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方法，是用来避开君主或尊长的名、忌讳一些不详不雅现象的语言文字方法。避讳的方法有代称法、改字法、空字法、缺笔法等。

我国自周到清，不得写说君王或尊长的名字，而须加以回避，以示尊敬，这叫做避；而文化的发展，使人们注重礼俗、文雅，忌讳说一些不祥不雅的现象，这叫做讳。忌、讳始于周，行于秦、汉，盛于隋、唐，严于赵宋，直到民国改元，避习渐废，但讳习从近代到现、当代，虽然在不断变化，却从未消失。

大概在秦以前，只避真名，不避嫌名。所谓嫌名，是指与君王尊长名字读音相近的字，《礼记·曲礼上》：“礼不讳嫌名。”郑玄注：“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之后，讳法逐渐严格，遇有嫌名，也要加以回避。历代典籍受此影响，颇多讳字。因而熟悉避讳规律，不仅可便于阅读，而且能助以判定典籍版本和相关人物的年代。现将常见的避讳方法作一概括归纳。

代称法就是用另外一个名称替代本名称，以体现尊重和忌讳。历代君王在死后都要上庙号、谥号，就是为了不用其本名而用庙号、谥号称呼，以体现尊重。例如汉朝提到高祖，就是刘邦；提到世祖，就是刘秀，这是庙号。这种代称流传后世，连大臣、名士也都使用，例如包文正，指包拯；林和靖，指林逋。前者是包拯从朝廷得到的官谥，后者是林逋从民间得到的私谥。除了避名，还有讳象。例如忌讳死亡现象，就把君主的死亡叫做崩、薨，把尊者的死亡叫做逝、故，平民的死亡叫做殁、夭。忌讳生理排泄，而称为如厕、出恭。随着一些代称的普及，人们也觉得不雅，例如觉得大、小便不雅，改为“上洗手间”。

在阅读古籍时，必须了解那些常见的代称。例如“岐黄”代指医术，而实际来自于岐伯和黄帝的合称。黄帝又是轩辕氏的代称。在三皇五帝和夏商时代，似乎人们还没有形成避讳的习惯，所以黄帝只能算是轩辕氏的尊称。夏朝君王有太康、有少康，商朝君王有太丁、有沃丁，有中壬、有外壬，起名完全没有避讳。只有到了周朝，形成了完整的礼仪制度，开始有了避讳。姬昌谥号文王、姬发谥号武王、姬诵谥号成王、……推广到诸侯国，也有齐桓公、晋文公之代称，其实就是姜小白、姬重耳。

秦汉以来，为了避讳，代称越来越多。例如孔丘，他的代称就有仲尼（字）、夫子（尊称）、孔子（尊称）、至圣（尊号）、文宣王（封号）、大成至圣先师（封号）……明清以后，封建专制变本加厉，一些与帝王名姓冲突的物名、地名遭到篡改，甚至出现了不许杀猪（因明朝国姓朱，与猪同音）、因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句掉脑袋的现象（因为被怀疑讥讽清王朝）。避讳现象走向了反人性、反理性的极端。

凡遇到需要避讳的字，就改用与之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叫做改字法。所避之字称为讳字。改字之例，秦汉典籍常见。司马迁撰《史记》，为了避秦庄襄王子楚之名讳，遂改“楚”为“荆”。汉高祖刘邦，《汉书》为避其讳，遂改“邦”为“国”。至隋唐，改字之风日盛。如唐高祖名渊，故杨上善《太素》改 “太渊”(针灸穴位名)为“太泉”。唐高宗名治，故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六《鉴药》改“治身”为“理身”。不但字须改，甚至连偏旁也要避讳。唐太宗名世民，除了“世”改为“代”，从“世”之字亦改为从“曳”，故《太素》注文“飧泄”改作“飧洩”。到了宋代，避讳的范围更加扩大。不仅当代君主要避讳，而且中华民族始祖轩辕氏也在避讳之列。以后，又连及孔子、老子，其名字也要避讳。到了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宋徽宗更把与皇帝相关的称号都当作避讳字来禁用：先是禁用“君”、“皇”、“圣”三字作为名字，而后又扩充到“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字为名字”（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七）。

避讳风气的变本加厉，又累及音同或音近的字。秦汉之前，避讳制度较为粗疏，礼制明文规定不讳嫌名。所谓不讳嫌名，是指可以不回避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音同或相近的字。而六朝以后，避讳制度逐渐严格，连嫌名也须兼讳。如东晋简文帝名昱，故改“育阳县”为“云阳县”。唐高祖祖父名虎，唐修《晋书》称南朝梁·沈约先人沈浒为沈仲高。又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宋代田登做州官，自讳其名，州中皆谓“灯”为“火”。上元节放灯，州吏贴出榜文云：“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民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即本乎此。这些都是避嫌名的实例。

凡遇到需要避讳的字，则空其字而不写，或用空围“囗”、“某”、“讳”来代替，叫做空字法。如许慎著《说文解字》时把禾部的“秀”字、艹部的“庄”字、火部的“炟”字都空其字而不列，只注上“上讳”二字，这是为了避汉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的名讳。今本《说文解字》中这几个字是后人补上的。《新修本草》的参修者有李世勣，但其书扉署名则作李勣，这是避太宗李世民名讳而删去“世”字。同书卷十七《葡萄》：“陶景言用藤汁为酒，谬矣。”这是避唐高宗太子李弘名讳而删去“弘”字。

凡遇到需要避讳的字，就在原字基础上缺漏笔画，多为最后的一二笔，叫做缺笔法。这是产生于唐代的一种方式。

上述几种方法，在同一朝代也可以同时使用。例如清代医籍中，有把“玄参”、“玄明粉”等改称“元参”、“元明粉”的，也有把“玄”字写成缺笔的，并不一律对待。

由于君主与尊长在取名时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不可能特意考虑选用易于回避的字，因此避讳牵涉的范围也极为广泛。由于避讳，不仅对于其时事物的名称要有所改变，甚至对于历史上事物的名称也要有所改变。因此，历代因避讳而改变他人姓名、地名、官名、物名、书名等情况屡见不鲜。

各个朝代在位的君主必须避讳；已故的君主七世之内也须避讳，叫做避“庙讳”。其类别大致有：改姓氏、改名字、改地名、改官名、改物名、改书名、改干支名、改方药名、改常语。

除了避君讳之外，古人还要避家讳。如南朝宋·范晔的父亲名泰，其作《后汉书》改称郭泰为郭太，郑泰为郑太。又如苏轼的祖父名序，其弟苏洵文章改“序”作“引”，苏轼为人作序则改用“叙”字，有时又写作“题首”。六朝之时甚重礼学，甚至有闻讳而哭的习俗。朋友之间晤谈，若触犯对方家讳，闻之者即依礼而哭。《世说新语·任诞》载：东晋桓玄初任洗马时，有客祝贺，客嫌酒冷，乃频呼温酒来，而玄父名温，玄因客犯其家讳，当席而哭，客扫兴而去。

避讳所用改字、空字、缺笔等方法，造成了古籍文字上的混乱，给后人阅读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人姓、人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之类，因避讳而改字，一改字就乱了历史事实。如唐代医药学家许胤宗，在宋代因避太祖赵匡胤名讳，被改为许嗣宗，至明代又被改称许允宗，到了清代，因避雍正皇帝胤禛讳，则被写成许引宗、许裔宗。一个人名如此多变，引起阅读时的诸多麻烦。避讳制度也从文化上暴露了封建专制的残暴。在封建时代，不避讳是要判刑的：“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唐律疏议》卷十《职制篇》)金代医学家张元素二十七岁时参加经义进士考试，就是因为试卷中用字“犯庙讳”而落第的。明清时期，因犯君讳而引起文字之祸，甚至无辜遭戮的，也不少见。

避讳也是可以从反面来加以利用的。由于避讳给我们提供了鲜明的时代标志，因而也可以辅助我们判断史料的时代，确定古籍的真伪，辨别作品作者的年代，揭示文字的讹误，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如《黄帝内经太素》一书，撰注人为杨上善，但正史没有记载其生平。宋代林亿、明代李濂、徐春甫等都认为杨上善为隋人。但据该书中只避唐讳而不避隋讳的情况来看，可判定《太素》为唐书，杨为唐人或由隋入唐之人。书中对隋文帝坚、隋炀帝广的名讳，无论经文、注文，一律不避，而对于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个皇帝的名讳，则咸悉避之，连高祖父亲的名讳也避，与其他唐书并无二致。例如“渊”作“泉”、“丙”作“景”、“世”作“代”、“民”作“人”、“治”作“理”或“疗”等，皆为唐讳。甚至在《太素·四时脉诊》“脱血而脉不实不坚难疗也”这样一条包含隋唐两讳的注文中，不避隋讳“坚”，而避唐讳“治”，可谓佐证确凿。

自宋代以来，研究避讳学的著作很多，其中尤以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及《廿二史考异》、近人陈垣《史讳举例》创获最多。《史讳举例》列举了八十多条例，分析说明了历代避讳的种类、所用的方法，并涉及诸多有关避讳的情况，是一部关于避讳学的集大成著作，在阅读古籍时可资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