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僧浩初序》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创作的散文。此文借送僧浩初以反驳韩愈对他的批评，通过和韩愈的辩论，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第一段重在表明如何看待佛教义理，第二段强调看待佛教的正确观点，第三段具体到文章所赠的主人公浩初。全文逻辑严密，语言流畅。

送僧浩初序①

儒者韩退之与予善②，尝病予嗜浮屠言③，訾予与浮屠游④。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⑤，退之又寓书罪予⑥，且曰：“见《送元生序》⑦，不斥浮屠。”浮屠诚有不可斥者⑧，往往与《易》《论语》合⑨，诚乐之⑩，其于性情奭然⑪，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⑫，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⑬。浮屠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⑭？曰：“以其夷也⑮。”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⑯，则将友恶来、盗跖⑰，而贱季札、由余乎⑱？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⑲。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

退之所罪者其迹也⑳，曰：“髡而缁㉑，无夫妇父子㉒，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㉓。”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㉔，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㉕。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与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㉖。且凡为其道者㉗，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㉘。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㉙，则舍是其焉从㉚？吾之好与浮屠游以此。

今浩初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论语》，唯山水之乐，有文而文之㉛。又父子咸为其道㉜，以养而居㉝，泊焉而无求㉞，则其贤于为庄、墨、申、韩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者㉟，其亦远矣。李生础与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㊱。因北人寓退之㊲，视何如也㊳。

①浩初：柳宗元《龙安海禅师碑》云“其弟子玄觉洎怀直、浩初等”，可知浩初为龙安海禅师弟子。

②韩退之：韩愈，字退之。善：友善，有很好的交谊。

③病：不满意。浮屠：梵语“佛陀”的音译，亦作“浮图”，指佛。此指佛教。

④訾（zī）：指责，批评。浮图：此指佛教徒，僧人。游：交往。

⑤陇西：郡名，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南。李生础：李础。时为湖南从事，元和五年请告省其父于东都，韩愈有《送李判官正字础归湖南序》，又有《送湖南李正字归》诗。韩愈与李础及其父李仁钧曾同在汴州董晋幕，故韩序有“离十三年”之语。东都：唐东都洛阳。

⑥寓书：谓托李础带信。此书今不见于韩愈集。罪余：责备我。

⑦《送元生序》：指柳宗元所作《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其中有云：“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之尤者也。”谓释氏也可佐世，故遭韩愈的批评。

⑧诚：确实。

⑨《易》：即《周易》，卜筮之书。相传为周文王、周公所作，儒家经典之一。《论语》：亦为儒家经典，为孔子弟子及后学关于孔子言行思想的记录。

⑩乐：喜欢。

⑪性情：佛教词语。性指人内在的不可改变的本质，情则指后天所生的各种感情。奭（shì）然：消释貌。谓解释得透彻。《庄子·秋水》：“奭然四解。”

⑫扬子：扬雄，字子云，西汉文学家、哲学家。推崇孔子，主张一切言论应以五经为准则。

⑬庄：庄子，名周，战国时人。其思想见《庄子》，主张适情任性、自由无为，对儒家的仁义之说多有批评。墨：墨子，名翟，战国初期人。其思想见《墨子》，主兼爱、非攻、尚同，反对儒家“爱有差等”之说。申：申不害，战国时人。著有《申子》，今存辑本。尊刑名之学，为法家思想的重要人物，尤重视“术”的作用。“术”即君主驾驭群臣的方法。韩：韩非，战国时人，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见《韩非子》，主张集权力于君主，以法律治国，法、术、势相结合。取焉：有所汲取，有所采纳。扬雄《法言·问道》：“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扬雄的思想比较驳杂，后世道学家多谓其言论“蔓衍而无断，优柔而不决”，故柳宗元说他于庄、墨、申、韩皆有所取。

⑭怪僻险贼：怪僻险恶而具有破坏性。

⑮以其夷也：因为它（指佛教）是从外国传来的。夷，旧指华夏以外的各族及各国。佛教由天竺传入中国，故云。

⑯果：竟然。道：指佛教的学说、教义。斥焉以夷：因为是外来的而排斥它（佛教）。焉，代词，代指佛教。

⑰恶来：商纣王的臣子，多作恶。《史记·殷本纪》：“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司马贞索隐：“秦之祖蜚廉子。”盗跖（zhí）：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盗。《庄子·盗跖》：“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

⑱贱：意为蔑视，看不起。季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的少子。寿梦欲传以王位，辞不受。封以延陵，又称延陵季子。见《史记·吴太伯世家》。由余：戎人，使秦，向秦穆公言治国之策。戎王淫乐，不听由余之谏，由余归秦，秦拜为上卿，并国十二，辟地千里，遂称霸西戎。见《韩诗外传》卷九。

⑲去名求实：抛开名称而讲求实际。

⑳罪：怪罪，指斥。迹：指表面的东西，外在的表现。

㉑髡（kūn）：剃光头发。缁（zī）：黑色。僧人穿黑色衣服。

㉒无夫妇父子：指僧人不婚娶，出家为僧，不拜父母。

㉓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指不从事耕田养蚕等劳动而依靠别人养活。

㉔忿：忿恨，不满。遗：抛弃，丢失。中：指佛教教义的内涵。

㉕韫（yùn）玉：石中包藏的玉。陆机《文赋》：“石韫玉而山晖。”

㉖未必能通其言也：未必在思想上能够理解他们的教义。

㉗为其道：指信奉佛教。

㉘嗜闲安：爱好安逸清静。

㉙病：厌恶，不满。逐逐：互相追逐竞争。《周易·颐》：“虎视眈眈，其欲逐逐。”印组：代指权力。印，官印。权力的象征。组，系印的丝带。为务：做为主要事情。相轧（yà）：互相倾轧，互相排挤。

㉚是：指韩愈所指责的“与浮图游”。焉从：何从，与谁交往。

㉛有文而文之：有文才，能写文章。

㉜父子：指浩初与其儿子。刘禹锡《海阳湖别浩初师并引》亦称其“婴冠带，豢妻子”，则浩初为僧人而娶妻生子者。

㉝养：供养。指供养妻子。

㉞泊：淡泊。

㉟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者：指那些在官场上争权夺利的人。

㊱之：指李础。

㊲因：借。北人：到北方去的人。寓：寄。

㊳视何如也：看他有什么看法。

儒者韩愈，与我交好，他曾经批评我喜欢佛教言论，指责我与僧人来往。最近，陇西李础从东都洛阳来，退之又托他带信来批评我，并且说道：“我见到你写的《送元生序》，里面没有排斥佛教的内容。”佛教思想确实有不可排斥的地方，它的有些思想，常常与《周易》《论语》的思想相契合，实在叫人喜欢。精神上则可以自由无束，故而佛教与孔子的学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退之爱好儒学，其程度不可能超过杨雄，但杨雄所著之书，对庄、墨、申、韩等诸子思想都有所吸收、包融。佛教思想，难道还不如怪僻、阴险、邪恶的庄、墨、申、韩的思想吗？退之说：“因为它是外国的产物。”如果不相信佛道就因为它是外国的产物就加以排斥、责难，那么，难道要将中原的恶来、盗跖视为朋友，而鄙薄非中原的季札、由余吗？这就不能算是不讲名称、只求实际的人了。我从佛教思想中汲取的部分与《周易》《论语》的旨趣相合，即使圣人再生，也不会排斥它。

退之所谴责的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也就是他说的：“僧人剃光头发，身穿黑衣，断绝夫妇、父子间的人伦关系，不耕田，不织布，全靠别人养活。”像这些，即使是我，也是不喜欢的。退之因厌恨其外表而 丢弃其内在合理的内容，这是只知道璞石却不知道璞石中还蕴藏着美玉。我之所以喜欢佛教的经典，原因就在这里。与佛教僧侣那些人交往的人，不一定要通晓他们的学说。而且大凡信奉佛道的人，大多不喜欢做官，不愿意显露自己的才能，乐于游赏山水而喜欢悠闲、安适的生活。我憎恨世上那些一心为当官而奔走不停并且相互倾轧的人，那么，除了僧人，我还能跟从谁呢？我之所以喜欢与僧人交往，原因就在这里。

如今僧人浩初约束自己的心性，平稳自己的情感，静心读书，精通《周易》《论语》，把游山玩水当作唯一的乐趣，并且用诗文来描绘和赞美。而且他们父子都信奉佛教，浩初因尽孝道而与父亲住在一起，心地淡泊，不追逐名利，他的德行胜过信奉庄、墨、申、韩等学说的人，对比那些一心为当官而奔走不停，并且相互倾轧排挤的人，更要远远胜出。李础又与浩初交好，现在他要离开了，我把这篇赠序给他看。请他托去北方的人顺便带给退之，不知退之读了觉得怎么样呢。

此文作于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当时柳宗元在永州。元和五年，李础由东都回湖南，带来了韩愈的书信，信中批评柳宗元“与浮图游”。柳宗元借送浩初，作此文对韩愈的批评作了反驳。柳宗元又有《浩初上人见贻绝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诗，则为柳州时作，非一时。

此文的创作缘起是在元和五年，在东都洛阳任河南县令的韩愈托将返回湖南的李础带给柳宗元一封书信，批评柳宗元喜好佛教义理，喜欢和僧人来往。柳宗元不满意韩愈的观点，此时自己的朋友浩初将要离开永州远行，柳宗元借为浩初写序来申明自己对佛教义理的看法和与僧人交往的原因，并托浩初将此序带给李础看，再请北去的人带给韩愈，作为对韩愈来信的答复，可谓一文两用。

此文内容是通过和韩愈的辩论，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从此文可以看出柳宗元对佛教的态度是“统合儒佛，兼容并包”，此为一种开放的文化态度。柳宗元的信佛，着重于佛教义理，他把作为外壳的宗教迷信与内在实质的义理区别对待。在此文中，柳宗元寻找儒释之间的共同点，如他认为佛教义理中包含着与“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往往与《易》《论语》合”，是不应当简单加以否定的；而且佛教徒的“不爱官，不争能”，是儒家传统的“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同时他也批判“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在柳宗元其他文章中，也屡屡提到他对佛界的不良现象的批评。如《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中的“佛道逾远，异端竞起”；《送琛上人南游序》中说：“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送方及师序》中批评“游民”学文章不成，“则借浮屠之形以为高”。柳宗元的佛家思想也是与他常常提倡的大中之道联系在一起的。他注重的是佛学的社会作用，教化之功，通过有选择地容纳佛学思想，借助佛学理论来丰富儒学的思想方法，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韩愈相比，柳宗元对于佛的态度更客观，是学者的探讨。韩愈对于佛教是全盘排斥的态度，所以有的行为更彻底，是政治家所为。韩愈在《原道》中明确宣传对佛教徒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柳宗元《送僧浩初序》应该最终送到了韩愈的手中，但是他对佛教徒的态度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元和十四年（819）作《论佛骨表》时言辞依然非常激烈：“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柳宗元序体文章较多。陈长方说其合乎文章之法，其实是此序在论述的过程中非常符合驳论立论之法，立论鲜明，批驳有力，且言简意赅，无繁文赘语，完全符合柳宗元自己对文章的要求：洁。在序中，柳宗元首先申明自己对佛教的基本态度：“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旋然，不与孔子异道。”把韩愈所遵从的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本，首先承认佛教有其缺点，但是它因为和儒家学说有相通之处，所以不能一概推翻，这个立论因为是退一步承认对方的部分观点，又抓住对方观点中最关键的地方，说明自己喜欢佛学的原因是因为喜欢儒学，所以最终起到的效果是不容置疑的。下面就以此作为正面论点，针对韩愈批评自己的两个方面展开：关于如何看待佛教义理，以及如何看待自己与佛教徒交游。

第一段重在表明如何看待佛教义理。柳宗元首先把韩愈的好儒和扬子相比，“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但是扬子尚且能从“庄、墨、申、韩”中“有所取”，何况退之你？而且浮屠“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又有什么理由全盘排斥佛教呢？然后批驳韩愈以其为外来宗教就应该全盘排斥的观点，如同“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去名求实”才是看待问题的最客观的态度。作者用比喻来批驳韩愈，然后在驳论之后立论：“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圣人尚且不可斥，何况退之。批驳有力，且言辞激烈。

第二段强调看待佛教的正确观点。首先表明自己和韩愈的观点一致的地方是斥僧人“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但是如果只是重在外表“忿其外而遗其中”，就是“知石而不知相玉”，得出自己的观点：“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表明自己喜爱佛教的原因是知道佛教义理中蕴含的精髓。然后转向说明自己喜欢和佛教徒交游的原因：他们“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和当今追逐名利之徒相比，应该和谁相处，答案自明，“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就是柳宗元的结论。

第三段具体到文章所赠的主人公浩初，而他正具有柳宗元上文所提到的一切特点：不仅“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而且还精通儒家学说，“通《易》《论语》”，能“以养而居”，并且“贤于为庄、墨、申、韩之言”，和上文紧密相连，进一步申明总结自己的观点，回应韩愈对自己的责备，可谓有理、有例，把浩初作为印证自己观点的论据，既达到了送行和赞赏浩初的目的，又有力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文字简洁而内蕴丰富，不愧是柳宗元序中具有“文章之法”的作品。

文章之意是说：佛家教义并非与圣人之说皆忤，浮图之人淡泊功利，且大有通达事理者，“舍是其焉从？”由柳宗元此序以及刘禹锡《海阳湖别浩初师（并引）》观之，浩初通《周易》《论语》，又娶妻生子，显然不是一般的僧人，故成为刘、柳的友人。

前人评此文，多看到韩、柳奉道不同，如《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卷二五引黄唐曰：“释教戾于吾儒，故退之力排之。其序文畅也，叹息当时诸公所序之诗，不告以圣人之道，而徒举浮屠之说。至子厚序文畅，则极道其美，且欲统合儒释而一之。序元暠，序浩初，亦无拒绝。子厚不害为忠恕也。”韩愈排佛，着眼于佛教对儒家纲常伦理的破坏。柳宗元则多包容，能从思想上看问题。如儒家讲仁爱，佛教倡慈悲，正是其相合之处。柳宗元不拘泥于圣人之道，主张汲取百家之长，《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说：“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牾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至于此文，评论家多对其写法赞不绝口。

宋·陈长方：“子厚作序皆平平，惟《送僧浩初》一序，真文章之法。”（《新刊增广百家详注唐柳先生文》卷二五王俦补注引）

宋·周必大：“韩退之力排佛氏，欲火其书，柳子厚乃推尊之，谓与《易》《论语》合。浩初之序，左右佩剑。今考二公心迹，谁为善学展季者耶？”（《跋此庵记》，《文忠集》卷一六）

明末清初·孙琮：“只是欲说自己喜与浩初游，乐与浩初言，先说出两大段浮屠之言可嗜，浮屠之人可游，为一篇断案。欲写此两段断案，先借退之‘病余与浮屠言’‘与浮屠游’二段，为一篇翻案。于是翻案在前，断案在中，定案在后。便将自己出豁得干干净净，真是绝不费力文字。”（《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二）

明末清初·蒋之翘：“然其文特澹宕可诵。”（蒋氏辑注《柳河东集》卷二五）

清·林云铭：“又以世人营营名利，浮图多乐山水、嗜闲安，放谪之余，无可与语，因与之游。即退之贬潮州，称大颠能外形骸，以理自胜，相与往来之意，亦非去儒以从其教也。二公良友责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均以不诡于儒为主。”（《古文析义》初编卷五）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人。世称“柳河东”。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授校书郎。二十六岁又中博学宏词科，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等参加主张改革的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并称“韩柳”。散文峭拔矫健，说理透彻。山水游记多有寄托，尤为有名。寓言笔锋犀利，诗风清峭幽远。著有《河东先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