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效农，中国足协原联赛部主任，中超设计者，工作勤恳，以语拙闻名。国安罢赛之日，力阻杨祖武失败，为一拙；批评改革派，谓之“大鸣大放，造反有理”，说出中国足协诸官员心中所想，被改革派抓住把柄大批是为二拙。 2010年2月，重新出山担任中超公司总经理。2011年3月辞职。

姓名：郎效农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47年10月7日

职业：足球

郎效农生于1947年10月7日。出生于北京的郎效农，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中国社会的新时代。到“文革”的时候他也和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离开了学校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在陕西省侯马附近农村下乡。1970年开始，郎效农被召入宁夏足球队，司职守门员。1978年，郎效农31岁时候退役。退役后的郎效农被分配到宁夏体委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体育学院学习，和著名教练徐根宝是同班同学。1990年北京举行亚运会，郎效农被中国足协从宁夏借调到北京参加组织工作，从此留在了北京，在中国足协工作。

1992年中国足协红山口会议确定了中国足球的职业改革方向，郎效农也跟随马克坚、李传琪等开始投入职业联赛创建工作，从1994年开始他在职业技术部负责联赛管理工作。1995年，郎效农和张健强、蔚少辉一起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两年后他被提拔为正处级干部，从1998年开始担任竞赛部主任，负责联赛管理工作。2001年年初中国足协中层干部轮岗，“郎叔”被调离联赛管理部门，担任中超联赛筹备办公室主任，负责筹建中超联赛，“中超教父”的称呼就是从这而来的。2003年年初中国足协再次轮岗，郎效农重新担任联赛部主任，负责联赛管理工作。

2004年中超联赛推出，但是下半年北京国安队联赛中罢赛，部分俱乐部“逼宫”中国足协，试图改变联赛体制和机制。这场风波把郎效农推到了捍卫中超联赛现有体制和机制，捍卫中国足协在中超联赛主导地位的斗争一线。在这场风波里，郎效农受到了极大冲击。这场风波从10月初爆发到12月结束，郎效农的头发从黑色变成了灰白。2005年到2006年，中超联赛在低谷中艰难发展，但是局势相对平稳。2006年年底，中国足协中层干部再次轮岗，郎效农因为在接下来的聘期内退休，没有参与竞聘，从联赛部主任职位上退了下来，只担任了中超委员会秘书长。

2010年2月，中超公司总经理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后，足协新任掌门人韦迪立刻与前足协联赛部主任郎效农进行沟通，并希望其重新出山担任中超公司总经理。郎效农在接受采访时证实自己同意出任这一职务，将于2010年2月8日进入中超公司暂时代管总经理一职。正式任命则需要等待中超公司董事会通过之后才能生效。

中超公司通报称，2011年3月14日，公司董事长收到前总经理郎效农递交的辞职报告，经过与公司所有董事就郎效农同志的辞呈和公开招聘总经理事宜进行了电话沟通，所有董事均表示接受郎效农同志的辞呈并同意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继任总经理。

郎效农，“中超之父”。至今未婚，过的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同事曾在背后笑他：“老郎的媳妇就是中国足球。”自嘲为“技术官僚”的郎效农曾经表示，在退休之前想实现两个愿望：一是推出中超联赛，二是组建起能够自我运转的中超委员会。2004年，老郎的第一个愿望实现了；但是中超委员会却是有名无实，致使中超联赛在第一年就面临被颠覆的风暴。

2003年3月，郎效农担任中超筹备办公室主任。这个当时中国足协新成立的机构，创造了中国足协机关的好几个一：一个主任，郎效农；一个工作人员，毛卫民；一间办公室，伟图大厦302室。

就是在一间办公室、手下一个兵的有限条件下，参考了英超、意甲等知名联赛，借鉴了近邻的韩日联赛的经验教训，2002年年底郎效农完成了中超联赛方案。

就为了中超的标识，郎效农带着毛卫民，又找来两名记者帮忙，整整忙了两个月；为了确定俱乐部的企业法人性质，郎效农多次找经济学家、工商部门咨询；为了确定中超俱乐部财会制度，他又多次到财政部了解情况；为了了解国外联赛，他利用各种机会收集资料，甚至托记者出差时帮忙搜集……

2003年11月30日，末代甲A第30轮结束，历时十年的甲A成为中国足球的历史名词。那天晚上，在伟图大厦的302室里，郎效农说：“走过了甲A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将经历更加风风雨雨的中超联赛。”不幸的是，中超元年他的话就得到了应验，而且他越来越陷入了风暴的中心。

郎效农以足协为家，这是足协工作人员的常识。但凡比赛日，或者他认为有加夜班的必要，他都会在足协办公室里过夜。十月风暴来临后，他更是几乎连续半月时间没有回过家，直到10月26日中国足协执委会议之后，他才回了一次家。

生活上，郎效农除了不吃羊肉和不吃辣外，其他几乎不挑剔。如果晚上加班，老郎就会和晚走的记者一起吃饭，出门前必先问一句：“谁请客？”如果他请客，就抽出一张百元钞票。郎效农习惯到龙潭湖路边的小店里随便吃点，两三个人的消费大多在三四十元，超过五十元的时候很少。

作为足协工龄最长的处级干部之一，郎效农的住房早可以换成更好的，但他不干。就是原来的那套房子，他也闲置了差不多十年，连他的邻居朱和元都看不下去了：“老郎，你的房子要不住，我帮你租出去。”记者帮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把这套房子租出去，十年的租金早超过十万元了。但郎效农摇摇头：“不租，就那样。”

前两年车改，郎效农买了足协的一辆旧桑塔纳轿车，他不会开车，就交给了一位同事，唯一的要求就是有时候下班接他一起走。

2007年11月28日上午在足协大会上，足管中心领导谢亚龙安排了女足领队以及相关部门副职的调整，同时还宣布了郎效农不再担任中超委员会秘书长，该职位将由联赛部主任马成全兼任，这意味着为中国足球辛苦了大半辈子的郎效农在足协的工作走到了尽头，年满60岁的郎效农开始了自己的退休生活。 或许是宣布得很仓促，让老郎也毫无思想准备，他回到办公室开始下意识地收拾起自己的行装。

之前足管中心曾有过返聘郎效农的打算和想法，在平稳度过08年奥运会后再让郎效农退休，老郎心存侥幸的只能是期望这一切成真，这样还能再为中超联赛出点力，可是宣布后也排除了返聘的愿望，之前没有得到任何领导的谈话，这也让老郎多少会有想法，但是他还是开始做彻底离开足协办公室的准备。

在会后，还是没有领导与郎效农谈话交流，作为一个经历过很多波折的60岁男人来说，很多事情是需要自己独自慢慢消化的。老郎收拾东西风风火火地很快，一些用不着的东西就送了人。

被认为是中国足坛最懂足球的郎效农日前披露中国足协这个组织的“非法性”，甚至连谢亚龙的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头衔都是“假”的，这三年半以来谢亚龙居然只是一个“伪主席”！这个消息连同“谢亚龙下课”一起，很快“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大关注。

他从没经过足代会的通过程序，这样，他就不能成为章程认可的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

郎效农透露，中国足协的存在本身是尴尬的，因为有关方面都严重违背了《国际足联章程》、《中国体育法》的相关规定，用足球管理中心这个机构完全取代了中国足协，使得中国足协完全背离了“纯粹的民间组织”这个原则，导致中国足协陷入与世界绝大多数足协都不同的尴尬境地。这就是外界一直抨击足球“毁于体制”的根本原因。

郎效农同时还透露，在《中国足协章程》中明确规定，只有全国足球代表大会“有权选举和罢免主席；表决通过副主席”，但是谢亚龙上任后，他从未召开过足代会，他虽然是总局委任的足球管理中心主任，但他从没经过足代会的通过程序，这使他从来就不是章程认可的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原来，谢亚龙只是一个“伪主席”，也就是说，谢亚龙任职期间，前任阎世铎反倒是名正言顺的足协专职副主席！

2008年12月，中国足协将召开全国足球代表大会，有人认为这将是决定中国足球存亡的一次会议。而谢亚龙能否有机会参加12月的会议，并且补充一下这个通过程序，将决定了中国足球过去的三年半是否是在一个“伪主席”的带领下过活，这才是谢亚龙过去三年半给中国足球带来的真正笑话。

中国足球迅速堕落的表征都让中国球迷强烈要求谢亚龙辞职，在中国，这叫做“谢亚龙下课”。

谢亚龙去国家行政学院学习三个月，事实上已经“下课”。这个消息连同他当了三年半“伪主席”一起，引起全球关注。中国足球无法实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但谢亚龙本人却做到了。

英国《卫报》称，一直饱受嘲弄的中国足协主席被解职，国家队的持续低迷表现已经使他们成为了球迷间的诅咒和开玩笑的对象，谢亚龙的执政被球迷们看成是中国足球每况愈下的四年。赞助商的纷纷离去，赛场观众人数持续走低，这一切中国足球迅速堕落的表征都让中国球迷强烈要求谢亚龙辞职，在中国，这叫做“谢亚龙下课”，这甚至成为中国观众在观看奥运会或者残奥会时的惯用呐喊口号，无论正在进行的比赛中是否有中国运动员参加。

美联社则称，为奥运惨败买单，中国足协“老大”谢亚龙“下课”，他此前所负责的中国足协一切事宜都将由南勇全权接手，而这也意味着“随着中国国奥队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拙劣表现受到举国范围的强烈谴责之后，中国足协终于做出将谢亚龙解雇的决定”。

另外，法新社也发表评论称，“奥运惨败后，中国足协高官被免职。”澳通社的说法大致相同，“中国足协‘老大’靠边站。”马来西亚《星报》则认为，“奥运后中国足球困难重重。”

谢亚龙时代几乎毁掉了青少年培养体系，他对中国足球的负面影响很久不会消散。

谢亚龙离开中国足协时，曾交代相关人员别忘了“讨债”。然而当谢亚龙等人想秋后算账的时候，才发现这几笔“账”很难算，这也决定了谢亚龙“下课”之后，他对中国足球的负面影响会绵延很久不会消散。

谢亚龙留下的烂摊子里，最难应付的就是“官司”，即2006年中超联赛的主赞助商爱福克斯至今尚未将拖欠的540万欧元(近6000万人民币)支付给足协，中国足协决定通过法律程序追逃余款。

另外，跌入历史最低点国家队如何“重组”也是难题，这其中包括国家队究竟该如何组织集训、与联赛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处理，国家队的球员究竟该如何进行选拔，应该是选择国产教练还是继续选择洋帅，等等。更重要的是，谢亚龙时代几乎毁掉了的青少年培养体系如何重建，也是一大难题。

2008年12月将召开谢亚龙任期内首次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会上将确定足协新任领导班子。届时，谢亚龙在干了三年半的“伪主席”后，将正式卸任。

由抓赌引发的对下赛季中超联赛改革的说法越来越多。有说中超将要“裁军”，可能被缩编到仅剩8支球队；也有说中超有可能要进行“休克”疗法，暂停一个赛季。对于这些说法，“中超之父”、前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郎效农有自己的看法。

2009年11月12日，郎效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觉得“休克”疗法不可能，“裁军”也有违职业联赛生存发展之道。当然，跟很多人一样，郎效农非常支持此次有关方面的抓赌行动，觉得这对中国足球而言，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郎效农在中国足协任职期间，也遇到过处理假、赌、黑的问题。但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证据论”往往都把足协给难住了。郎效农透露说：“我们过去处理过几起事件，最典型就是对当年几支甲B球队（甲B五鼠事件）的处理。当时都是以消极比赛或者比赛过程和结果违背公平竞争原则来处理的。对中国足协来说，只能定这样的性，但这里边有没有可能是假球，没有充分的证据。”

“没有充分的证据”，并不是中国足协的推辞，而是中国足协权限所致。“遇到问题，我们只能调查，问是不是这么回事，问好多人，各个方面都要调查了解。但在这个最敏感、最本质的问题上，谁都不会承认。”

此次公安部门介入，在郎效农看来，可以有效帮助中国足协解决没有证据的问题。“公安司法部门的介入，是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类似这些假赌黑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而且要彻底根治。但这些问题单靠足协这样的行政管理部门肯定不行，打击假球、赌球必须要有证据，尤其是进入法律程序后，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证据说话。对于足协最大的遗憾和不足就是，它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来获取证据，所以必须要借助公安司法部门的力量。”

至于目前有消息说，赌博集团可能操纵着整个联赛，郎效农表示：“这种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他们不可能操控整个职业联赛或中超。这种说法，要么是糊涂，要么是企图以此为借口彻底否定足球职业化改革，为走回头路制造舆论。”

随着抓赌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或俱乐部被曝与赌球或假球有关，有关中超可能“裁军”甚至“休克”疗法的说法喧嚣尘上。当晨报记者提出中超是否有可能因为涉赌球队太多等原因而“休克”一个赛季时，郎效农斩钉截铁地说：“我觉得这不可能。”

至于目前的“裁军”的说法，郎效农也不支持。“一般认为，一支球队每年需要参加大约50场正式比赛，才能更好地锻炼和提高技战术水平，积累必要的实战经验。而一个职业联赛也需要有适当数量的参赛队伍和比赛场次，才能形成具有必要规模的足球市场，保障联赛及俱乐部的生存和发展，形成良性发展的循环。‘裁军’既不符合提高足球竞技水平和发展足球市场的需要，也不符合世界及亚洲足球发展的基本趋势，将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消极后果，使艰难求生的中国足球雪上加霜。”

郎效农表示，2007年亚足联检查小组对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足球联赛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做出评定，中超联赛位居日韩联赛之后排名第三。但亚足联职业联赛委员会也向中国足协提出了三条改进措施，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我们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中超联赛扩充为18支球队、34轮比赛，以满足不少于34轮的规定。“我们如果不去遵守和落实上述规定，反其道而行，把中超联赛队伍进行所谓的大“裁军”，将可能在2012年之后丧失参加亚冠联赛的资格，或大大减少参赛球队的名额，这必然会失去或减少中国球队参加亚洲大赛的学习、锻炼、提高的机会，严重影响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及国家队的进步。”

郎效农不仅反对中超“裁军”，相反他极力支持中超“扩军”。他觉得中超扩军到18支球队将能促进中国足球的新发展。

2011年3月，郎效农辞去中超公司总经理职务，出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

为了确保邀请到郎效农，河南建业俱乐部启动了全方位的手段，刚刚开完两会回到郑州的胡葆森立即约请郎效农见面谈。在这次畅聊中，河南建业承诺给郎效农整个中超16家俱乐部老总里最大的权力，让他可以按自己的思路经营俱乐部，而且“没有成绩指标，没有经营指标”，这些都是压在那些俱乐部老总肩上的重担。河南建业俱乐部帮老郎卸下了包袱，这更加使得郎效农体会到了对方的诚意。

在三天之后，郎效农权衡利弊后最终做出了决定，接受建业的邀请，随即到郑州履新。

2011赛季结束后，郎效农不再担任建业总经理，改任球队顾问，总经理一职由朱红亮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