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文本是用超链接的方法，将各种不同空间的文字信息组织在一起的网状文本。超文本更是一种用户界面范式，用以显示文本及与文本之间相关的内容。现时超文本普遍以电子文档方式存在，其中的文字包含有可以连接到其他位置或者文档的链接，允许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链接所指向的位置。超文本的格式有很多，最常使用的是超文本标记语言（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下的一个应用）及富文本格式。

超文本的基本特征就是可以超链接文档；可以指向其他位置，该位置可以在当前的文档中、局域网中的其他文档，也可以在因特网上的任何位置的文档中。这些文档组成了一个信息网。目标文档通常与其来源有某些关联，并且丰富了来源，来源中的链接元素则将这种关系传递给浏览者。

超文本与超媒体独特的组织和管理信息的方式，符合人的思维习惯，适合于非表格式的数据组织形式和独特的表现方式，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办公自动化

超文本与超媒体应用于办公自动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形象、直观的工作环境，提高了工作效率。

2、大型文献资料信息库

对于大型文献库和资料库，采用超文本与超媒体方式进行组织和构造，使得对文件和记录的查询时间大大缩短。

3、综合数据库应用

超文本与超媒体在各类工程应用中为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管理工具，改变了人们对数据库管理的传统观念，从而改变了现代管理方式。

4、友好的用户界面

超文本与超媒体不仅是一项信息管理技术，也是一项用户界面技术。超文本与超媒体技术在图形用户接口的基础上，扩展使用了多媒体的图形用户接口。不论文字或图形、图像、动画、音频、视频等信息均能展现用户面前。

不过在某些场景下，由于顺序性文本组织结构对具体细节具有调节作用，超文本的非顺序性结构降低了元理解判断的相对准确性。

人们普遍认为超文本的概念源于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1890年－1974年）。他在20世纪30年代即提出了一种叫做Memex（memory extender，存储扩充器）的设想，预言了文本的一种非顺序性结构，1939年写成文章“As We May Think”，于1945年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1945年7月刊）发表。该篇文章呼唤在有思维的人和所有的知识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由于条件所限，布什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变成现实，但是他的思想在此后的50多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63年，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创造了术语“超文本”和“超媒体”，于1965年发布。1981年，特德在他的著作中使用术语“超文本”描述了这一想法：创建一个全球化的大文档，文档的各个部分分布在不同的服务器中。通过激活称为链接的超文本项目，例如研究论文里的参考书目，就可以跳转到引用的论文。

超文本，是美国学者纳尔逊1963年自造的英语新词。hyper在古希腊语中意为“超”“上”“外”“旁”等。纳尔逊对“超文本”的解释是：“非顺序性著述（non-sequential writing），即分叉的、允许读者作出选择、最好在交互屏幕上阅读的文本。”“大量的书写材料或图像材料，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以至于不能方便地呈现纸上。它可能包含其内容或相互关系的概要或地图，也可能包含自已经审阅过它的学者所加的评注、补充或脚注。”另据牛津英语词典1993年版对“超文本”的解释是：“一种并不形成单一系列、可按不同顺序来阅读的文本，特别是那些以让这些材料（显示在计算机终端）的读者可以在特定点中断对一个文件的阅读以便参考相关内容的方式相互连接的文本与图像。”

从以上的解释可以看出，超文本的概念雏形早已存在，但没有具体在计算机领域的工程定义和具体实现，超文本的具体实现是计算机出现后的产物，它以计算机所储存的大量数据为基础，使得原先的顺序性文本变成可以通向四面八方的非顺序性文本，读者可以在任何一个节点上停下来，进入另一重文本，然后再点击、进入又一重文本，理论上，这个过程是无穷无尽的。从而，原先的单一的文本变成了无限延伸、扩展的超级文本、立体文本。

这样一种新鲜事物的出现显然和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电子媒介的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的文化面貌。电影、电视可以把纸面上的文学转换成可视可听的电子形式，计算机的技术条件所提供的“超文本”使罗兰·巴特设想过的“可写文本”变成了现实。

根据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文本的结构包含着一系列的规则与规定，它作为原先存在的结构、隐蔽的框架引导着人们的认知秩序。布厄迪尔认为，符号不仅具有沟通功能，而且具有一种真正的政治功能，“符号权力是建构现实的权力，是朝向建构认知秩序的权力。”福柯则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考察了权力与话语二者互为扶持、共生共荣的关系。

对文本结构意义的大规模反抗始自解构主义。德里达——这位解构主义的宗师大肆宣扬文本意义的无限开放。他从结构主义的内部开始他对语言的解构，既然语言是靠内部系统的差别运作的，那么，这个差别到什么地方停止呢？他自创了一个新词：“延异”，表明这个差异的无限延宕。文本并没有固定的意义，意义从一个能指飘浮到另一个能指，闪烁在能指无穷无尽的海洋中。《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德里达在这篇著名论文中强调了用“游戏”来超越结构、终极、在场形而上学的阐释活动。福柯指出，为了防止文本意义的无限膨胀，“作者”常常是用来保障意义的稳定的意识形态形象。为了彻底否弃“作者”的权威，罗兰·巴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作者已死。他指出，作者只是书籍作其谓语的一个主语，作者不是个人：“言语活动认识‘主语’，不认识‘个人’”，这个主语在确定它的陈述过程之外就是空的。事实上，一个文本是由多种写作构成的，它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起源，这样的写作来自多种文化的相互对话，相互结合，相互戏仿，相互争执：“文本是由多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废除作者与文本之间的父子关系，巴特的目的是解放文本的意义，担倡一种解除权威控制的“写作性”文本：在复合写作中，一切都在于分清，没什么需要破译的了，在每个关键节点，每个层面上，结构都能被跟踪，被编织（像丝袜线团一样），然而，其底部一无所有，写作的空间应被走遍而不可穿透；写作不停地固定意义以便又不停地使之蒸发消散、使之系统地排除意义。”这样，一个统一的作者瓦解了，每个读者既是读者，又是作者。

罗兰·巴特对“写作性文本”的描述像是一个理论家的奇思异想，然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出现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他的梦想。“超文本”使得每个读者摆脱了文本顺序性的控制，读者可以随意地在哪个地方停下来，进入另一个文本。读者成了真正的上帝，读者才是最后的文本意义的生产者。读者在阅读新闻时，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思路，实现新闻内容的“跳转”及表达方式的转换，更好地适应用户的主体地位及联想的思维规律。超文本结构是网络上信息的组织方式，大大增加了新闻报道的综合性、信息量、可选择性和自主性。

然而，摆脱了纸面文本的束缚，这个赛博空间是否就一定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空间？这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网络上的“超文本”中的关键词仍然有限。除了软件的支持，“如何确定一个文本中的关键词”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许多时候，文本中关键词的挑选涉及某些知识系统的认可、某种话语传统的承传、某种权威观念的接受，如此等等。总之，曾经控制文本结构与逻辑的一切权力都会某种程度地复活。另一方面，如果超文本隐含的可能得到了全面的实现——如果超文本之中的每一个词都可以充当关键词成为潜入另一个文本的通道，人们会得到什么？超文本突如其来地实现了巴特反抗单向意义结构文本的愿望。可是，这个愿望实现得如此彻底，以致人们不得不追问另一个后续的问题：无穷的意义会不会等于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