经过两年的努力，在北平建立了培养药学人才的基地，为后来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打下基础。在北平陆军医院期间，他除了在北平市立药学讲习所和沈阳医学院药学系兼课之外，还通过药学会提案等方式呼吁政府教育部门，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为基础建立药学院。

1949年，他重返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任教时，已年近古稀。他平生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愈加精神焕发，勤奋工作。1950年冬，他因积劳成疾，左眼患青光眼而失明，仍带病坚持工作，为新设置的药学专修科拟订教学大纲，编写《生药学讲义》和《实用生药学》；1953年，为生药学专业讲授《本草学》 ，他以一生积累的本草学知识，撰著《本草学讲义》，谆谆教诲学生要热爱祖国医药学事业，研究中药，一定要钻研本草古籍。

在教学工作中，他认真备课。《实用生药学》讲授的内容全是常用中药，当时，没有现成的教材，每讲一种中药，都要参考许多书籍，证以实物标本、画图等等，为了保证教学效果，他课前一定要把讲义发到学生手里。赵燏黄从事药学教育40余年，桃李遍天下，为中国培养了几代药学人才，有的是中国近代著名药学家，有的是当代中国药学战线上的骨干。

20年代，中国曾有一股主张“全盘西化”、否定中医中药的暗流。赵燏黄挺身而起，指出神农氏所传的《本草经》，是中国后世药典的起源，也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嚆矢。他批评那些否定中医中药的“开明之士，往往数典忘祖，知有西医，不复知有中药，知有西药，不复明乎中医”。并且预言他日功效卓著直接收其功能者为生药学、为医学，间接受其利者为化学、为生物化学、植物学、农艺化学、应用化学等等。因此，他认为中药研究是药学之无限希望。

他曾比喻中药就像中国未开采的矿藏，应当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发掘提高。1927年，他为药报社写的《〈药学专刊〉发刊词》中为建议大力开展中药研究鸣锣开道，提出：“地方应当设道地药材研究所，中央应设中药研究院、中药试验场、中外药用植物园。”他曾高瞻远瞩地预言：“一部《本草纲目》中所载之药物，不知含有几许未发现之化学成分在其中，学术之进步，可冀其一一出现于世界药学者之实验场，其前途正未可限量也。”世界各国对中药研究的高度重视和成就，证实了他的预见。

1928年，他为中央研究院而作的“拟设中药研究所计划书”，阐明中药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经济价值，以及当时国外研究中药的状况，首次提出了系统研究中药的构思：中药研究所应设：（1）考订部；（2）调查部；（3）栽培部；（4）鉴定部；（5）检明部；（6）试验部。

他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之后，又拟定了一个以10年为期的《研究国产药材计划方针》 ，根据研究院当时的具体情况，建议设立理学部、化学部和药理部执行上述研究任务，规定各部近期实施之范围。同时，提出在生药学、化学、药理学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实验新本草》 ；主张荟萃学者，分工合作，系统研究中药，并拟订采集调查药用植物及药材办法和《实验新本草》第一集名单草案，征求国内外植物学家、本草学家意见。原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本草纲目》中山草类100种药材的整理研究。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当时的条件是不成熟的，主要是中药科学研究尚未形成队伍，客观条件也有许多困难。但他知难而上，在中央研究院工作5年间，完成了两集《实验新本草》的研究与编写工作，正式发表时改名为《中国新本草图志》 。

他在北平研究院工作期间，得到生理学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有关专家的协作，在华北地区对药市及药肆经营的药材进行实地调查考察。《祁州药志》第一集和两集《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的撰著，在本草药品名实考证方面积累了更多的资料。他总结近30年整理本草研究中药的经验，更深刻地认识到“药材的科学研究，鉴定为至难的第一个问题，只有药材的基本建立，进而进行化学及药理学的研究，则错误自少”。他还深感当时国内没有中药研究机构，孤军作战，苦无切磋之同志，获分工合作之效能。虽可借鉴日本研究和汉药的结果，但日本人研究的药物为日本的产品，或用日本产品充中药，其研究结果不符合中国实际。因此他得出结论：“研究国产生药，非国人莫属。”

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向全国学术机关征集学术研究问题的3年计划时，赵燏黄为北平研究院写了《研究本草与国药之方案及其实例》 ，方案之第一部分为“解决国药之生药学的基本问题及编纂中药典之预备方案”，内容包括鉴定生药之原植物，现行药材与本草药品之互相证明，3年内继续完成《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之撰著；征求中医习用之国药，实地试验，决择良否，预备编纂中药典；研究地道药材与植物地理之关系。第二部分为“国药之生药学的标准鉴定及中药典之标准试验”，内容包括药材之外形、性状和内部构造的鉴定；粉末生药和灰像生药及偏光显微组织化学的研究；草、根、木、皮等生药学的系统检索法；中药典的标准试验项目等等。其中生药学之研究以《祁州药志》第一集菊科与川续断科之生药研究为实例，按恩格勒分类系统，继续完成19集（3年内完成1、2集）。此方案提出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历尽坎坷，屡经挫折，但其整理本草、研究中药的决心，始终不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药研究事业受到国家的重视，他发表《国产生药学的研究与历代本草沿革关系》等专论，就中药研究任务、设立中药研究机构、设立中药调查委员会、编纂中药典、整理丸散膏丹、研究制法、改良剂型以及本草古籍的影印出版等提过许多宝贵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1951年，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医研究所（1952年后改称中国医药研究所）聘请他为顾问。在他的指导下，筹建了中药研究室、单秘验方研究室、中药化学分析研究室等机构，对全国常用中药进行调查研究，积累了一些研究资料和中药标本，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支新生的研究队伍，为中医研究院筹建中药研究所奠定了基础。

他回顾过去40年走过的道路，认为应当根据中药特点研究中药，不但要研究中药的纯成分，而且要研究中药的全成分和它们的药理作用。他反复说明中药含有复杂的有效成分，一味中药就是一个复方，含有君、臣、佐、使各种成分，互相协同，在人体上起合奏作用；中药的复方是聚合许多君、臣、佐、使，起大合奏的作用，犹如集中西乐器于一堂演奏，悦耳动听。所以应用中药或复方治病，往往有不可预料的治疗效果。

赵燏黄提出系统研究中药的设想已经60余年。他是中国早期中药研究的倡导人和设计师，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修正并充实原来的设想，为推动中国中药科研事业做出了贡献。

赵燏黄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的老师下山顺一郎博士讲授和汉生药时，经常向学生讲授中国本草，有时还带一些本草善本给学生传阅。这使他了解到中国和日本本草发展的历史，从此酷爱本草。如他看到琉球吴继志撰写的《质问本草》图绘准确，说明简要，在日本多方求购未得，归国后得知上海实学通艺馆张之铬先生藏有原刻本，遂借来依样临摹一部，珍藏身边，奉为圭臬。他在杭州执教期间，便开始注意本草药品的名实，每逢春秋佳日，就请俚医作响导，率药科学生入山采药，带回标本在校园内种植，以供观摩，并与本草记述进行比较。从那时起，他就以整理本草研究中药为己任。1923年发表《〈本草纲目〉今释》一文，以其多年之研究积累，考订31种山草类药物的学名，记述其效用。他还注意研究中国历代本草发展史，1935年发表的《历代本草沿革史论》 ，对中国本草史有系统的了解。他认为研究中药应先将中医用药的蓝本——本草加以研究，才能成功。同时，他又看到本草药品古今名实不符，影响药效。因此认为本草也亟待整理研究。

系统从事本草整理研究工作，是他在中央研究院编辑《新验新本草》时开始的。他不仅注意系统收集古今中外资料，更重视实地调查和考察，曾致力于甘草、黄芪、人参、参须、高丽参、东洋参、西洋参、人参三七和竹节人参等的整理研究。两集《中国新本草图志》的发表，是中国30年代整理本草、研究国药的代表作。其中人参类的生药学研究，最早报道人参和西洋参树脂道有明显差别，参芦的草酸钙结晶较多，日本和前苏联生药学家曾先后引用。

他在北平研究院制定了系统考证本草药品古今名实的计划，并从两方面进行工作：一方面是按植物分类学分科进行整理，如对菊科及川续断科药物50多种的整理，每科均按药用部分分为根、花、叶、草卉、果实等类；每药之下，先考察现代药材与历代本草记载是否相符，其次考察药材之原植物，以实地采集之完全标本，互相质对。他最早调查并鉴定了北京地区药用青蒿的原植物为“黄花蒿·臭蒿”，并指出与《本草纲目》之黄花蒿为同名异物。他没有附和日本学者报告认为“《纲目》集解所述之青蒿与植物（邪蒿）颇合”的错误结论，明确指出青蒿就是《本草纲目》的“黄花蒿·臭蒿”。对青蒿的植物来源，《中国药典》1985年版本才得到解决，而赵燏黄在那时就已经澄清了。《祁州药志》是中国按自然分类系统整理本草研究国药生药学的肇始，也是中国最早编著的地区药材志。另一方面则从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方面进行整理，如1935年，他在北平妙峰山与药农一起采到的五加皮，经过鉴定，并不是历代本草记载的五加科植物，而是萝摩科植物杠柳的根皮。后来发现南北药市均有用其以制五加皮酒者，他引用生理研究所的毒理研究报告，提出应当严禁以杠柳皮制造五加皮酒。他通过大量调查研究积累的资料，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考察本草药品的实际变迁，澄清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的混乱，撰写成《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两集，这是中国最早研究中药混乱品种的论著。

1953年，赵燏黄已是古稀老人，他把整理本草研究中药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指导中青年科技人员进行地黄、当归、鹤虱、黄芪等常用中药的本草学和生药学的研究，并热情向青年学生和中青年科研人员传授毕生积累的本草学知识。他老而弥坚，在《国药与本草之检讨》和《本草学讲义》的基础上，撰著《本草新诠》，原计划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系统介绍中国历代本草，按编年方式，根据本草史的发展过程，分为原始本草、上古本草、中古本草和近古本草四个部分，介绍历代重要本草78部，每一本草仿《四库全书》提要之例，概括其内容提要、优点、特点和不足之处，以及存佚和版本考略。对历代重要本草的序言部分，逐句进行注释，或择其难解者，附加浅注。重要本草和序例有的还加以校勘，本草药名之可证明者，增加其原植物或原动物拉丁名称，以符新诠之意。附有重要本草的作者传记或事略。书后并附历代艺文志中本草、医经、经方等书目，全书38万余字，是研习本草的入门书。

赵燏黄治学严谨，务求实际，注重实地考察。他学识渊博，有坚实的文史学、训诂学、版本学知识，平时不仅注意收集本草及医药古籍，而且博收经、史、子、集有关文献，在本草考证方面曾经做过许多深入的研究。他精于版本考证，在考察《本草纲目》诸多版本之后，极力推崇金陵版，曾多次建议有关部门将其出版。他生活简朴，却不惜重金购买古籍，藏有历代主要本草80余部近千册，且多为善本或珍本，还有医经、方书、文史古籍及中外文参考书共5600余册。为发挥他毕生藏书的价值，家人遵其生前遗嘱，将全部藏书及遗稿献赠给中医研究院。

赵燏黄为中国药学事业的独立发展，为中国药学教育和整理本草研究中药事业辛勤奋斗一生，50年如一日，不分昼夜寒暑，孜孜不倦。在他病逝的前一天，还在修改《本草新诠》书稿。他一生的成就，博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1939年，伊博恩在《本草新注》 序中称赞他“对中药做了大量研究工作”。1939年，日本生药学家木村康一在《药学大全书》第二卷生药学专篇赞扬他“对中药研究有大量贡献”。1953年，楼之岑著《生药学》举赵氏《现代本草生药学》等为中国最早的生药学著作。1954年，张昌绍在《现代中药研究》中尊称他是工作最久、贡献最大的生药学家和科学家。1957年，徐国钧著《生药学》和1960年南京药学院药材教研组集体编撰的《药材学》推崇他为中国著名的生药学家和科学家。1962年，日本大阪大学著名生药学家高桥真太郎访华时，得悉赵燏黄已于两年前作古，曾向东方合十遥拜。1976年，那琦博士著《本草学》（台北）中多次尊称赵燏黄为中国生药学泰斗和本草学大师。

1983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医学院、中国药学会联合举办“纪念赵燏黄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称赞他是一代本草学家、中国生药学先驱者。

1　赵燏黄．药学专刊发刊词．药学专刊，1927，1—2．

2　赵燏黄．浙江公立医药专校药科同人上教育厅长书．药学专刊，1927，16—17．

3　赵燏黄．中央研究院拟设中药研究所计划．广东医药月报，1929，2（2）：38—46．

4　赵燏黄．研究国产药材计划方针．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30，1（7）：2060．

5　赵燏黄．说中药．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30，2（1）：95—98．

6　赵燏黄．中国新本草图志（第一集第一卷）．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第三号，1931．

7　赵燏黄．中国新本草图志（第二集第二卷）．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第六号，1932．

8　赵燏黄，徐伯鋆．现代本草生药学（上册）．上海：中华民国药学会，1934．

9　赵燏黄．祁州药志．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报告汇刊，1936，1（2）：1108．

10　赵燏黄．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别集之一）．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报告，1936．

11　赵燏黄，朱晟．祁州药材之初步观察．中华药学杂志，1936，1（3）：23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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