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是研究事物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变化规律、符号的各种意义以及符号与人类多种活动之间的关系。符号学的原理应用到各具体领域就产生了
部门符号学。
符号定义
符号是一个各门科学技术所使用的术语，在各种不同的书籍和论文中都有定义的描述。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
IS0 12620:1999中给予符号作出定义。
国家标准GB/T 16786-2007 术语工作
计算机应用 数据类目 标准中予以等价采用（NEQ）。
术语：符号
英文：symbol
定义：用字母、数字、图符以及它们的任意组合来指称概念的形式。
来源：
GB/T 16786-2007 术语工作
计算机应用 数据类目
IS0 12620:1999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terminology-Data categories,NEQ
西方著作给“符号学”的定义一般都是：“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signs）。这个定义实际上来自
索绪尔，索绪尔一百多年前建议建立一个叫做“符号学”的学科，它将是“研究符号作为
社会生活一部分的作用的科学”。索绪尔并不是下定义，而是在给他从希腊词根生造的semiologie（来自希腊词semeîon）一词作解释，用一个拉丁词源词解释一个同义的希腊词源词，这在西方是有道理的。
然而索绪尔这句解释成了符号学的正式定义。在中文里这话是同词反复；在西文中，如果能说清什么是符号，勉强可以算一个定义。
但“什么是符号？”是一个更棘手的难题。
赵毅衡给了符号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而清楚，翻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实际上这定义卷入一连串难以明确解答的难题，甚至可以得出一系列令人吃惊的结论。
首先，既然任何意义活动必然是符号过程，既然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那么意义必然是符号的意义，符号就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或载体，符号是意义的条件：有符号才能进行意义活动，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存在。因此，为了定义符号，我们必须定义“意义”。
要说出任何意义，必须用另一个意义；判明一个事物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它是引发解释的，可以解释的。而一切可以解释出意义的事物，都是符号，因此，意义有一个同样清晰简单的定义：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
意义必用符号才能解释，符号用来解释意义。反过来：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解释，也没有不解释意义的符号。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缠绕，实际上意思简单：一个意义包括发出（表达）与接收（解释）这两个基本环节，这两个环节都必须用符号才能完成，而发出的符号在被接收并且得到解释时，被代之以另一个符号，因此，意义的解释，就是一个新的符号过程的起端，解释只能暂时结束一个符号过程，而不可能终结意义。正因为每个延伸的解释都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就是这种表意与解释的连续带。
符号学定义
奥地利术语学家、国际术语
情报中心负责人（1971-1985）、
国际标准化组织第37分委员会（ISO/TC）秘书赫尔穆特·费尔伯对符号学定义如下：
符号学：研究符号构成物，以及它们与思维构成物的对应。[参考资料7]
钱德勒《符号学初阶》，开头一段用“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来定义符号学，接着说，“如果你不是那种人，定要纠缠在让人恼怒的问题上让大家干等，那么我们就往下谈……”。
安伯托·艾柯将其定义为“符号学研究所有能被视为符号的事物”；另一个
意大利符号学家佩特丽莉说符号学“研究人类符号活动（
semiosis）诸特点”，亦即人的“元符号能力”。19世纪末与皮尔斯一道建立符号学的英国女学者维尔比夫人（Lady Victorian Welby）建议符号学应当称为sensifics，或
significs，即有关sense或significance的学说，也就是“表意学”。
福柯在他1969年关于
认识论的名著《
知识考古学》中说：“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
阐释学；把鉴别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
怀海德的意见与福柯相仿：“人类为了表现自己而寻找符号，事实上，表现就是符号”
就国内研究者的定义来看，“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
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上海《科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而是指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赵元任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赵元任说与“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英文词，可以为symbolics，
symbology，symbolology。西方没有人用过这些词，可见赵元任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皮尔斯、维尔比提出这门学科。
赵毅衡在1993年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并给出了符号的定义。即“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
没有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不仅人无法存在，“人化”的世界无法存在，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只有用符号才能思想，或者说，思想也是一个产生并且接收符号的过程。因此，认识论、语意学、
逻辑学、现象学、
解释学、心理学，都只涉及意义活动的一个方面，而符号学是对意义的全面讨论。因此把符号学定义为“意义学”是能够成立的，也是有用的。
这样讨论的目的，是确定符号学涉及的范围。很多人认为符号学就是研究人类文化的，实际上符号学研究的范围，文化的确是最大的一个领域，但是符号学还研究认知活动，心灵活动，一切有关意义的活动，甚至包括一切由有灵之物的认知与心灵活动。人类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必须寻找存在的意义，因此符号是人存在的本质条件。
学科历史
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是
索绪尔与皮尔斯，他们在20世纪初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基础系统，但是符号学本身一直处于学界边缘，要等到60年代，索绪尔的符号学以
结构主义的名义起飞，在那时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几乎是
一物二名。70-80年代结构主义突破自身，成为
后结构主义，其中符号学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后皮尔斯模式代替了索绪尔模式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
近年来皮尔斯的符号学代替了索绪尔的符号学，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皮尔斯注重符号的意义解释，他的符号学是重在认知和解释的符号学，他的名言是“符号必须可以被其它符号所解释（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这本是符号学应有的形态。
中国符号学
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
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他自己参与创刊的上海《科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在世界上也没有人做过。虽然索绪尔已经在1913年
日内瓦大学的课堂上提出了semiologie，他的讲课笔记要到1916年他去世后才出版，而引起学界注意，则要到1930年代。皮尔斯的
semioticd学说生前没有发表，亦是30年代莫里斯进行系统介绍才广为认知。赵元任在此文中说，与他提出的“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词，可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可见，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
赵元任之后，“符号学”一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再次出现于中文出版物中，要到新时期。与五六十年代相同，这一阶段“符号学”依然只出现于外国哲学语言学的翻译介绍之中。1978年方昌杰翻译著名学者利科对法国哲学的介绍文章，是符号学重现于中文的第一篇文字。真正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的第一批文章，出现于1980年代早期，如
胡壮麟《
语用学》、
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徐志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
徐思益《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等。此时的“符号学觉醒”集中于
索绪尔语言学，关心者大致上也来自语言学界。真正把符号学当做一门单独的学科来讨论的，是我国著名
东方学家金克木1983年在《
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谈符号学”。这篇文章是印象式的漫谈，论点有点散乱，但却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拿出自己的观点来，不再是仅仅介绍国外理论。
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热”的迅速升温，国内学界对符号学的兴趣陡增，各界学者开始应用于不同学科之中，为符号学在中国发展做了一个良好开端。1985-1987年出现了一系列在各种学科中运用符号学的文章，如安和居《‘符号学’与文艺创作》、安迪《短篇小说的符号学》、
胡妙胜《戏剧符号学导引》、艾定增《运用建筑符号学的佳作：评西双版纳体育馆方案》、徐增敏《电影符号与符号学》、
李幼蒸《电影符号学概述》、
周晓风《朦胧诗与艺术规律：对于现代诗歌的一个符号学探讨》、曾大伟《试论符号学理论与接受理论在教学上的应用》、郑伟波《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郭昀《情报与符号：从大情报观看情报载体》等等。符号学呈现了跨学科的特征，覆盖面之广已经令人惊奇。此时也出现了一些对这门学科作总体介绍的文字，例如毛丹青《符号学的起源》、陈波《符号学及其方法论意义》。到这个十年将结束的时候，符号学在中国呈现爆发的形态，开始出现综合与汇流。1988年1月，李幼蒸、赵毅衡、张智庭等在北京召开了“京津地区符号学讨论会”，这是中国符号学界的第一次集会；1988年12月，李先焜发表《符号学通俗讲座》（最后几讲由陈宗明负责）；80年代后期，中国符号学的最早几本专著开始出版：林岗于的《符号·心理·文学》（
花城出版社1985年）可能是我国第一本将符号学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专著；接下来是何新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研究的《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以及俞建章、
叶舒宪的《符号:语言与艺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肖峰的《从哲学看符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可能是第一本符号学哲学专著；以后又出版了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赵毅衡的《
文学符号学》（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符号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学派之争
符号学（
semiotics，semiologie，
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
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
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
实用主义。如按理论形态也可分为：其一，卡西尔哲学符号学（
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其二，索绪尔影响下的罗朗·巴尔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再细分：一曰：以索绪尔说“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一部分”，二曰：以巴尔特所言“符号学只是广义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符号学是扩大意义的语言学，更准确地说“
元语言学”理论；其三，前
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正好是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反对等等①。
李幼蒸认为：“今日最为通行的一般符号学
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皮尔斯理论系统，
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
一般符号学。”②符号学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学科，当然少不了思想学术的革命性。
后现代思潮里，国人更易接受巴尔特之类。可我研习国学多年，跟随潮流的意识早已淡漠。静心而论，那些西传之学，国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厌倦。我们必须明白，在西方学界里的权威，可能在我们的语境里是错谬之极，符号学就有其特性，故愿能寻到一种较为合理的
研究方法，拙文仅是粗劣的尝试。
以文化为研究范围的是现代符号学的特质，当中包括了
传播符号学Communication Semiotics
广告符号学semiotics of advertising
主体符号学subjective semiotics
主要学派
瑞士索绪尔
FerdinanddeSaussure
索绪尔是
瑞士开创
现代语言学先河的
语言学家，他本身并没有作品传世，有名的《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教学讲稿，由两位学生
组合编辑而成。现代符号学（SemiologyorSemiotics）的词语语源也是索绪尔按
希腊语的“符号“衍生出来的用语。索绪尔建立的符号学是作为一种对
人类社会使用符号的法则进行研究的科学，有别于
传统语言学（Philology）对语言的历史演变进行异时性（
diachronic）研究，现代语言学集中处理在当下时空之中，语言内部的指涉法则，这种并时性（synchronically）的研究是索绪尔开创先河的提法，往后影响了法国的
结构主义语言学、英国哲学家维根斯坦、美国衍生语言学家NoamChomsky等。
由于索绪尔把
语言符号分成两部分来处理，为研究
文化符号或者意识型态的学者，提供了有系统的分析
方法学，80年代至90年代间，在
欧美文化批评界符号学盛极一时。全球学院训练的文化批评者仍有不少使用
符号学方法进行
文化现象的
结构分析。
索绪尔符号学的特点是
单一符号（sign）分成意符/
能指（Signifier）和意指/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意符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意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部分。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称为符号。
俄国
VladimirPropp
M.M.Bakhtin
RomanJacobson
N.S.Trubetzkoy
RussianFormalism
原苏联
YuryMikhailovichLotman
法国
ClaudeLevi-Strauss
RolandBarthes
GerardGenette
TzvetanTodorov
JuliaKristeva
美国
C.S.Peirce
ThomasSebeok
意大利
Umberto Eco
皮尔斯符号学
皮尔斯认为，根据与对象的关系，符号可以分成三种：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
规约符号（symbol）。前两种是具有
理据性的符号。
像似符号
像似符号指向对象靠的是“像似性”（inconicity）：“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东西，因为与之像似（resemblance）”任何感知都有作用于感官的形状，因此任何感知都可以找出与另一物的像似之处，也就是说任何感知都是个潜在的像似符号。
画五颗
五角星代表五星级；在画的香烟头上打“×”，表示禁止吸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是约定俗成的，如“×”；有些是相似的，如星星、香烟头。倘若两者完全一样，那还是符号吗？固然不是。天上的星星绝对不是五角的，那烟头也不是照片。符号传递信息一看便知，绝不能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透。
指示符号
指示性，是符号与对象因为某种关系——尤其是因果、邻接、
部分与整体等关系——因而能互相提示，让接收者能想到其对象，指示符号的作用，就是把
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到对象上。指示符号的最根本性质，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向符号对象。
如车转弯前的路标，风向旗表示风向，
温度计的水银柱表示气温，画一个上帝在门口，可以代指教堂等等。有专家，譬如美国的皮尔斯把它称作索引式符号。所谓索引式符号就是通过相关联系推测符号的信息，勿须解释。欧洲人的剧院用假面具来代指就是鲜活的例子，这些必须是约定俗成的。
规约符号
靠
社会约定符号与意义的关系，这种符号被称为规约符号。规约符号，是与对象之间没有理据连接的符号，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武断”符号。
譬如，
交通运输上用红色和黄色喻指警示之意。数学当中的“+”“—”“=”等。又如通讯
电码、
斑马线之类，这方面用得最多的仍是运输领域。皮尔斯把它命名为
象征符号，有些专家又称为
指号符号。
总而言之，符号越相象或越接近对象就易于识别，凡是越抽象的或民族文化性的
符号识别也就越难。譬如说，欧洲人常在杯子上缠绕蛇来代指医药，东方人难知其意。那些全世界能通用的，最好用相象或越接近对象的共识性符号。如果是
文化类型，要根据
能指或受指的思维去做。如果二者都无法，就必需使用强制性的规约符号。不过做设计也不需如此严格，用得巧妙是很需要灵感的，了解得越多产生灵感机会就越大，故知识是创造灵感的触点。
四个发展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语言学模式
索绪尔认为，语言虽然只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之一种，却是不成比例的超大
符号体系，语言学研究的应当为符号学提供模式，因此，符号表意的根本原则是任意性。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迅速成熟”、在六十年代，当结构主义符号学潮流涌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
三十年代的
布拉格学派、六十年代的
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大都建构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学式的”符号学。语言学模式，使符号学难免落入结构主义的封闭格局。索绪尔理论很难摆脱封闭
系统观。
第二种模式是皮尔斯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
这种模式考量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学为模式。由此发现符号表意的理据性不同，这个出发点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式甚至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使符号向
无限衍义开放。
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虽然有莫里斯、米德等人的坚持，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冷落。到七十年代，符号学界“重新发现”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有论者甚至认为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索绪尔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符号学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
第三种模式是卡西尔的“文化符号论”
卡西尔建立了一种象征哲学，作为普遍的“文化语法”。卡西尔的象征思想在其弟子朗格的
文艺美学中得到充分发展。他们的论点精彩，却难以进一步在其他学科领域中推演，与这一模式相近的还有美国文论家伯克的“符号行动”理论。伯克的立场接近新批评，五十年代初推动新批评拓宽视野。卡西尔学派不太关注符号学作为
方法论的可操作性，他们的模式成为一种历史遗迹，在此后因后继无人而从符号学中消失。但他们对于文化的重视，看来依然是值得珍视的学术财富。
巴赫金开创了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有人称之为“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成就长期湮没无闻；六七十年代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创立的莫斯科—卡尔图学派，发扬光大之。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场”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但是这一派的理论模式主要借鉴自
信息论与
控制论，尤其是
普利高津的
耗散理论，技术色彩浓厚。如何处置科学模式与人文思索之间的张力，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以上四个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做出了贡献，也各有符号学进一步发展必须摆脱的弱点。符号学从先前模式中一次次脱茧而出，它的成熟是符号学界自我学习，自我改进的结果。当今符号学的出发点，应当是皮尔斯理论，而不是索绪尔理论，这点无可否认。
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二十世纪上半期，是模式的奠定和解释阶段。除了上述四个模式的奠基者，还出现一批最早的推进者：莫里斯把皮尔斯理论发展成系统；朗格在美学和
文艺学中推进卡西尔理论，伯克与卡西尔理论遥相呼应；而巴赫金理论由于政治原因被搁置。早期推进最突出的是索绪尔理论，由于得到
布拉格学派（
穆卡洛夫斯基、
特鲁别茨柯依等等）、
符号语言学派（
叶尔姆斯列夫、马丁奈、班维尼斯特等等）的热情推进，索绪尔符号学在六十年代前率先成熟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第二阶段
出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符号学作为一种理论正式起飞。索绪尔符号学直接发展成六十年代
结构主义大潮。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等人，把结构主义发展成为六十年代最显赫的学派；符号学开始卷入其他思潮：马克思主义（戈德曼、阿尔都塞）、
心理分析（拉康、克里斯蒂娃）、现象学/
解释学（梅洛-庞蒂、利科）等。这些人大都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名叫“结构主义”的运动，但是他们却毫不讳言对符号学的热情。在稍晚时候，莫斯科-
塔尔图学派开始在
苏联形成；而艾柯、西比奥克等人开始发展皮尔斯这一支的符号学。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符号学成为
人文社科规模宏大的方法论。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索绪尔模式一家独大。
第三阶段
出现于七十年代中期，仍在展开。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皮尔斯的开放模式取代了索绪尔模式，由此结构主义自我突破成
后结构主义。除了皮尔斯模式，巴赫金与塔尔图模式也开始扩大影响，一些被遗忘的奠基者，如维尔比夫人的贡献，也被大规模整理出来。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理论符号学没有提出更新颖的模式，而是整合各种模式成为一个新的运动。据守模式对符号学不利：当代文化的迅猛发展会使任何模式迅速陈旧。模式意识淡薄，可能会使符号学运动缺乏明星，没有权威却能使这个学科四面出击，向任何需要符号学一显身手的方向推进。因此，第三阶段符号学的特点，一是与其他学派结合，二是广泛应用于具体课题。
相关书目
中国符号学丛书
四川大学“符号学-
传媒学”研究所在赵毅衡教授的带领下获得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的项目，出版有《
广义叙述学》（赵毅衡 著）、《
先秦符号思想研究》（祝东 著）、《
广告符号学》（
饶广祥 著）、《
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宗争 著）、《
社会文化符号学》（张碧 著）、《
新闻符号学》（
李玮 著）。赵毅衡教授的《广义叙述学》一书是继其《符号学》一书之后的又一部力作，2014年春天伊始，“
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展开了为期一年的围绕《广义叙述学》的学习、研究和讨论，同时这本著作还在
南开大学、
兰州大学等很多高校引起了热烈反响。《广告符号学》出版后，也以专题的形式在四川大学符号学交流会上引起热烈的讨论，作为
应用符号学的典范，该书得到了新闻传播方向师生的高度喜爱，也为符号学“接中国的地气，解中国的难题”提供了参考。
当代符号学译丛
《
当代符号学译丛》译丛八本已经由四川教育出版全部出版
《
存在符号学》Existential Semiotics，by Eero Tarasti
《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The Impact ob Philosophy by Semiotics, by John Deely
《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 by Robert Hodge & Gunter Kress
《
符号自我》Semiotic Self, by Norbert Wiley
《香烟，高跟鞋，及其他有趣的东西：符号学导论》Of Cigarettes, High Heels, and Other Interesting Thing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by Marcel Danesi
《酷：青春期符号与意义》Cool: The Signs and Meanings of Adolescence (Toronto Studies in Semiotics and Communication), by Marcel Danesi
《音乐，意义，传媒》Music, Meaning & Media，edited by Pekkilla et al
《
传媒符号学》Media Semiotics: An Introduction, by Jonathan Bignell,
当代符号学前沿译丛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赵毅衡
一、Eero Tarasti: Sings of Music: A Guide to Musical Semiotic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2
塔拉斯蒂，《
音乐符号：
音乐符号学导论》，共224页，译成中文大致是13万净字数。作者：
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国际符号学会现任会长，著名音乐符号学家，世界知名的符号学权威。这本书是他及1996年开创学科的《音乐符号学》之后另一本著作，比较普及化，尤其是对不太熟悉
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的读者来说，比较容易读懂。
译者：
陆正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艺术系副教授，“音乐符号学”课题负责人。
二、Susan Petrelli and Augusto Ponzio，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佩特里利与彭其奥：《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敞开网络的解释路径》，共620页，正文556页，译成中文大致是30万净字数。
作者：彭其奥与佩特里利都是
意大利巴里大学教授，当代符号学“意大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国际著名的符号学家，“符号伦理学”的创始人。这本书是当代符号学的名著，检查了符号学在新世纪展开的新的幅度，尤其是伦理符号学，环境符号学等新的领域。
译者：
王永祥，
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Chinese Semiotics刊物
执行编辑三、Marie-Laure Ryan:Avatars of Stor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6.
瑞恩：《
故事的变身》，原作275页，译成中文大致是16.5万字（净字数）
作者：瑞恩是美国
科罗拉多大学教授，近十多年来对符号
叙述学，以及“
可能世界理论”等叙述学的扩展做出了引起学界广泛注意的贡献，被认为是打开了传统叙述学的疆界。尤其在数字叙述，游戏叙述等诸种新领域，是国际学界领军人物。此书《故事的变身》影响巨大，在国内学界尚无成熟的游戏叙述研究。
译者：张新军，湖北
郧阳医学院外语部教授，负责“瑞恩研究”国家社科课题。
四、Darlene Juschka，Political Bodies/Body Politic: The Semiotics of Gender, Equinox, 2009.
裘什卡，《政治身体/身体政治：性别符号学》232页，译成中文大致是14万字（净字数）
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用符号学研究性别问题的书，非常重要。作者是
加拿大雷吉纳大学女性与性别
研究系教授。她在本书中处理了一系列在符号学发展史上有开拓性的问题。其导论部分是性别研究符号学的框架勾勒。符号学在这个领域的进展，将吸引大批学者和学子。
译者：
程丽蓉，
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文艺与传媒硕士点负责人。著名性别研究学者。
符号学译丛
“符号学译丛”是“中国符号学丛书”的姐妹工程。丛书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开阔的
国际视野，紧密关注国际符号学研究的新动向，致力于及时、准确地把国际符号学研究的新成果呈献给国内读者。其译者既有久负盛名的翻译家，也有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学者。译丛书包括C.S.皮尔斯、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兹韦坦·托多洛夫、詹姆斯·雅各布·李斯卡、苏珊·佩特丽莉等重要符号学者的作品，为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打开了国际性的理论视野。
李斯卡的著作《皮尔斯符号学导论》是当代皮尔斯符号学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也是
四川大学出版社“符号学译丛”的重点项目。该书一手资源丰富翔实，
理论解释深刻、清晰，较为准确地勾勒了皮尔斯符号学思想的概貌，从而成为国外符号学者的案头读本。
现已出版有：
（1）《皮尔斯：论符号 : 附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美]皮尔斯（著 ）
赵星植（译）
（2）《符号疆界 : 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意] 苏珊·佩特丽莉 （著）
周劲松（译）
（3）《影像化的现代 : ——语言与影像的符号学》[日]宇波彰 （著） 李璐茜（译）
（4）《符用学研究 : 符号学译丛》[法] 丹尼斯·韦尔南 （著） 曲辰（译）
（5）《生命符号学 : 塔尔图的进路》[
爱沙尼亚]卡莱维·库尔 （著） 彭佳 等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