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风（1916年～2007年4月15日），原籍浙江富阳，出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散文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理事，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民间工艺美术学会顾问、邮电部邮票评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六、七届政协委员。

郁风少时受到叔父郁达夫的影响，爱好新文艺。早年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西洋画。1935年后历任上海美专附中教师，上海及广州《救亡日报》记者，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美术宣传负责人，香港《耕耘》主编，《星岛日报》《华商报》编辑，桂林广西艺术馆研究员，香港《文汇报》驻京特派员，中国美协副秘书长及展览部主任、书记处书记，《新观察》副主编，《诗书画》半月刊主编。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我的故乡》，论文集《美的世界》等。

30年代期间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为报刊作插图、漫画，并参加演剧活动。

抗日开始随郭沫若、夏衍赴广州创办《救亡日报》，后转粤北四战区从事美术宣传工作，1939年到香港任《星岛日报》及《华商报》编辑。与夏衍、叶灵风、戴望舒、徐迟、叶浅予、黄苗子等创办《耕耘》杂志，任主编。并参加香港文艺界协会活动。

40年代以后，在桂林、成都、重庆工作，发表散文，举办画展，为话剧团设计舞台服装；其后任重庆及南京《新民报》副刊编辑。

50年代以后在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馆主持展览工作，并撰写美术评论及散文。

80年代以后出访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香港、韩国、澳大利亚并举行画展。

2007年4月15日，著名画家郁风溘然长逝，享年91岁。

郁风的父亲是抗日战争中殉国的法官、诗人郁华（曼陀）烈士，擅长山水画。叔父是作家郁达夫烈士。郁风少年时期即受家庭熏陶热爱文学艺术。1936年鲁迅逝世时，上海英文《中国之声》杂志在封面首次刊登的鲁迅画像，就是她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起，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美术馆展览部主任等职。先后组织评选、陈列布置全国美术展览及中外各种专题展览计三百馀次。如1952年的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美术作品展、1958年的齐白石遗作展、1959年的李可染个人画展、1978年的何香凝遗作展等都是为美术界所称道的。

对于画展，郁风她不仅仅是组织举办者，她自己的作品也多次展览过。1942年，她在桂林、重庆与黄新波、特伟等七八人共同创作举行了“香港的受难”专题画展。1944年在成都、重庆举行“青城峨嵋写生画展”。1948年在上海举行油画、水彩画展。1982年参加法国沙龙展的作品《春风吹又生》获金质奖。1986年，她应邀到德国科隆美术馆举行画展，展示了现代中国水墨画的新面貌，受到了该国艺术界的重视。1988年起在香港、汉城、台北、悉尼，1994—1995年在杭州、北京、广州举办了郁风、黄苗子伉俪书画展，也受到了较高评价。

作为画家的郁风，在文学上也有较高的成就，她著有散文集有：《我的故乡》《急转的陀螺》《时间的切片》《陌上花》《美比历史更真实》《画中游》，编有《郁曼陀陈碧岑诗抄》《郁达夫海外文集》等。

郁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理事，北京市政协委员。现任北京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出版散文集有《我的故乡》《急转的陀螺》《时间的切片》《陌上花》《美比历史更真实》等，编有《郁达夫海外文集》《郁曼陀陈碧岑诗抄》等。

郁风曾热衷于现代中国画的探索，她的作品构思精巧，色调秀丽，意境清雅，富有浓郁的抒情意味。芦苇、野花、西北和江南的风景，通过她的画笔，表现出现代中国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这种心灵感受的作品不知不觉地就引发了人们的共鸣。

而她的散文，也富于画家的独特敏感，具有明丽、清新、质朴的风格。

郁风山水画《山空秋色图》。

被黄牌警告

2007年4月郁风去世后，据她儿子介绍：“母亲患病已经三四年了，三年前发现患了子宫癌，做了切除手术后，不久又检查出患乳腺癌，又做切除手术。去年七八月份体检时发现淋巴肿瘤癌扩散。三周前做完肿瘤切除手术后就昏迷不醒，直到昨天去世。”他回忆，“病中的母亲很坚强，也很乐观，每当病情严重时她会说被‘黄牌警告’了。”

一对快活的老伴

知名杂文家邵燕祥是黄苗子郁风夫妇的多年好友。在他眼中，91岁高龄的郁风，热情如青年，天真如中学女生。邵燕祥追忆，日常生活中的郁风是非常令人喜爱的朋友。“每次聚会她都会成为中心人物。”据邵燕祥所知，郁风近年来已经动过多次大手术，可她一出院便立即“痊愈”。

2004年，黄苗子郁风夫妇一起庆祝了他俩的“钻石婚”，这标志着他们共享了60年幸福的婚姻。在邵燕祥的印象中，他们夫妇俩平常出双入对，是一对“快活的老伴”，“他们既相依为命又各自独立，就像舒婷诗歌《致橡树》中所写的橡树与木绵。”

拍结婚照趣事

《可凡倾听》节目主持人曹可凡向记者透露了黄苗子、郁风拍摄结婚照的趣事：“黄苗子矮小、郁风却很高大，但我们看到他俩的结婚照，却是黄苗子高、郁风矮。这就是叶浅予想了办法，拍照之前，在黄苗子脚下垫了两块砖头。为此，夏衍还写过一幅字，叫做‘此风不可长’。”“但是郁风先生的记性却不是特别好。”曹可凡说，“那时黄永玉和她夫妇一起去日本玩，看到一棵长得像樱花的树。郁风说这是樱花，黄永玉说不是，于是争论起来。结果，郁风说我上山去问问当地人，回来的时候，她却对黄永玉说：‘我说这不是樱花吧。’”

家人不得已下禁令

郁风极好热闹，一见到朋友，就会拉着说个不停。在她住院的最后阶段，家人考虑到这点不宜于休息、治疗，索性下了“禁令”，亲朋好友一律不得看望。

曹可凡还透露：“她生病时，打电话给丁聪，说：属于女人的东西我全没了。’丁聪说：‘挺好啊，可以写篇《属于女人的东西我全没了》，我配漫画。’”

生病也不能耽误玩

在沈崇的印象中，郁风是一个开朗的老太太，虽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经历了三次大手术，“但是她非常乐观，根本没有生病这个概念。”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郁风进行完第三次手术，就匆匆去旅行了。“黄永玉请她去凤凰玩，当时她手术刚结束，还没等拆线，就去了凤凰。等玩得尽兴了，这才回到北京的医院拆了线。”

霸道的服装行家

郁风不仅是画家、作家，还曾经做过服装设计，对于服装搭配颇有研究心得。沈崇说起一次令她印象深刻的枫泾之行，“我俩同时看中一条蓝印花布的围巾。我想买，她却不让我买，说两个人一起围着同样的围巾出去是不行的。我当场就说，‘你也太霸道了。’她一听，就再买了一条送给我，但表示绝对不能在同一场合围。”沈崇表示，之后她从未戴过这条围巾，“但这次26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郁风夫妇画展，我决定戴这条围巾，作为对往事的送别和记忆。”

对大闸蟹情有独钟

郁风曾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对这座城市有着特别的感情，尤其对大闸蟹情有独钟。沈崇回忆：“她第二次开完刀出院，正值我和丁聪来上海，她就非要跟着一起来。最后，因为她在日本有个展览，我们说你得准备展览，这才不跟来。但是她却天天打来电话，问这问那，要我们回报一天情况。一听到有大闸蟹，兴奋得不得了。结果，我们带了很多大闸蟹回去给她吃。”

情缘黄苗子

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二流堂

近三十年间，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书画合璧，声名日隆，但他们却自称是“行走在艺术世界里的小票友”——

两个版本的初次见面

记忆有时是靠不住的。即使亲历之事，数十年后回忆起来，也往往成了另一种传奇。历史就是这么有趣。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黄苗子和郁风第一次见面。然而，这次见面在他们两个人的回忆里却有两个版本。

黄苗子的版本是：我记得是和郁风在叶浅予家见面的。当时，我经常去找叶浅予。晚上，郁达夫来了，我没有发现他带着侄女郁风来，就说：“达夫，你管管你的侄女啊！”郁达夫答道：“你瞧，我带她来了！”

郁风的版本则是：当时我才十七八岁，初出茅庐，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刚毕业。我年轻，什么也不懂，跟着叔叔郁达夫到处乱转。郁达夫带我去霞飞路的漫画俱乐部，黄苗子他们几个漫画家就经常在那里聚会。当时是在一个按摩院楼上见的面，那是个不大好的地方，可能不仅仅有按摩。他们一帮人在一起，我跟张光宇、张正宇、丁聪、叶浅予，还有黄苗子见的面，都是头一次，以前不认识他们。我记得清楚极了，没有错的。可能也不矛盾，他说的是一回事，我说的是一回事。

两个不同背景的人

黄苗子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书香世家，父亲黄冷观与国民党要员吴铁城曾同为同盟会员。拜吴铁城之赐，黄苗子一直是拿铁饭碗的国民党高级公务员。岭南名家邓尔雅开启了黄苗子一生为学之门，当时黄冷观在香港办中学，邓尔雅跟黄冷观是同学，就经常来教黄苗子。古诗文的阅读和背诵奠定了黄苗子的文学基础，练习书法则是他每日乐此不疲的功课。

早在进入香港中华中学读书前，黄苗子就喜欢上漫画，16岁时创作的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展，并在叶浅予主编的《上海漫画》发表，这使他对上海无限向往。1932年，黄苗子从香港跑到上海投笔从戎，黄冷观紧急给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拍电报，拜托他关照儿子。吴铁城把黄苗子安排在上海市政府任职。黄苗子身在官场，心在艺坛，与许多画家成为至交。

一年后，郁风也随家人从北京南迁上海。与黄苗子不同，郁风的父亲郁华、叔叔郁达夫都曾留学日本。郁华是著名法官，曾营救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左派人士，郁达夫是新文学健将。郁风的大法官父亲和大作家三叔在她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郁风受郁达夫的影响，热衷进步活动。郁达夫曾带郁风去见鲁迅，郁风记得鲁迅和蔼的笑容，以及他很特别的用大拇指和四个手指拿香烟而不是夹在食指和中指中间的姿势。有一次郁达夫很直率地对鲁迅说：“我侄女学画，你有什么画册给她一本吧。”鲁迅果然送了郁风一本《引玉集》。郁风先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随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在徐悲鸿、潘玉良门下深造。

和郁达夫的交往，黄苗子记得很清楚。每次郁达夫从杭州来上海，邵洵美都会打电话把黄苗子约出来，一起吃饭聊天。邵洵美是上海“文坛孟尝君”，他创办的时代图书公司，把当时有名的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鲁少飞全都收罗进去。黄苗子有空就到时代图书公司，和这些年轻艺术家们玩在一起。郁风就在这时候走进他的世界，才人相聚，意趣相投，家庭背景大不相同的两个年轻人常常在一起谈时事、报纸、文艺，因为艺术交流而成为了朋友。

战火中的婚礼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很多上海的文人被迫流亡广州，当时郭沫若是《救亡日报》的挂名社长，由夏衍主办，郁风为记者。有一次，夏衍对黄苗子诉说《救亡日报》缺乏白报纸。黄苗子积极支持抗战，想出了个主意，建议夏衍以郭沫若的名义写个报告，上交广东政府，要求进口国外的白报纸，理由是宣传抗日，这样可以免关税。夏衍照计而行，很顺利地得到批准。多余的纸张，在广州卖出去，得到一些钱，又可以养活《救亡日报》了，一举两得。

黄苗子与夏衍交往，自然免不了与郁风接触。当时，黄苗子24岁，郁风21岁，二人已经在上海相识，又在千里之外的广州相逢。后来几经周折，两人又相继来到重庆。在重庆，黄苗子、郁风、夏衍、徐迟、冯亦代常聚在一起。当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觉得难以抉择，因为黄苗子这时依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为黄苗子担任说客的是共产党人夏衍，夏衍专程到盘溪徐悲鸿的美术学院找到了郁风，玉成了黄苗子、郁风的“国共合作”。1944年5月，他们在郭沫若的家里举行订婚仪式。当年11月，不同政党的要员在重庆一同参加他们的婚礼，书法大家沈尹默做证婚人，柳亚子和郭沫若合诗：

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

二流堂风云

在黄公馆的不远处，有一个文化人的住所，名为“碧庐”，这是电影界著名报刊编辑唐瑜自费建造的房子，用来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常常在这里的有革命家兼艺术家夏衍、漫画家丁聪、剧作家吴祖光、画家叶浅予、大牌明星金山、翻译家冯亦代、歌唱家盛家伦、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大家性情相投，自由自在地欢聚一堂。

那时进步文化人多与共产党来往较频，结交的是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乔冠华这样的朋友。从延安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中有个陕北名词“二流子”，引起了“碧庐”中人的兴趣，这些文化人平时不用严格上班办公，生活自由散漫，便互相用“二流子”调侃。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兴致勃勃地要题匾“二流堂”，一时没找到宣纸和毛笔，并未题成，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二流堂”在民族水深火热之际安顿了一批文化人，而不同学科的文化交流，更成就了日后一批文化大家。

1949年后的北京栖凤楼，住着黄苗子和郁风、吴祖光和新凤霞、盛家伦、戴浩，盛家伦称这里是北京“二流堂”。当时大家聚到一起，各自有各自的朋友。黄苗子跟郁风是美术界的朋友多，盛家伦音乐界的朋友多，吴祖光是戏剧界的朋友多。黄苗子回忆说：“‘二流堂’除了在朋友上的感情沟通，更多是推动大家专业之间的交流。比如吴祖光搞梅兰芳的戏剧，就把我、张光宇、张正宇请进去做艺术顾问，对布景等提出意见。这一类的事情很多，我们没有有意识地去振兴中华文化，但是实际上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这批志趣相投的文化人聚在一起，并不知道厄运将至。1967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二流堂”一案株连数人。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名列其中，受害的除了一批熟知的堂友之外，还有阳翰笙、叶浅予、丁聪、冯亦代、潘汉年、赵丹、华君武、聂绀弩等。

“文革”时期，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含冤入狱7年，关押在同一个监狱，却相互不知下落。在郁风的回忆里，监狱生活成了一种修炼：“坚持锻炼，斗室之内，日行万米，就感到生命的正常存在。因为我相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身体被禁锢了，思想却可以自由飞翔，和古人、世界对话，飞向每一个熟识的人，飞向每一处可怀恋的地方。”

亦师亦友双子星

黄苗子说：“我这一辈子得到过最大的益处就是朋友。我原来只是中学毕业，没有什么学历，都是靠长辈、朋友的帮助，才有了一些学问。”

很多朋友比他年长。1957年，黄苗子到广州送母亲上船回香港，为了研究唐代画圣吴道子，特别去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先生。当时，陈寅恪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要跟着一条白线去课堂。黄苗子记得：“陈老的头脑十分清醒，博闻强记。他指导我，让我查《新唐书》第几卷第几页有一些有关唐代壁画的材料，《旧唐书》第几卷第几页也都是如数家珍。”

其实，除了众多良师益友之外，黄苗子与郁风就是彼此艺术上的师友。郁风笑道：“我经常是他的第一个批评者，他写了字，我其实不懂，但是我从艺术的角度、直觉、构图等方面，最不客气地评价。他有时候听，有时候也不听。我的画，他也批评。后来，他总说他画画是跟我学的，其实不是。我们先后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年，那里地大人稀，住的房子很大，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室。我们一共有三个工作台，中间有一个大桌子，我画完以后的颜料都不用收起来，他写完了字就‘偷用’我的颜料画画。”

沧桑之后，苗子、郁风在北京安度晚年。两个人的年龄加起来已是180多岁了，但是，看上去面容红润，耳聪目明，黄苗子不时欢笑，郁风中气十足。

近三十年间，黄苗子和郁风声名日隆，夫妇书画合璧，被誉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座”，但他们却自称是“行走在艺术世界里的小票友”。黄苗子的打油诗和郁风的散文，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玩票，却玩出大家风范。在家中有黄苗子手书的“安晚”二字，那正是他们自状和自求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