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斋（1901年—1937年3月14日），原名邓少文。河南许昌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上海以“义斋钱庄”经理身份作掩护从事秘密活动，从此改名郑义斋。在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同志们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郑义斋是中国工农红军杰出的后勤工作者，历任鄂豫皖民主政府财委主席，兼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后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后勤部）部长、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

他在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各种努力筹集粮食、食盐、被服、药品、军火等各种物资，他还根据鄂豫皖苏区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套财政经济制度，保证了苏区经济的顺利发展。

1937年3月西路军突围时，为掩护战友，保护军费而牺牲。

1923年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做地下交通工作。

1930年在上海以“义斋钱庄”经理身份作掩护从事秘密活动，从此改名郑义斋。他在钱庄整整工作了两年，经常四处奔波，来往于上海、武汉、北平、天津、大连、青岛等地，为党组织筹集和周转资金，为苏区红军购买、转运军用物资。

1932年春奉命赴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他是一个出色的后勤工作者。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为了保证前方红军作战的需要，他积极组织力量，筹集军火、粮食、衣服和医药用品等大量物资，支援红军作战。同年10月随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入川。

1933年2月起任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省工农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兼兵工厂、造币厂厂长。当时部队缺粮缺盐，郑义斋及时向方面军总部提出了“开源节流”的方案，组织发展苏区经济，保障红军供给。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主要领导人的郑义斋，在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同志们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1935年参加长征。

1936年6月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同年10月随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转战甘肃省河西走廊，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收购粮食，制作被服、弹药，供应部队作战需要。

1937年3月14日在赴西路军总指挥部途中，于临泽康龙寺以南的石窝被国民党军包围。为了不使携带的经费落到敌人手里，郑义斋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张开清带上黄金和银元冲出去，自己组织掩护。在激战中，郑义斋壮烈牺牲，时年36岁。

郑义斋，早年就读私塾4年后，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后在京汉铁路当工人，开始接受中共党组织的教育，积极为革命工作。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做地下交通工作。

1930年春，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郑义斋来到上海开设“义斋钱庄”。这个钱庄一面作为党筹集经费的企业，一面作交通站。这时，邓少文对外是经理，对内仍作交通工作。从此，他改名郑义斋。在钱庄工作两年的时间里，郑义斋为了给党筹集周转资金，为苏区购买转运重要物资，四处奔波，历尽艰险。两年期间，他在各地党组织配合和掩护下，多次往来于上海、武汉、天津、北平等地，为党筹集资金，为苏区红军购买、转运军火物资。当时山东党组织准备举行武装暴动，郑义斋和钱庄一位“伙计”携带巨款前往济南，为暴动提供经费。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济南，特务横行，当地组织遭到破坏，两人在城里转来转去，几天都接不上关系。身上的钱用光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伙计”把掌心的烧饼屑舔吃干净后，望着郑义斋肩上的褡裢，低声的央求道：“老板，是不是把里面的钱拿点出来用。”郑义斋摇摇头说：“这笔钱一文也不能动，那可是本钱啊，准备做大生意的。”看着“伙计”沮丧的样子，郑义斋安慰道:“你把我穿的这件马褂拿到当铺去，再熬上几天，想法把关系接上。”关系终于接上了，钱送出去了，郑义斋当完身上的衣物，化装成苦力，为火车锅炉加煤，好不容易才回到了上海。

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遭到大破坏，党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往中央苏区。郑义斋根据党的指示，认真处理完钱庄的善后工作后，于1932年春由上海前往鄂豫皖根据地，继郑位三之后担任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1933年2月，郑义斋任川陕省财政委员会主席。同年夏，郑义斋又接替吴先保担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此时郑义斋身兼数职，既任川陕苏维埃政府财委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又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还兼任兵工厂和造币厂厂长。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主要领导人的郑义斋，在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为了解决全军的穿衣吃饭问题，郑义斋费尽了心机。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仓促撤退，千里转战来到川北，吃饭成了很大的问题。同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下，由鄂豫皖苏区转移到陕西省西乡县钟家沟地区。在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混战，川北兵力非常薄弱，且该地区物产丰富，地势险要，遂决定集中力量向四川发展，翻越巴山，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创建川陕苏区。通（江）南（江）巴（中）地区靠近巴山，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水田少，旱地多，巴山地区产粮少，向东南发展，粮产较丰富。穷人家里没有粮食，多以杂粮、红苕、山芋为食，但地主家里存粮较多。郑义斋详细调查研究了这些特点和情况，向方面军总部提出建议：打土豪破仓分粮时，只把一部分粮食分给最穷的人家，大部分粮食集中起来，运往后方。这样，总经理部要在全苏区遍设粮食站、转运站，并动员全苏区男女，参加这种运输，保证部队在那里集中作战，都有饭吃。同时，也使敌人在苏区得不到粮食，致敌以极大困难。郑义斋还建议：红军各级政治机关，要协助政府开荒种田，毁烟种粮。到1934年，在中共川陕省委关于“多种粮、多种蔬菜、多喂牲畜”的号召下，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粮食、棉花、油料、蔬菜、猪牛鸡鸭，都获得丰收和发展。郑义斋还领导总经理部带头，坚持勤俭节约，大米主要供作战部队和伤病员，后方多吃杂粮。红军刚入川，食盐曾一度是一个严重问题。仪陇南部战役后，红军占领了部分盐场。他亲赴盐场，组织职工、灶户恢复生产，并将大量食盐运往后方，既供军食，又可作向群众换粮、换布之用。

1932年冬，为解决红四方面军迫在眉睫的穿衣问题，郑义斋与各军、师商定，共同负责，各军师经理处均成立被服厂，总经理部成立了三个工厂，统一筹划，分工制作冬夏衣服。布匹来源主要是由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站收购土布（也与粮食站合在一起），一部分向边沿地区商贩采购。经过多方努力，1933年和1934年的冬夏服，红四方面军做到了统一供给。

郑义斋对苏区经济建设十分重视，他强调经济建设必须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经济来源要从建设中去寻找。他批评某些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只注意没收，不注意经济建设。他在《我对财政经济工作之意见》一文中要求，各级财经工作的领导干部认真抓好经济建设工作，并“在各种会议上提出讨论，使每一个工作的同志都了解，尤其是每个党团员把经济工作当作日常中心工作之一，务必达到苏区每个工农群众都知道经济建设的意义。”

郑义斋看到有些红军将士把有钱人的贵重物品、高档家具、珍奇古玩看成奢侈品砸烂并付之一炬，不许加以利用，十分心疼和气愤。他在达县一次干部会议上说：“一切财富都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这些好东西，是过去地主老财们剥削掠夺我们穷人的。现在打倒了他们，好东西又回到了主人手里。我们为什么偏要打碎砸烂呢？我们是真正的主人，应当珍惜它们。只有劳动人民才有享用它们的权力！”以后，部队打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同地方党组织一起组织人力，迅速将战利品清点、归类、装运、入库，为革命积累了大批财富。

在军事工业方面，郑义斋不但具体领导了搬运四川军阀刘存厚兵工厂的工作，而且还同达县党组织一起向兵工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为红军制造枪弹。这批军工在党组织和郑义斋的动员下，愉快地进入了根据地，壮大了苏区军事工业队伍和技术力量。郑义斋还指示供给部门将这批军工的家属全部搬迁到后方，使军工们深受感动，加倍努力工作，成为红四方面军兵工厂的一支主要技术力量。在郑义斋的亲自领导下，红军很快在通江苦草坝、德汉城，苍溪县文昌场等地建立了红军纺织厂、被服厂、修械厂、子弹厂、炸弹厂、造币厂、火药厂、斗笠厂、造船厂等。两个男女被服厂有缝纫机数百架，工人四、五百人，一天可以生产上千套军装，使数万红军穿上了整齐划一的军装。兵工厂有机床138台，工人1400余人，每日昼夜不停地生产大批枪支弹药，供应军需。郑义斋同工人们一起研制了马尾手榴弹，后又改为麻辫手榴弹，上面刻着“消灭刘湘，赤化全川”字样。这种手榴弹杀伤力很大。郑义斋还同兵工厂负责人丁武选等带领职工研制出了一种射程很远的山地平地都能打的平射炮。在战斗中，这种武器发挥了不小的威力。在郑义斋的领导下，红军兵工厂职工在原材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制造了大批枪支弹药，保证了全军的需要，为粉碎川敌的军事进攻，巩固和扩大苏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33年8月，嘉陵县张家坝乡的十几个铁匠组成“铁器生产合作社”，为红军和游击队铸造马刀、长矛、火枪等武器，支援革命战争。

在财政方面，郑义斋在《苏维埃》、《干部必读》等报刊上多次发表文章，针对财政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办法和建设性意见。1933年7月，他在《对于经济物资集中统一支配和彻底整理问题》一文中，列举了财经工作的保守思想和分散主义的各种表现和危害，提出了健全各级财委会、经理处本身的工作、切实执行预算和决算、经济财物要经常精确统计、坚决执行现金集中、发展对白区的贸易、加紧宣传累进税的意义、加紧宣传与普遍建立各种合作社组织等十条解决的办法。他的这些主张，对于加强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完善财经制度，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展苏区经济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由于郑义斋熟悉财务工作，善于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被大家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郑义斋坚持原则，坚决抵制了川陕苏区最高负责人张国焘的“左”倾错误，当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大搞宗派主义滥杀革命同志时，他以“业务工作需要”、“边使用边改造”的名义，将这些人安排到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灵活地保护了一大批同志。

郑义斋特别重视人才。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的成员，有在鄂豫皖参加的，有在四川参加的，有工人，有技师，还有被张国焘打击不用放到总经理部来的，在郑义斋一心为着党的事业，一切为着前方胜利的高度革命事业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影响下，他们都能安心工作，相互团结，各自充分发挥在工作中的主动精神。

为了保障川陕苏区的物资供应，郑义斋对驻陕南的国民党三十八军孙蔚如部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建立了一条由陕南到苏区的红色交通线。地下党员武老平利用三十八军参谋为掩护，在汉中采购了无线电器材、药品、医疗器械及一些紧缺的生活用品，通过这条红色运输线进入了巴山深处。一次，20多个“挑夫”正走在密林小道上，突然遭到土匪头子徐耀明等的抢劫。郑义斋接到情报，迅速带领一支红军部队赶到羊圈关，夺回了这批物资。为确保这条红色运输线的畅通，郑义斋决心除掉徐耀明这帮土匪，他利用另一土匪头子袁刚与徐的矛盾，设计将徐耀明击毙，收编了徐的“兄弟伙”，从此排除了这条运输线上的干扰，也为巴山百姓除了一害。

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渡过嘉陵江后，整个前方后方都在不断转移之中。郑义斋根据这种情况，当即组成三个兵站，跟随部队行动，就地筹集粮食及物资，分配部队使用。郑义斋率领方面军总经理部及所属工厂，跟随部队转移。沿途凡有两三天以上的休息，各工厂立即进行生产，就地取材制作被服用品，修理武器，制造手榴弹等，大家搞得热火朝天。

1935年，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郑义斋率领总供给部及所属工厂，随部队行动。所到之处，他即刻组织就地筹集粮食和物资。

1935年9月，郑义斋奉命任白区工作部部长，以后又作为四方面军代表团负责人去迎接二方面军，至1936年7月调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30军、9军、5军相继渡黄河西进。1936年11月11日，经中央同意，红四方面军渡河各部正式称西路军。郑义斋任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带领所属队伍携带大批辎重，边行军边战斗，随主力向西转移。郑义斋克服重重困难，仍然组织大家设法搞好后勤工作。

西路军进军途中遭到“三马”（马步芳、马鸿奎、马步青）骑兵的追击，战斗频繁，经过几次恶战，损失很大。1937年3月，西路军残存部队进入祁连山。西路军总部鉴于局势严重恶化，遂决定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以后的行动方针。突围的前夜，在康龙寺一座喇嘛庙里，郑义斋抱着怀孕的妻子、总供应部管理科科长杨文局，满怀悲壮，深情地说：“文局，最后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如果我冲不出去，你也要想法冲出去，活着把孩子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都要拉扯成人，让他继承革命事业。”

3月13日，郑义斋接到总部命令，要他将西路军的全部经费送到总部去。郑义斋把自己的衬衣全部扯成条条，让怀孕8个月的妻子把经费包好，带着经费和几名战士一同前往总部所在地。3月14日，他们携款刚走到半路，就被敌人发现。郑义斋让自己的警卫员把钱带上先跑，自己留下断后。在郑义斋的火力掩护下，警卫员带着西路军的经费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将经费完好无损地送到了总部首长手中，但郑义斋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6岁。

郑义斋和他的警卫员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神圣的历史使命。正是依靠这些黄金，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等总部首长安全返回陕北，李先念、李卓然、李特、程世才等率领西路军余部西进新疆。

1957年，中共党和人民政府在甘肃省高台烈士陵园为西路军英勇牺牲的将士们建立了纪念碑。

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题词中写道：“伟大的革命先驱的事业和英名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徐向前元帅的题词是：“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是我军无上光荣。”深切表达了党和人民对郑义斋等烈士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