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道（1914年—1942年07月），广东香山人。1933年考入同济大学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组织指示到上海情报系统工作，担任交通员。抗战爆发后，郑文道曾在青岛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打击日寇。1938年参加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9月，调至中共中央特科，参加我党在上海的地下情报工作。1940年，化名程和生，打入日本情报机构：“满铁上海事务所”。

1914年，郑文道出生于广东香山县。1937年抗战爆发，刚从同济大学毕业的郑文道毅然放弃了学校介绍的工作，加入了由中共青岛秘密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他曾奉命趁日军尚未控制青岛之际，对青岛的码头仓库和铁路大桥进行爆破，有效地阻碍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但没多久，日军加大了盘查力度，游击队在一次袭击小股日军时被打散，郑文道与游击队失去了联系。

1938年1月，郑文道辗转到上海，参加了“华东人民武装抗日游击队”，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郑文道作战沉着、勇敢，组织上决定让他转入上海隐蔽战线工作。1938年9月，日军下辖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在上海公开招考研究员和雇员，郑文道化名“程和生”前去应考，顺利被录取。这个机构表面上是经营中国东北铁路和重工业的一家铁路公司，实际是日军设的情报机关，下设了“时事研究室”和“特别调查班”两个附属机构，专门负责调查中国各地的地质状况、兵力布局、经济情报等内容。

中共党组织当时已经安排了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等人潜伏其中，郑文道接受的任务是及时将中西功搜集的情报传送给党组织。中西功把日军各个战区部队的分布、武器配备、负责人是谁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并将情报卷成细细的纸卷装进香烟筒里，在两头堵放上烟丝，交由郑文道传递出去。

郑文道经常出入日本机关，众人认为他已公开投靠日本特务机关，纷纷跟他划清界限，连他的恋人也不知情，斥责他是“卖国贼”。经中西功搜集交由郑文道传出的情报信息数目非常多，有汪精卫秘密访日的消息、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和“兴亚院”的指示、日本方面收买丁默邨的内幕……

当伪军打算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规模“扫荡”时，郑文道及时地将情报交给了党组织，使根据地提前一个月就获悉敌人的行动计划，避免了损失。还有一次，根据地收到了郑文道递交的一份“日军准备袭击山西根据地派往敌后去的干部”情报，立即改变了护送干部的路线，让日军的偷袭扑了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就“南进”、“北进”的侵略路线争论不下。所谓“南进”，就是要南下东南亚对英国、美国、荷兰宣战，演变成太平洋战争；而“北进”，就是向前苏联进攻，与德军夹攻前苏联，使之腹背受敌。日军最终的战略决策成为当时各参战国关注的焦点。延安曾两次来电询问日军的动向。中西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及时获悉了日本高层正秘密部署“南进”的动况，郑文道将这一重要情报汇报给了党组织，使得延安及时获悉了日军的战略意图。

屡次的军事泄密引起了日方的警惕。1942年7月，中西功等人被捕，郑文道和另一名秘密情报人员倪之璞也随后被捕。敌人立即对郑文道他们实施刑讯逼供，企图破获地下情报组织，但郑文道坚决不说。一次审讯后，郑文道趁敌人不备，从窗口跳了下去，当场牺牲，年仅28岁。

1929年，19岁的中西功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受学院老师、中共党员王学文影响，积极投身反战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中西功秘密参加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往返日本和中国，从事反战活动和相关学术研究。1934年，中西功再次来华，经友人尾崎秀实介绍，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进入“满铁大连总部”工作。

1937年冬，中西功与反战的日本友人在辽宁大连老虎滩聚会。会上，中西功被推荐为“全国反战运动”的召集人，并成立了由尾崎庄太郞联络东北、白井行幸联络华北、西里龙夫联络华中的秘密反战组织。

1938年5月，中西功因出色的研究能力被派遣到上海，成为“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主任。在上海，中西功见到了昔日的恩师、中共党员王学文，并提出“尽快在日本人中建立中共的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议。

不久，上海情报科负责人吴成方带回我高层领导的意见，同意发展中西功等日本同志，并组成“日本人情报小组”，由吴直接领导。情报联络员郑文道担心吴成方这样做太冒险，阻止他：“按照秘密工作规则，你不能直接同日本人联系，中间必须有个联络员。”并主动请缨当那个“随时准备牺牲的联络员”。

中西功与上海情报科的第一次秘密联络被安排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刚见面，中西功首先深深地鞠了一躬，离别时，郑文道特意来了个90度的鞠躬，并郑重地说：“希望你值得我的鞠躬感谢!”就这样，28岁的日本人中西功和24岁的中国人郑文道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秋走到了一起。

1938年9月，经中西功推荐，郑文道化名“程和生”进入“满铁上海事务所”，主要负责中西功及其日本友人、在南京的西里龙夫情报的接收和转送工作。

1940年4月，在中西功的提议下，“满铁上海事务所”先后成立了“时事研究室”和“满铁特别调查班”等附属机构，专门负责调查中国各地的地质状况、兵力布局、经济情报等。在“满铁”这条情报线上，郑文道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先后传递了百余件重要情报，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制定战略决策、打击日本侵略军、保卫敌后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8月，日军拟袭击我从山西根据地前往河北敌后开展斗争的100多人干部队伍，郑文道及时将情报转交八路军总部。八路军立即调整行军路线，并在敌必经途中设下埋伏。结果，日军不仅扑了空，还遭遇八路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八路军总部一位负责干部高兴地说：“应该为及时传送这一情报的同志记一大功。”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7月2日，日本天皇召开了御前会议。苏联急需了解日军的确切动向，党中央曾两次来电就“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询问上海情报科，潘汉年特意从香港回到上海，将这一任务交给中西功和西里龙夫。

为了拿到第一手情报，中西功于1941年10月25日回到日本。而此时的日本，一周前，因佐尔格的“东京情报小组”暴露，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先后被秘密逮捕。

绝境中，中西功以找朋友的名义，只身闯进日本军方的报道部了解日军动向，掌握到“日本当局把日美谈判最后期限定在11月30日”，又通过一个在银座开小书店的朋友，从其在军令部当通讯参谋的姐夫处获知“日美谈判一旦破裂就会开战”。综合多个渠道来的情报，中西功立即返回上海跟进“满铁”密档，最终锁定“日本南进作战当在12月1日至15日之间，12月8日的可能性占到90%”。

中西功迅速将此情报交给郑文道，情报转至苏联后，苏联立即从西伯利亚抽调兵力投入东线战场，并最终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周恩来后来说，“这个情报是国宝。”

屡次的军事泄密引起了日方的警惕。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了“佐尔格-尾崎秀实第三国际间谍案”。作为中西功在日本政府的内线兼密友，尾崎秀实在被捕前，匿名给中西功发了封紧急密电：“向西去。”

中西功收到密电后，立即将此危急情况告知郑文道，要他尽快脱离。而此时，正是跟进日本“南进”情报搜集的关键时期，中西功毅然决定逆行——“向东去”，亲自去东京搜情报。

郑文道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他担心自己突然离去，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还可能危及打入“满铁”的其他同志。郑文道决定留下来，他郑重地跟中西功说：“也许我也会被抓，但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

郑文道迅速将此危急情报向上级作了汇报，并清理自己的住处，确保不留蛛丝马迹。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被捕。1942年7月29日清晨，从东京赶到上海的日本警视厅特务和日本宪兵逮捕了郑文道，并将与郑文道同室居住的我地下情报人员倪之璞也作为嫌疑对象一同逮捕。

特务们将郑文道关进卫生间，当即开始刑讯逼供。郑文道一口咬定自己与日本人只是工作关系，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知。日本特务只得将郑文道和倪之璞一起押上吉普车，准备带往日军宪兵司令部继续审问。

当吉普车驶至繁华闹市时，郑文道想要制造轰动性事件，给其他来不及通知的同志示警，就突然纵身跳出车厢，头部血流如注，当场陷入昏迷。

为了获得口供，日本宪兵将郑文道送至医务室抢救。伤势稍缓，特务们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提审。特务们百般利诱，郑文道不为所动。受尽酷刑，他坚贞不屈，始终咬定与中西功只是工作关系，也不知道刘国光(吴成方)的住址。利用看守的疏忽，郑文道纵身一跃，从四楼病房的窗口跳了出去，英勇牺牲，用28岁的生命保护了同志。

朝闻道，夕死可矣。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了“佐尔格-尾崎秀实第三国际间谍案”，日本宪兵将视线集中到了上海，天罗地网就在眼前。为了掩护战友、继续传送对党中央至关重要的情报，郑文道决定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战斗，他对战友说：“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一起被抓去，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而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

最终，郑文道以极其壮烈的方式践行了自己的诺言。1942年7月29日凌晨，郑文道被捕。押送途经闹市区，为向战友示警，同时以死保守组织秘密，他毅然决然头朝下跳出车外，当即昏死过去；被日本宪兵抢救醒来后，他再一次趁看守不备，奋不顾身从审讯室窗口一跃而下，壮烈牺牲，年仅28岁。

2014年，为永远铭记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郑文道的名字赫然在列。